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普赖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在古生物学中找不到明显和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现存的类人猿在世界大灾变，即大洪水之前就已存在。今天的这些类人猿可能和人类中的黑人和蒙古人等类型一样，是现代条件下的产物。假如一定要我在类人猿是退化或混血种的人类和人类是进化了的类人猿这两种说法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相信，我不用花很多时间便能作出决定。我认为，稍有学问的科学家，都不需花很多时间就可作出选择。⑨
文艺复兴以后的一些博物学家，从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蒙伯多勋爵到美国的动物普及知识书籍作家伊万·桑德森等都认为，高级的类人猿根本不是动物，而是原始的或退化的人类。蒙伯多认为猩猩是人类的一种。这种想法产生了皮科克的小说中《梅林科特》中奥兰·豪特顿爵士这样一个人物⑩。桑德森对大猩猩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他所著《动物宝库》（1937年）一书中写道：“看着这些动物的生活，听着它们的喊叫声和谈话声……，我只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退化了的人类。”（桑德森对动物学的最新贡献是发表在1951年6月号《真理》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在佛罗里达州西部一个海滩上发现恐龙足迹的文章。）
普赖斯当然是一位虔诚的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他象维利科夫斯基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动机，要把《旧约全书》的记载确立为真理。但是，仅仅这样一个目的能驱使一位象他这样有学问的人，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扮演一个古怪而孤独的角色吗？当他写“不得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改革地质科学”时，也偶然暴露出别的动机。但总的来看，他的书摆脱了伪科学著作明显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自我吹嘘的特点，这是难能可贵的。普赖斯的文笔朴实、简炼、明确。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在描写他很难找到机会发表他的观点时，竟出人意料地没有表现出那种愤懑情绪：
25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地质学方面有了一些革命性的发现时，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新观点介绍给公众。只是在我发现正常的出版渠道部走不通之后，才决定利用仍然敞开的其他大门。我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也许本来应当尊重科学界那些迂腐的老规矩，应该卑躬屈膝地站在不止一次给我以闭门羹的编辑部的大门外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并完全了解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我还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确犯了错误。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有声望”的科学家所把持的统治集团，永远也不能垄断自然界的事实。
普赖斯在出版了《新地质学》一书后，曾期待着进化论会枯萎凋谢，被一阵风吹走。他在1924年写道：“生物进化已经死亡。……本书只不过是一篇悼词。请安息吧！”一年之后，他在伦敦与约瑟夫·麦凯布辩论时，曾预言英国公众对进化论的看法在两年之内将会改变，就象他认为在美国已经发生的那样。当然，在美国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位地质学家认为普赖斯的书值得一驳。这曾在普赖斯的心中引起怀疑吗？当然没有。“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写的长篇论文还没有人回答，”他写道，“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它被人忽视了，也许将继续被人忽视。因为即使在科学界，也几乎不会有人肯耐心地仔细倾听一种以人们所不熟悉的事实为根据的全新论点。”
虽然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们认为天主教会是撒旦搞的，但很多天主教著作家在写进化问题的文章时还是认真看待普赖斯的地质学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例子是1925年出版的《控诉进化论》。作者乔治·奥图尔全盘接受普赖斯对地质年代学的幼稚批评。他关于“化石起源”的一章，只不过是把普赖斯的观点作了一个冗长的概述而已。同样，阿诺德·伦恩在《逃避说理》一书1932年修订本中，把普赖斯说成是“美国某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并赞扬他对“任意重新安排地层的作法给予了应得的嘲笑。”在三十年代初，普赖斯写了几篇文章登在《天主教世界》杂志上，在一篇关于“怪人和预言家”＇11＇的文章中，他把自己和那些曾被同时代人看成怪人的伟大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开始到现在，天主教会对进化论的反应远没有正统的新教团体那么激烈。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后的几十年里，教会除明确表示天主教徒不能接受人类的灵魂是逐渐进化的这一点之外，并没有对这个学说采取任何行动。当时，大主教徒的一般反应当然是表示反对，但与新教徒的狂热文章相比，很少有天主教徒就此发表著作。这可能是由于天主教会在伽利略的问题上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然而，在下级的教会中，那些不是僧侣的天主教徒却写了不少反对达尔文和他的学说的书。在美国，这类著作的典型是1922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麦卡恩所著《上帝或大猩猩》一书。作者大谈“三迭纪时的鞋底化石”，认为这是三送纪时人类穿鞋走路的证据！在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显然只是一个普通类型的岩石结核。由于正统的地质学家们没有把他的发现当成一回事，麦卡恩非常气愤。
奥图尔的《控诉进化论》比起麦卡恩的书来，学术性要高得多，但除了冗长乏味的特色外，毫无新鲜或重要的东西。在英国，阿诺德·伦恩的《逃避说理》也一样平淡无奇。伦恩虽然也承认每个“物种”在漫长的时期中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没有一个是由一个共同的家族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物种的起源都是一种专门的创造。
英国天主教徒对进化论的攻击，最可笑的要数1926年出版的希莱尔·贝洛克的《威尔斯先生〈世界史纲〉一书指南》。贝洛克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程度，堪与他的狂妄自信相比。他的论据大部分陈旧不堪，毫不足信，甚至连普赖斯都没有勇气搬出这些古董来。这本书激怒了威尔斯，他在当年晚些时候以《贝洛克先生的异议》为题发表了他的反驳文章。该文辛辣尖刻，可谓论辩文中的一个小小杰作。在历史上的笔墨官司中，恐怕没有象这一次那样大获全胜的了。贝洛克又写了一本反驳的小册子《贝洛克先生仍持异议》，比前一本书加倍地狂妄自信，但这只不过是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而已，连自己受了致命伤也不知道。
贝洛克的好友，著名的吉尔伯特·切斯特顿＇12＇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触及进化论的问题。如果碰上这个问题，他就乱说一通。例如，他在《不朽的人》一文中，和许多反对进化论的人一样，浪费了大量篇幅，让人们相信：人和动物的思维有很大的区别。这纯属废话。因为没有一个进化论者否认这种区别。在进化的谱系中，人和报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支系发展的结果，其过渡形式属于遥远的过去。达尔文的伟大信徒赫胥黎写道，“……我比任何人更深信，文明人和野兽之间的鸿沟是极深的。”然而，切斯特顿竟然写道：“较高级的动物并没有画出越来越好的画像；最进化的狗并不比它在过野生生活时画得好些；野马并不是印象派画家，比赛用的马也并非后印象派画家……田野里的牛聆听云雀唱歌的机会比谁都多，但似乎并不能因此而引起激情和受到陶冶。”
当然，切斯特顿的论点是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人可以说话，创作艺术品，发笑，穿衣，感到内疚，组织政府，崇拜上帝，等等。因此，不可能设想他们之间有什么过渡阶段。对此，简单的回答是：成人和新生婴儿之间也存在同样巨大的差别。如果回答说，婴儿长大成人和这是两码事，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说婴儿和成人可以是一个连续统发展的结果，婴儿要获得“人类”的特性并不需要跨越一条明显的界线；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理由说，人和动物的祖先（比新生婴儿更有“人性”）就不可能属于一个类似的连续统。
在同一著作中，切斯特顿以法国南部发现的史前人所画的美丽洞穴画这一事实来嘲笑别人。他设想，由于这些艺术家是史前人，因此他们一定是象猩猩一样，而他们高超的绘画艺术，在他看来是对人类学家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不幸的是，切斯特顿没有设法去了解一下，这些洞穴画是克鲁麦格农人＇13＇的作品，他们已是相当发达的人种，脑子的容量比现代人稍大。在该书的附录中，他对这一疏忽表示了歉意，但并没有自圆其说。
日前，天主教徒的观点正迅速转向全面承认进化论，但有一点坚决待保留态度，即认为在地质时代的某一阶段，人类的灵魂是从外面注入已经进化到可以接受灵魂的人体中的。事实上，早在1871年，就有一位天主教徒生物学家圣乔治·米瓦特在他的《物种的创始》一书中为这种观点进行过辩护。后来，由于其他原因，米瓦特被革除教门，但现在他的著作被认为是很有预见的＇14＇。1950年，罗马教皇颁布的一项通谕中，提醒天主教徒不要“以为关于人类躯体起源于早已存在的活物质的说法已经完全成为定论，”但他允许愿意相信这种观点的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官方的态度是：动植物的进化可能是确实的，但人类躯体的进化问题还有待确定。天主教徒科学家可以为提出一个可能的假设而从事研究，但在假设认证之前，不得在天主教学校中讲授。
值得提出的是，享有“巨著”汇编者之名的美国主要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艾德勒博士，曾经有一个时期单枪匹马地对进化论大张挞伐。在1937年出版的《人类是怎样演变的》一书中，艾德勒把进化论说成是“通俗的神话”，坚持说这不是已经确认的事实，“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历史，一种证据不足而且自相矛盾的历史……这些事实只能确定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过去曾存在过的动物种类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存在着的动物种类过去并不存在。这些并不能使这个精心编造的故事确立起来，这个故事就是进化论的神话。……”
艾德勒继续写道：“我说‘神话’，是指精心杜撰出来的历史，它大大超越了科学证据。……这个神话就是向小学生们所讲授的那个进化论的故事，几乎象一部电影那样视而可见。这个故事是赫伯特·斯宾塞、厄恩斯特·海克尔和亨利·柏格森这些进化论‘哲学家们’编造出来的，是科学普及工作者们所发明的。”
艾德勒博士明确表示，他并不否认生命形式是经过久远年代循序渐进发展而来的，他只是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属于一个连续统一体，在这个连续统中，一些物种通过觉察不到的变化融入另一些物种之中。他争辩说，证据表明，“物种”不是在程度上，而是在种类上有区别，有一种根本的“不连续性”把它们分割开来。
艾德勒在1940年出版的《托马斯主义问题》一书中更仔细地研究了有多少“物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需要有多少次上帝的造物活动才能解释进化的突变？他反对杰出的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丹的观点：认为这个数目非常之大，而且是不可知的。艾德勒认为只需数目很少的物种，可能只要4个（物质、植物、动物和人类），不过，肯定是在3个和10个之间。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观点“差不多已完全被证实”。在一个物种内部，曾经发生过变化，但每一物种本身是固定的类型，实质是永远不变的，它们的存在只是由于上帝的创造。艾德勒猜想，每一物种在创造出来时有若干不同的类型，它们之间彼此互不相干，例如，有花和无花的植物是分别创造出来的。他承认，这一理论的科学根据是“不明确的”，但在神学上有一个论据，即以《所罗门智慧篇》（这是《旧约全书》中被新教徒们视为不可信的一篇）＇15＇中的一节（11章12节）为基础的那种“伟大的启发力量”。
在1941年4月号《托马斯主义者》杂志上，艾德勒发表了一篇题为《物种问题解》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争辩说，马利丹的看法完全可以驳倒，他本人的观点在修正一个错误后有把握可以确立。他说，他的那个错误是出于“过分的热情”。“我几乎可以说，迷住我眼睛的是新光芒的灿烂光辉。”
艾德勒对进化论的最近一次攻击，是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对天主教学生俱乐部所作的演讲。他宣称，人和类人猿的区别就象“正方形和三角形一样，没有中间的形式，没有三边半形。”艾德勒的论点大部分直接来自“圣经地带”＇16＇的福音理论库中。他说：“有时，一个孩子和猪的区别并不太明显。但小孩可以长大成人，而猪就办不到。”艾德勒又说，只要有一位科学家能生产出一只会讲“简单陈述句”的类人猿来，他便承认人类和猴子有紧密的联系。
（顺便提到一件趣事。美国有一位业余动物学家理查德·加纳，把一生大部分时间贡献给记录和分析猿类的语言，最后宣称他学会了用猴子的语言用它们交谈。参见他的著作《猴子的语言》（1892年）；《大猩猩和黑猩猩》（1896年）对类人猿和猴子》（1900年）。但其他权威学者对他的著作评价不高。）
艾德勒在结束演说时说，所有这些事实只有两种解释：人类或者是由野兽经过进化突变而“产生”的；或者是由上帝所直接创造的。人们认为，艾德勒在这里并非指创造躯体和灵魂，而是指那种越来越普遍的天主教观点，即认为灵魂是注入躯体中的，而这个躯体的父母是野兽。
这种观点当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质问。天主教毫无疑问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例如，把保存完好、后来证实是尼安德特人（一种前额如类人猿一样低、头部前倾、没有下巴和大姆指不对应的人种）的10多具骸骨究竟属于哪一种呢？这些生物已能生火，并且用雕饰的石头埋葬死者。威尔斯在答复贝洛克时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