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敦礼，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分令人振奋的口号。真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君子文化，源远流长。先贤设计的君子文化如此美妙，其实践品格及文化竞争力究竟如何呢？远的不说，就说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崇高道德境界的北宋，政治腐败，积贫积弱、连年割地赔款，靖康二年，连徽、钦二位皇帝都成了俘虏。南宋呢，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和精妙绝伦的理学，也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怯懦和腐败，直到国破家亡，“但悲不见九州同”。清末更惨，不论龚老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在西方列强这些蛮夷小人面前，古老的中华帝国就是不堪一击，屡屡丧权辱国。文革中，也不无君子文化、道德人格的影子在徘徊。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想境界如此高尚，结果怎样呢？超越了人的实际道德水平，只能产生虚伪和愚昧，君不见：上有“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上层是这样，下面也好不了多少，许多惨不忍睹的悲剧正出自“广大人民群众”之手，制度的无序使生命中古老而残忍的野蛮本能喷薄而出，一切阴暗的生物能量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善人都已经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破了披在身上那最后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衣，无耻地赤裸着身体。后来国人才被告知：就在他们自我感觉“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之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国人陶醉在自己生活在“世界革命中心”之时，发达国家纷纷在高新技术领域抢滩，中国又一次痛失发展良机，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历史悲剧，如出一辙。
一种设计得如此完美、思想道德上几乎无懈可击的君子文化为何总是在生存竞争中战败呢？肯定是哪里出了什么毛病。这毛病似乎出在君子文化的设计、施工一体化上。君子文化以道德自律、人格修养为基础，它所追求的崇高道德风范、人生境界没有错，也就是说，它的总体设计方案和宏观追求没有错。问题在于道德只能在道德层面上起作用，并不适用于指导和约束人们日常的物质生产与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进行社会系统“施工”即实践时，千万不能把道德境界一类属于原则的东西泛化，简单化。一人能达到此种境界，就误认为人人能达到；一时能做到，就认为永远能做到。甚至不顾现实规律的制约，任意拔高人的思想觉悟，把大公无私绝对化、制度化，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亩地产一万斤稻子……这种种庸俗的闹剧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人性有缺陷、贪欲甚至恶本能的存在，本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一厢情愿地否认其存在，只能在坚硬冰冷的真理之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正如弥尔顿所说：“有些人想象用消灭罪恶的方法来消灭罪恶本身，假如用这样的手段我们能驱赶走罪恶，那末，我们驱赶走了多少罪恶，也就驱赶走了多少美德：因为它们是一个东西，消灭了一个，也就消灭了两个。”（《雅典最高法院》）二十世纪多次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实践，多以悲剧性结局告终，就很说明问题。
问题似乎有点清楚了：“君子”文化不具备实践品格。停留在道德设计、社会憧憬及人性审美的理论层面，它显得是那样“夕阳无限好”，一旦这虚构的设计变为社会现实，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君子”文化本身的缺陷，无不露出“只是近黄昏”的破绽。满街都是圣人，君子层出不穷，可社会就是不美好。一个较为合理的世界，应该按“君子”的标准及境界来设计，而照“小人”的档次来施工，进行实践操作。反观西方世界，曾有过多次类似“君子”文化的社会设计，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玛斯·莫尔的《乌托邦》，坎帕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为理想国清除道路”，但从来没有付诸“施工”。他们把完成个性善的任务交给了上帝，自己则轻装前进。他们认为凡是人都不完美，都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当最后的时刻来到，死亡也不能洗掉所有的病恶污点，因为许多瑕疵长期与肉体发生联系，必然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根深蒂固了”。（维吉尔《阿涅纳斯纪》）只有上帝才完美无缺，他“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奥古斯丁《忏悔录》）这颇有点像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道德式人格。
塑造“人性善”君子的任务交给了上帝，在具体“施工”中，西方实施的是一种“小人”文化。小人者，有缺陷、有私心、好名利的芸芸众生也。他是普通人，考虑问题，以人为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坦言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在经济活动中讲求利润，办企业唯“利”是图，甚至于有利多干，小利少干，无利不干。他注重生存竞争，讲究工作效率，在竞争中将个人的才华和创造性发挥到极致。这种人确实不是上帝所希望的，可不幸却占了人类的绝大部分。于是，个人成功的同时，社会的总财富也在增长；各种商品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竞争、技术进步及信息革命；个人生活富足，价值得到体现，整个社会也生机勃勃。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由于是”小人”，有缺陷，就需要一整套严密的法律来制约监督，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做保证，一旦有误，反应灵敏，改正及时。克林顿身为总统，公开在选民前说假话，真乃小人也！可不要紧，“小人”文化专治小人，媒体曝光，两院弹劾，舆论哗然，民众沸腾，修理小人没商量。说来也怪，仔细看看，一些按“君子”标准施工的文化停留在理论观念上都很美妙，而一付诸实践操作、就都破绽百出，结局并不美好，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恰？
探索美好新世界
？ 陈方正
对人类整体来说，传播媒介的改变就意味存在状况之改变，而对此改变的感觉则要由其快慢来决定。显然，一万年太久，只会令人生出“太阳之下无新事物”的幻象。对于苦短的人生来说，千百年间的变化也还看不见，感觉不到，只能寻之于历史记载，虽可引起惊讶、感慨，却并无实际冲击。但在短短十年、五年之间宛如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互联网，那可真就来得太突然、太急速、太凶猛，令人既兴奋又惊奇、惶恐，简直无所适从了。更何况，已经在开发和营销管道中排队等候出笼的，还有传输影音动画的“宽频网络”，和能够辨认图像以及理解自然语文的“智能网络”；甚至，将电脑晶片植入皮下以与人脑直接沟通的技术，也都已经达到试验阶段了。在今日，人与人，人与电脑网络之间的固定、瞬时联接与沟通说来仍像是天方夜谭，但在阅读这篇文章的绝大多数读者的有生之年，其实是绝对有可能实现的。那也就是说，在可见的将来，人类就的确可能达到类似于“天人合一”和“在主内合而为一”那样不可思议的神奇境界──虽然届时我们的感受很可能与传统信仰所描绘的无上幸福大不一样。那么，站在这正改变着人类存在方式的巨变之前，我们这些普通人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不断加速，不断加幅，令人脑昏目眩的惊人变化呢？
其实，这个无从预测但又已经迫在眉睫的大不可知，和天文学家现在经常谈论而且作了大量观测的黑洞倒是有一点相似。我们现在知道，宏观物体受黑洞吸引而通过它的所谓“视界面”（event－horizon）即表面时，其各部分所受的吸力相差极大，因此会为由之而产生的巨大内在张力所摧毁、撕裂。同样，国家、社会、机构要承受人类沟通方式剧变的张力，恐怕也必然会歪曲、变形，以至解体。所以，对于大机构总裁、行政领导、政治家等负责社会发展方向和决策的领袖人物来说，以互联网为标志的这个新时代不但是机会，更是重大危机。他们既得高瞻远瞩，展望未来，又必须战战兢兢，探寻绕过深渊，避开陷阱，通往新时代彼岸的曲折途径。而且，能抵达彼岸的组织、机构，必然要经历可能非常之剧烈而痛苦的蜕变，那是无可置疑的。
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大小（Extension）的个别粒子来说，在通过视界面而进入黑洞的刹那，却绝对不会经受任何异常力量或变化，而进入黑洞之后唯一与前不同之处，也只不过是从此再不可能回头逸出黑洞以外而已。同样，对个人来说，迎接互联网和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一切——宽频网、智能网、人与电脑（还有网络）界限之消融等等，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或者可怕之处。正好相反，我们普通人怎么可能不开开心心，欢天喜地的接受这些无限新奇、刺激、美好、愉快的事物，以及它们所筑构成的美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难道这新世界不正就是按照我们大多数人的需要、欲望、憧憬而建造的吗？否则，它绝不可能具有那么巨大的能量，也根本不可能从旧秩序中升起、呈现！黑洞是由坠入其中的无数粒子的质量积聚而成；同样，不也正是因为人自己之大胆、好奇、不断探索、永不满足，以致往而不返，超越了天人之际的界限而不自觉，这才会产生现代科技，这才会出现令我们目瞪口呆的美好新世界吗？
是的，往而不返──这不应当再视为警告，而已经是必须接受，必须面对事实。粒子不可能离开黑洞，人类亦不可能再拆散互联网，拒绝科技文明和它所带来、所代表的一切。现在是伸展你的神经触须，徜徉于互联网深邃、广阔的美好新世界，探索其中所蕴藏的无穷资讯，无尽机会，无限联系可能性的时候了。在恐怕不会再有多久的将来，当全人类的“神经末梢”都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互联网就会从虚拟蜕变为实存，正如人的神经网络是实存，甚至比个别神经元来得更为“实在”一样。让我们回到麦鲁恒吧。他说科技产品诸如衣服、居室、汽车、飞机、电话等等都代表人体功能之加强，因而都是人体的“伸延”（extension）。但互联网却并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全人类。所以，它和前述那些神奇发明又不完全一样：它并非人“体”之伸延，而是由“人”（包括其智能、思想、意欲）的伸延所造成的新生事物。在这新时代的诞生时刻，传媒已经远远超越了负载语言的声音，或者负载文字的甲骨金石、丝竹纸张，乃至负载声光影像的电磁波等等被动传媒，已经逐渐和具有强大主动性的人类整体结合，成为莫可名状的另一种〃存在〃了。所以，麦鲁恒说得还不够透彻，在今日我们应当看到：传媒就是存在。
小侃中国酒文化
？ 素 耕
我国素多名酒，其中如茅台等某些酒早就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酒的产销量也非常之大，可说是酒的大国。从造酒史来看，更是酒的古国。
关于酒的发明者一说是夏代的仪逖，一说是商代的杜康，但均无确证。约在公元前二千八百年至前一千八百年的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就有了自然发酵的果酒。此后进步到利用谷物糖化再酒化而酿酒，到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的商代得以发展，能生产用黑黍加香草鬯酿成的“秬鬯”（《书·文侯之命》：用？尔纒鬯一卣）是当时的极品，为王室所有，而一般的用酒是普通的“醴”。至公元前二百多年的先秦时期，出现了用谷物或其副产品培养出一种能发酵的活性微生物或其酶类的“曲”的直接酿酒法。这大大先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秦汉之际，造酒业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制酒六法即“稔”（原料须采成熟的谷物）、“泉”（使用优质泉水）、“洁”（制造过程要清洁）、“时”（下曲要及时）、“适”（火候要适宜）、“器”（容器要用优质陶制品）。汉代以后更发展了制曲技术，曲的种类增多，也就增加了酒的品种。降至东汉又引进了葡萄酒的生产。宋时即有了药酒。元明间又有了蒸馏法酿制的烧酒。另外，苗乡也盛行用竹管或芦管聚饮的咂酒。特别是关于制曲和酿酒的技术理论，我国早在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就有专章论及；唐以后又有朱翼中《北山酒经》的专著。故我国的造酒史是很悠久的。
商、周以后，酒不但用于祭祀，且会盟、祝捷、公务活动，渐次到民间的喜、丧礼仪，和节日欢聚、友朋迎送等场合都少不了酒。以后又陆续有了关于酒的著述、涉及酒的诗文异采纷呈。仅关于“酒令”就可出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专著。还有从旧文化遗址和古代墓葬中先后出土了青铜或陶制的尊、？、卣、爵、罍？等酒器也是不少。可以断言，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
对于饮酒，我国民间素有“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和“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而大多数人是主张“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从而有了“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小，愁饮宜醉；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的一些讲究。当然，这是文化人的情结，而一般百姓呢？却另有佳兴，据说绍兴民间在女孩降生后，即酿好酒用有花纹的酒坛盛好，以红纸封严，窖藏到这女孩长大出嫁时用，称为“女儿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花雕。这又多么富有诗意。
当饮酒进入了社会生活，且有较久远的历史，也就有了社会精蕴。除了灌夫、邓弼的使酒骂座；刘伶、阮籍的纵酒疏狂令人扼腕外，历代还有许多与此有关的名篇佳句，目不暇接。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是尽人皆知的；陶渊明的《饮酒诗》情理浑然，使人有回归自然之感；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折射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