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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的那篇争议较大的《我爱美元》，通过对儿子和父亲共同的性苦闷的描写，对这个命题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指责《我爱美元》这样的小说写得很“流氓气”是十分容易的，但这种指责不可能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重建做任何工作。看起来，小说写父子俩共同嫖妓这件事，似乎是大逆不道的，甚至可以说违背最基本的人伦准则。但作者的立意实际上并不在“共同嫖妓”本身，而在于澄清基本的性欲满足无论对父亲还是儿子都是相同的这一事实。在某种情况下，父子俩同时有性的需求，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父亲因为是父亲，既不能在儿子面前袒露这一点，也不能不让儿子优先满足，这其实也是一种牺牲。这就使得父亲只是作为一个身份而活着，而不能作为一个自然的人那样去活着。这让我们想起了很多人的异化问题。比如一个领导是不能在被领导者面前表现喜怒哀乐的，一个教师也是不能去爱学生的——否则怎么为人师表？如果说有的异化是人的宿命（比如人永远只能在理性的束缚中活着），那么，我们是否也异化了本不应该异化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社会只是由各种身份构成，那么这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就是可想而知的，《我爱美元》也就是让人可以警醒的。这意味着，当父亲作为一个人时有自己正常的欲望，这个欲望哪怕是面对儿子时也应该有满足之权利，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理性，一种我们今天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理性。所以，父亲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不应该显示自己的性欲，就像没有丈夫的女人不应该再嫁一样的荒唐。由此类推，小说中写儿子帮助父亲招妓，立意也就并不在于写儿子的荒谬和无稽，而在于写自由自在的新人类，为上一代人的压抑性生活所着急，并通过自己能够做的，将上一代人从压抑性生活中解救出来。在这里，只有儿子才会为自己的父亲着急（儿子不会为其他父亲着急，但可以为其他父亲悲哀），也只有着急的儿子才会冷不丁想到招妓的事。因为性有的时候就是性，它不必一定要通过爱情才能得到满足。或者说，通过爱情满足的性，是对爱情的异化与轻视。这样，着急中的儿子就不必、也没有这个能耐帮助父亲去寻找爱情，来解决可能存在的性危机问题。所以，儿子对父亲健康意义上的关爱，就同样不必一定通过符合传统道德的手段来体现。朱文的小说逻辑是：吃饭就是吃饭，不必先谈一通爱情然后才来吃饭，因为那样一来，反倒可能吃不下饭了。朱文的小说如果说有社会责任的话，那就是，帮助父亲这一辈恢复健康的欲望，从“父亲”这个身份中拯救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就是作为儿子这一辈的责任。如果我们用“不舒服”将《我爱美元》拒绝了，我们也就拒绝了“晚生代”作家可能有的对“性”属于自己的理解。
由此，小说中最后写父子俩为金钱所困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欲，从而发出“我爱美元”的呐喊，就不仅暴露出市场经济时代金钱与欲望的内在冲突，以及金钱作为欲望工具的不可或缺，从而揭示出贫困的生活与压抑的生活的内在关联，而且还传达出人的一种文化宿命——在欲望面前，我们永远是囊中羞涩的，无论是大款还是贫民百姓。因为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金钱则是有限的。小说没有导致我们常见的对金钱的批判，立意自然也不是仅仅在捍卫金钱，而是在写欲望、金钱和健康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同比例关系。在性有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性质的时候，贫困同样可以使我们产生新的压抑。朱文对摆脱贫困的悲观是溢于言表的；父亲只能在儿子的内疚中离去，而儿子也只能在女朋友的一记耳光中感到这个世界是难以接受“诚实”的——当儿子只是需要欲望、并且也想通过满足父亲的欲望来体现自己的关爱时，女朋友那种鄙视金钱也鄙视乱伦的爱情，是否也可能“什么也不是”呢？
自然，理解朱文的这篇小说，不等于说这就是一篇好小说，更不等于说，凡消解传统道德的性小说，都是有意义的小说。如果说，劳伦斯将性与大自然的美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诗化世界，米勒将性与生命的宣泄、狂欢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混乱而灼热的世界——我们通过他们的性描写，是走进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尽管在独特的意义上，米勒稍逊于劳伦斯），那么，朱文在将性与人的非道德化、非社会化生命活动结合在一起时，还没有将性与金钱的矛盾造成的尴尬，写成一个无处不在的世界。或者说，岂非仅仅是“性”尴尬，作为儿子，作为父亲，作为谈生意不成的妓女，作为谈爱情也不成的女友，乃至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以及其它一切关系，甚至我们这个时代，不均处在一种尴尬之中吗？如果作者的笔墨不是过多的铺写在与妓女的纠缠中，如果我们通过主人公向世界“我爱美元”的呐喊，还可以听到别的什么，如果父与子的关系中，除了共同的欲望和贫困外，还具有伦理价值中空的尴尬，那么《我爱美元》的文学性，将比现在的《我爱美元》更能充分的体现出来。
现在想来，我在《论“断裂的一代”》（载《花城》2000。2）中没有专门谈谈“性”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缺陷。我想说的意思是，展露“性”或符合传统道德的展露“性”，其实都不是艺术的目的。艺术既不是道德化的世界，也不是反道德的世界，而是作家如何用自己独到的理解，穿越道德和反道德，建造一个有自己的道德性理解的世界，并由此派生出自己的艺术形式。这样，对艺术中的道德而言，“自己的道德世界”就对“既定的、群体的道德”与“反道德的为所欲为”构成了“双重的本体性否定”。在此意义上，我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伟大，是与作者对世界有自己的道德理解不可分开的，而纳博克夫写一个中年人对一个小女孩的引诱，则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欲望异化所达到的谜一样的深度——尽管纳博克夫还不能称之为伟大。
对“晚生代”作家来说，“反道德”的问题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反道德”有可能是建造新的道德的开始，也可能是为所欲为的不要道德，更可能将损人利己理解为道德，所以揭示传统道德的虚伪性和扼制人欲性，并不是今天小说的最终目的。所谓“本体性否定”，即是指你在揭示传统道德的虚伪性和扼制人欲性之后，必须努力完成自己的对欲望和性的道德性理解，你才能由这种理解派生出自己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意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晚生代”作家在整体上目前还处在“解放欲望”、“坦然地面对欲望”的层面上，其功效主要地还在于通过写作获得一种不同于现实快感的写作性生存快感（快感支配着“晚生代”的写作确实比较突出），以此解构传统道德。完成个体性理解的努力即便有，但现在还不明显。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像《我爱美元》的叙述方式中，而且还体现在像卫慧的《蝴蝶的尖叫》这样的性爱体验的小说中。这篇由朱迪、皮皮和我构成的小说，试图言说爱情、性爱和友爱之间的某种奥妙——真爱的最后之受伤，友爱的最后之脆弱，婚姻的最后之沉闷，似乎不得不使我最后选择了一种和皮皮若即若离的性关系，而且，这还是一种使我们获得全部快乐和幸福、全部平衡和健康的张力。这篇以不稳定、不专一、不实在为价值依托点的小说，实际上是用“若离若即”，在回答当代性的最稳定、最专一、最实在的生存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是以快乐为标准。而粘粘乎乎的爱情、友情和婚姻之所以会出问题，亦即在于违背了“若离若即”。我想说的是，卫慧在发现当代生存快乐奥妙这一点上是有成绩的，这个成绩，就像卫慧说出“很多恋人只在分手的那一瞬才真正地爱上对方”，“我们这代人一出生就已经退休了”这样内含思想的语言一样。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世界除了快乐还有能让我们心灵震撼的东西之存在，如果我们将“尖叫”也作为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没有“尖叫”的人生同样是一种缺憾的话，如果我们沉湎富有张力的、不停变换对象的性爱，在经过快乐的人生之后，将承受比“受伤”更加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话，那么，《蝴蝶的尖叫》的整体意蕴就显得较为单一、浅显了。这意味着，一部以爱情、性爱、友爱为写作内容的作品，其意蕴和价值倾向不是安放在哪种写作内容上，而是对各种写作内容均具有穿越性。一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价值取向，不是放置在托马斯、萨宾娜和特丽莎哪一个人上，或哪一种关系之上一样。
这也意味着，文学中的“性”，不仅仅是写性或探讨性的奥秘，而应该在“存在性”的高度来探讨性与非性、性与爱、性与情的关系，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理解。在文学中，“性”可以是我们介入世界的方式，但它本身还很难构成一个自足的世界。“性”在文学中要从“体验”转化为一种“理解”，可能就必须注意到这些关系，注意到这些关系所组成的世界对你的努力所可能呈现的意义。我想，这不仅是“晚生代”作家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所有写到“性”的作家应该注意的问题。至少我以为是这样的。
数学的挑战
？ 雷永生
我的老同学李浙生教授多年专攻数学哲学，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间连续出版了《数学科学与认识论》和《数学科学与辩证法》两本专著。这是两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可惜的是，前者系自费出版，印数极少；后者虽得到资助，但少得可怜，印数也极有限（作者出版这两本书，不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稿酬，反而贴了不少钱），因而看到的人不多。不过，凡是看过这些书的人，不论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都认为其价值在于求实与创新，特别是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激活人们的思维，无异于一副清凉剂和兴奋剂。
这两本书用极为丰富的数学发展史的资料论证数学与流行的辩证法（由黑格尔为其奠定基础）和认识论的关系，着力于说明现行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所讲的规律不能包容数学发展的事实，数学的发展及人对数学的认识有其自己的特殊规律。
让我们从书中随便找几个例子来看看吧：
十九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创立了只问命题之真假（真命题取1值，假命题取0值）的二值逻辑。这看来是与辩证法所讲的一分为二相符合的。但是，后来二十世纪的逻辑学家创立了三值逻辑（命题除了取1和0两个值外，还可取1/2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数学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它们把命题可分成好多类。这样，它们与辩证法就不一致了。如果说传统的数学和逻辑是一分为二的，那么，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一分为多的。这种发展表明人类的认识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因而也更真实地体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此其一。
概率论这一重要数学分支不是起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而是起源于赌博，或者说是起源于对赌博的研究。莱布尼兹曾鼓励数学家研究赌博问题，他说：“我希望有一位高明的数学家能写一部大部头著作来对各种各样的赌博游戏作详细的、很好的推理论证，这对于使发现的技术完善化是有很大用处的，人类心灵在赌博方面比在那些最严肃的事情上似乎显得更精明。”莱布尼兹并不嗜赌，但他用数学眼光敏锐地看到赌博（以及所有的游戏）对于认识的意义，这是非常高明的。本书作者认为，“这一事实表明，游戏、娱乐活动也是认识的来源，也可形成理论”。我们反对赌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包括赌博在内的游戏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想到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以“活动”概念来表述人的认识来源，看来是更为全面的一种概括。此其二。
数学是最形式化、符号化的科学，因而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在这里表现得非常奇特：形式常常脱离内容而存在，而且数学越发展，它的形式就离内容越远。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数学与经验的关系。虽然早期数学对经验有很强的依赖性，但它很快发展了自身的独立性，当它依靠符号和演绎原则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时，对经验的依赖性就逐渐减少，独立性愈来愈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