成了300英里的追击。 轮子已经旋转了。从1918年的贡比涅到1940年的贡比涅中间，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今后我们又将向何处去呢？
第七章 两个战役之间
法军放下武器的那天，德国人抹去了心中最黑的烙印——那就是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福煦元帅停在贡比涅森林的专列上签订的停战条约。现在法国人在同一地点和同一车厢中签订了他们自己的投降条约。
1940年6月22日要算是希特勒一生事业中的顶点。自1918年以来，法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德国始终是悬在头上的一个巨大威胁，现在却已经完全被打倒，不再是第三帝国的对手了。英国虽尚未遭到最后的失败，但却已经被逐出了欧洲大陆。俄国现在已经变成了德国的邻国，尽管有了莫斯科公约，仍然足以在东方构成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由于德国在波兰和法国已经一再获得胜利，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它很不可能敢于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克里姆林宫的确曾经想乘德国有事于西方的时候，乘机作更进一步的扩张，那么显然它已经丧失了机会，它不应该让德军对盟军赢得如此迅速而决定的胜利。
德军虽在波兰和法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但这却并非说其领袖自从第一次贡比涅之后，就一直都在准备进行一次复仇的战争。与所有敌意的宣传家所说的情形都恰好相反，在1918年到1939年之间，德国总参谋部的政策，事实上绝不是想打一次报复性或侵略性的战争，而只是为了确保德国的安全。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军事领袖们最后却终于容许希特勒操纵了他们，这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了政策的优越地位。尽管他们并不同意这种政策，但除了发动一个政变，就无法推翻它。
希特勒虽然曾经竭尽全力重整军备，但这却并非成功的唯一原因。诚然，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处于无防御的状态，所以重新武装是战争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毫无疑问，德国的军事准备并不充分，陆上不如俄国，空中也不如西方国家。甚至单就部队、坦克、和火炮的数量而言，西方国家也至少能与德国相等，在某些方面还可能较为优越。西线战役的决定因素不是军备，而是德军方面的部队素质较佳，和领导较好。虽然不曾忘记战争中的那些不变的法则，但是自从1918年以来，德国国防军却只学会了一两件新东西而已。
休战之后，陆军总部开始采取步骤使相当数量的师复员，同时有某些步兵师也开始改编为装甲师或摩托化师。
第38军的军部最初移驻萨姆色雷（Samserre）地区，那是在卢瓦尔河的中游，处理某些师的改编工作。我们离开了那个古色古香的堡垒，移到一个较小的别墅中。我们这个新居是一个假古董，一位酒商的私产，到处都显得趣味极为低劣，唯一值得欣赏的就是在小山的顶上可以遥望卢瓦尔河的河谷。
7月19日，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召往柏林，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开会典礼，希特勒在那里正式宣布西线战役已经结束。同时他为了表示国家对军人的感谢，给予一部分高级军官以荣誉，好像战争已经完全胜利了一样。自然，德国人民是应该感谢军队，但是我们军人却感到这种赏赐在性质与范围上都似乎有一点过度。
希特勒同时任命了一打陆军元帅和一位海军元帅，这种行动毫无疑问足以使这种官阶的威望贬值，过去在德国这是一种极高贵的荣誉。除了威廉二世曾在和平时期任命几位元帅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必须亲冒炮火立下极大的战功才能获得这种尊号。
波兰战役结束时，陆军总司令与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是能够符合这个要求的，但是希特勒却未把他们升任元帅以表示对于陆军的感谢。现在他却一次制造了一打元帅，除了曾经打了两次卓越战役的总司令以外，还包括着三军统帅部的主管在内，他既不是指挥官又不是参谋长。另外还有空军部的副部长，他的组织功绩固不可没，但却决不足以与陆军总司令相提并论。
希特勒最狂妄的行动要算是把戈林升到了陆海两军总司令的头上，任命他为帝国大元帅，并使他成了铁十字章中的大十字级勋章的唯一受领者。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嘉奖的方式似乎是故意贬抑勃劳希契，这也可以明显表现出希特勒对于陆军总部的看法。
这一天我也得知我这个军已经有了新任务。我们应移驻海峡海岸上并准备入侵英国，有3个步兵师交给我们指挥。我们的营区设在列托库特（Le Touquet），是靠近包罗根的海滨胜地，有许多英国人在那里建有美丽的别墅。我们的军部设在一个极豪华的大旅馆内。我和几个机要人员则住在一个小别墅中，那是属于一位法国船主的。虽然主人已经逃走，但是他却留下了他的家务管理人员在那里照料一切。与以后盟军在德国的行为恰好成一个对比，我们德国人在法国并未以主人自居，对于敌人的财产从不敢任意占有。由于我们部队的纪律严明，我们在法国居留的六个月里，从未与平民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我们在海岸上驻防使我们在11月中旬都还有洗海水澡的机会，这对于我的随从人员是一件极愉快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忘记了在英吉利海峡中高低潮位的相差可达26英尺，所以几乎出了危险。这对于渡海攻英的问题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个美丽国家的享受和吸引力，以及在胜利之后的休息，都不曾软化我们的部队——通常这是占领军极难避免的。因为我们需要训练部队执行一个全新的任务，所以大家一点都不敢懈惰。部队每天都在沙丘上演习，那里有许多地方都与想象中的登陆地区相似。等到我们的渡海工具到达之后——改造后的莱茵河和易北河的驳船、小拖船和摩托船等——在风平浪静的天气中，我们就可以和海军一同练习上船和下船的工作。这些船员对于其任务也都不太熟练，不过我们深信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学会。
海狮作战
我想这是适当的位置，容许我在这里对于希特勒的入侵计划和使他放弃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略加评论。
假使希特勒是真正相信在法国被击败他就赢得了这次战争，而征服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他才是错到底了。英国人对于他的招降反应冰冷，证明英国的政府与人民都无法说服。
于是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就要不得已而思其次了。
任何政治家或最高统帅，当战争中突然有全新的情况发生时，就都会要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或者是军事上的挫败，或者是政治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另外的强国加入了敌方。在这种情况中，他也许将会毫无选择的余地，而必须把现有的“战争计划”完全丢弃掉。同时，大家也许会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资源估计得太高，而对于敌人的则又未免估计得太低，所以才会受挫，或者是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错误。
但是当他的军事作战目标已经完全达到，而且更远超过最初的料想，那么一位国家元帅或最高统帅在研究何为“下一步骤”时，情形就大不相同。当时的德国究竟有没有所谓“战争计划”，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诚然，并无任何的战争是完全依照某一方面的固定计划而发展。但是自从1939年9月起，希特勒即已冒险与英法两国作战，他也就有责任应该事先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可能发展以及应付的方法。非常明显，在对法国的攻势尚未发动之前，甚至在攻势之中，德国的最高统帅部都毫无“战争计划”，以决定一旦所希望的胜利赢得之后，还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自动投降，至于他的军事顾问们，则感觉到应该等候“元首的决定”。
上述的情况是德国缺乏完善军事高层组织的必然后果。当希特勒自兼最高统帅之际，他并不曾建立一个帝国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在负责作政治决定的国家元首之下，并无一个军事权威当局被授权负责拟定这种全盘战略。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是把最高统帅部当作是一个军事秘书处看待，无论如何，它的负责人凯特尔也是一个最没有能力向希特勒就战略问题提供顾问意见的人。
至于说到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希特勒实际上就完全不准许他们对于大战略发生任何的影响。他们虽然也偶然在私人的谈话中，可以发表对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但是最后希特勒却还是根据其自己的思考来作决定。希特勒是如此的坚持认为只有他有权决定一个政策，除了在挪威的作战中，雷德尔（Raeder）也许曾经作最初的建议以外，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有关全盘战争政策的基本决定，是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三军首脑的。
因为没有任何机构曾经获得草拟“战争计划”的授权，而最高统帅部则更是如此，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只好听命于“元首的直觉”。像凯特尔和戈林之流，对希特勒一直视为天生圣人，甘愿俯首贴耳。而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只好沉默地接受。事实上，所有三军的总参谋部，在它们的内部固然也都进行过对长期政策的研究，但这对大局却是毫无补益的（例如早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雷德尔元帅曾命令海军总参谋部研究在英国海岸上登陆的技术可能性与要求。）。德国并无一个希特勒认为不仅是一个专家或是执行者，而且有资格负责主管全面战略的真正的总参谋长。
这种指挥形式，其结果就是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当西战场的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面对着下一步骤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除此以外，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又有两个新的事实要应付：
1。 有一个尚未击败的英国存在着，它还是不愿意与德国媾和。
2。 我们的新邻国俄国有出面干涉的危险，不管它现在如何装着爱好和平。在1939年11月间，当希特勒强调说明在西线有速战速决的必要时，他也就早已认清了这个威胁的存在。
基于这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三帝国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应该赶紧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斯大林错过渔翁得利的机会。
假使无法使英德之间获得谅解，则德国必须要尝试用军事实力消灭其最后的对手——英国。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双方都不曾企图用常识作基础，一劳永逸地决定今后欧洲的命运。一点都不假，希特勒愿意避免与英国之间的生死决斗，因为他的真正目标是在东面。
不过在法国战役结束之后，他在德国国会中所发表的和平试探讲话却未免太空泛，不可能引起良好反应。此外，希特勒此时因胜而骄，对于他自己的必胜已经具有狂热的信心，所以即使对方同意和谈，他是否肯接受一个以理智和正义为基础的和约也似乎还颇有疑问。而且更进一步，他现在也已经是他自己行为的俘虏，他已经把波兰的一半和波罗的海国家都送给了俄国，只有用一次新的战争才能收回这些土地。他容许意大利贪食法国的领土，使他自己对于其同盟国具有依赖作用。最后，自从吞并捷克之后，他在全世界上的信用已经破产，即使他愿意签订任何协定，可是却不会有人愿意再相信他。
假使希特勒在击败了法国之后，能用谈判的手段建立一个合理的和平，则德国人民对他就会高呼万岁。
德国人并不想把那些波兰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土地并入帝国版图之内，他们也不想收回过去曾经一度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区。所谓优秀种族应该支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观念，除了少数狂热的党徒以外在德国并没有人对它加以认真的考虑。希特勒只要吹一声口哨，命令他的宣传队向后转，则德国人民拥护合理和平的呼声马上就会自动表现出来。
不过在另一方面，英国的民族性——丘吉尔个人就是标准代表——却很可能阻止英国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中或任何以后的阶段中，对一个合理的和平解决作任何认真的考虑。英国人的韧性是很值得敬佩的，当他们一旦投入了战斗，不管当前的情况是如何艰险，他们都有打到底的决心。尤其是他们只知道无条件痛恨希特勒和他的政权，还有所谓“普鲁士主义”，但却忽视了俄国是一个更坏的政治制度，对于欧洲也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此外英国政策也还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即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英国投入战争的最后动机即为重建这种平衡，因为德国在欧陆上太强大了，所以英国才要求击败它。英国人却不曾认清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大害，所以世界性的力量平衡才是更大的需要。
除此以外，丘吉尔这个人也许具有过份的战士气质。他的心目中所注意的问题就只是战斗和最后的胜利，其视线不曾超过军事目标透入政治的领域。仅仅在几年以后，当俄国人已经进入了巴尔干，丘吉尔才开始注意到此种发展的危险，可是到了此时，他却已经斗不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联合势力。
此外，像丘吉尔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忽视俄国对于德国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作用。不过专就战争而论，他却认为这是对于英国有利的。相反，他却从来不曾想到，若是此时与德国妥协言和，则不久两个极权国家就会互相火并。事实上，丘吉尔对于德俄两国的强弱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就一定会认清这是一个二虎相斗两败俱伤的局势。所以这个局势的结果会自动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为世界的主宰——姑不说这个斗争足以决定这两个极权统治者的最后命运。
在一个独裁、思想斗争、和“十字军”的时代中，群众的感情被放纵的宣传所操纵，所谓“理性”简直已经不存在。所以对于双方人民和整个欧洲而言都至为不幸，英德两国终于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只好继续打下去。
所以在西线战役结束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下一步骤的问题的答案还是继续对英国作战。但是由于事实上德国方面并无一个超出了欧陆西战场以外的战争计划，所以也就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