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的车尔成遗址中，发现了大约70枚汉代竹简，时间在
公元前49至前8年之间。这些木质文书揭示了很多关于汉代组织以及屯驻在
那里的士兵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的情况。①
在后汉王朝时期，屯田仍在西域若干地方保存下来。由于变化了的政治
形势，这些屯田一般来说规模小得多，没有以前年代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
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在哈密。在汉朝击败北匈奴并占有哈密的肥沃土地（公
元73年）以后，在新设的宜禾都尉府的管理下，一个新的移民点立刻建立起
来。公元77年，它的经营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同盟者联合袭击所打断。班超于
公元91年重新征服西域之后，它又再次建立起来。在哈密的最大的发展工程
始于公元119年。当时索班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在那里耕种土地，但其活
动不幸突然被另一次北匈奴侵略所中止。汉帝国在公元131年为恢复哈密移
民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哈密设立伊吾司马管理其工作，此职很可能存在
了20年以上。但是在公元153年以后，由于汉朝力量的衰落，叛乱一再爆发，
哈密移民地被逐步放弃了。②
在整个后汉时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很不愿意维持与西域诸国的昂贵
的贡纳关系。公元74年和91年两次收复西域的重大努力都是由于北匈奴袭
击西北边境而迫使汉朝政府采取的。从光武帝（公元25—27年）初年起，到
安帝统治（公元106—125年）末，一当西域出现麻烦时，就有人建议“闭玉
①
门”；他们的论点一律以财政困难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为基础。 公元73年重
开西域以后，汉朝于77—90年和107—122年两度从该地区撤退并废除了都
护之职。在107年以后，该职从未重新设置。当班勇终于说服朝廷在公元123
年重新开始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时，该职由长史取代，这是一个“千石”等级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8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91 页以下）。
④ 《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二，第6 叶。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北京，1978），第11—12 页；黄文弼：《罗布诺尔考古
记》（北平，1948）；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7 — 8、130 页注29。关于考古证据的概要，
见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2912 页。关于在新疆尼雅汉代遗址发现的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印，见
《文物》，1957。7，图版8 （之1）。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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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官职。这清楚地表明，汉朝的政策是降低它在西域管理机构的等级，大概
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
除了行政管理的费用之外，移民地成为汉朝财政的另一重大负担。在郑
吉任都护（公元前59—前49年）之初，朝廷由于财政的原因已经否决了扩
③
大移民地的建议。按照班勇在公元119年上书中透露，后汉在公元107—122
④
年期间放弃西域是由于对移民地投资的惊人支出而必须实行的。况且，维持
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使汉朝陷入另一种经济负担——对贡纳国的财政援助
——之中。毛轸在119年的建议中简明扼要地提出：⑤
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
这种两难的局面源自汉与西域的关系史。自从公元73年再次开始与西域
的贡纳关系以来，对于汉朝来说，每年的贡纳国正式支出总数为7480万钱，
⑥
这已是一种确定下来的惯例。从毛轸的陈述看来，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要求超
过定额，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观点来看，后汉对于寻
求建立与西域的持久稳定的关系明显地缺乏热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② 关于都护职务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九六下，第3923 页 〔译者按，《后汉书》疑是《汉书》之误〕。（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188 页）。
④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8—1589 页。
⑥ 关于作为赠品的支付费用的范围，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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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
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在商周时期，来自西方可能是藏族先人的民
族，活跃于现代山西、陕西甚至河南。他们经常与商交战，主要由于他们的
压力，周王终于将他们的都城从靠近现代西安的镐向东迁到洛阳。秦王国兴
起于西方后，在强有力的穆公领导下 （公元前659—前621年）才有效地遏
止了羌的扩展。
边境民族：部落组织
汉代初期羌人居住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最大的单一的民族聚
居地可能在西藏和青海高原，个别集团还分布在整个西域、甘肃、云南和四
①
川。事实上，从古代到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羌人自西北向西南的引人注目
的迁徙。根据《后汉书》记载，直到汉代，存在着不少于150个规模大小不
等的羌人部落。一个大部落称为大牂夷，生活在蜀 （四川）边境之外，据报
道，公元94年它的人口超过50万。在顺帝 （公元125—144年）统治时期，
另一个在陇西（甘肃）的部落叫做鐘，据报道，它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超过
10万人，表明其人口和大牂夷一样众多。汉初估计全部匈奴人口不超过一个
大县，如果我们能多少相信这一估计的话，那末羌的人数可能超过匈奴。②
可是，和匈奴不一样，羌人从未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相反，在羌人
中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①
不立君主，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此外，正如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年所指出：②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只有当他们感到有联合起来反抗如汉朝这样的共同敌人的一种迫切的需
要时，他们才有可能暂时地把自己的争端放在一边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③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羌这一名称从语源学上看来自“羊”字。在汉代，
畜牧继续在羌人的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尽管并不限于羊。汉朝军队从羌人
那里俘获的动物经常是大量的，包括牛、马、羊、驴和骆驼。
在沿着汉代中国西北边境某些地区的羌人学会了农业技术，但他们何时
成为土地的耕作者，则难以确定。早在公元前5世纪，据报道，有一个名叫
爰剑的羌族文化的伟大的英雄曾长期在秦国为奴隶，他从秦国逃出后教导他
① 关于汉代和汉代以前羌的一般记载，见胡昭曦；《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载《历史研究》，
1963。2，第153—170 页；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 1963。5，第165—182
页：管东贵：《汉代的羌族》，《食货》，复刊1：1 （1971），第15—20 页；1：2 （1971），第13—2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 页。
② 《汉书》卷六九，第2972 页。
③ 唐代的一些学者给“羌”下的定义是“羊”，见《说文解字》（北京，1963），第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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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的人民从事农耕。很可能，他将秦人的农耕方法介绍给他的人民。在公元前
1世纪，将军赵充国已经提到在临羌（青海）和浩亹（甘肃）之间广大地区
⑤
中的“羌虏故田”。在后汉王朝统治下，据报道，几个羌族部落在中国边境
州郡如西海 （在宁夏）的榆谷和北地（甘肃）的青山两处肥沃土地上耕牧并
举。
小麦似乎是羌族的主要农业产品。在前61年，宣帝向赵充国问道，如果
将军决定在来年的阴历正月攻击罕羌部落的话，他们是否可能在收获季节刈
①
取他们的麦子以后便已经逃跑了。公元94年，汉朝对榆谷部落发动一次成
②
功的袭击，结果在俘获物中有大量麦子。可是据《后汉书》记载，至迟在第
2世纪，羌人还种其他谷物。
和匈奴的联盟
在汉朝初期，羌人是匈奴的一个重要同盟者。虽则中国资料断言冒顿曾
③
迫使羌人屈服，但有迹象表明，文化的类似可能使羌人对匈奴比对汉更为接
近。武帝统治下汉人侵入河西地区 （甘肃走廊）的目的不仅是将匈奴与西域
隔开，而且要割断匈奴与羌的关系。前88年，当强有力的先零部落派遣使者
前往匈奴寻求建立军事同盟时，匈奴反应是热烈的，派遣一名代表带着下面
的信息前往羌人处：④
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
两个世纪以后，在公元122、138和140年，我们仍可发现匈奴军队和羌
人在一起共同对汉朝进行战争。后汉朝廷充分认识到在两个邻居之间业已锻
炼而成的联系。公元102年，当羌人在西海和榆谷的大规模叛乱被镇压以后，
朝廷接受了曹凤的建议，采用正规的行政单位 （如郡县）来加强管理，同时
又在该地区建立屯田。朝廷认为这样做对于“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来说是
最有效的措施。①
在汉朝得到河西地区之前，西域已成为羌与匈奴会合的地方。正如王舜
和刘歆在公元前6年所指出，武帝在边境已设立的敦煌、酒泉和张掖诸郡县
②
有将婼羌与匈奴分隔的特殊目的，因此切断了后者的“右臂”。婼羌是一个
强有力的羌人部落，文献中记述它是西行之路上阳关西南的第一个国家（罗
布泊东南群山中）。公元1世纪中期，婼羌已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登记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5 页。
⑤ 《汉书》卷六九，第2986 页。
① 《汉书》卷六九，第2979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3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 页。
④ 《汉书》卷六九，第297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92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60 页。关于曹凤，见 《后汉书》卷八七，
第2885 页。
② 《汉书》卷七三，第3126 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12 页。关于婼羌，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80 页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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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总数只有1750人。但是在汉朝初年，他们的活动遍及西域的非常大的
地区，从东方的敦煌附近沿着昆仑山一直伸展到西边的帕米尔。婼羌国王具
有独特的称号“去胡来”即“离弃匈奴投向汉帝国之王”。这表明在汉朝扩
张到西北以后婼羌一定被迫转向。在他们归顺以后，婼羌不但站在汉朝一边
和匈奴作战，而且有时还参加进攻其他羌人部落的征伐。③
汉朝的移民尝试
直到二世纪初，羌人才成为汉帝国秩序的一个严重威胁。但当形成威胁
时，它是一种与匈奴完全不同的威胁。不象匈奴从他们自己在中国边境以外
的基地对汉朝领土的袭击那样，羌人经常在帝国内部引起严重的麻烦。公元
前33年侯应指出：④
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
60年以后，完全一样的事态继续使后汉朝廷苦恼。班彪在公元33年上
书时叙述这种状况：①
今凉州 （甘肃）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
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关于羌人定居在汉朝领土上之事最早发生于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57
—前141年），当时在酋长留何控制下的研部落要求允许他们守卫陇西边塞。
这个要求得到批准，该部落被安置在陇西郡的五个县。在宣帝时期 （公元前
74—前49年），一群先零部落成员也越过黄河（在甘肃）并定居在汉朝疆域
中，尽管汉朝企图阻止他们这样做。从王莽统治的末年到后汉王朝开始的这
一时期，可以看到羌人大规模地迁到西北边境诸郡。例如，公元34年，在维
持凉州地区 （甘肃）的一个有效的地区政权达十多年的隗嚣病死以后，光武
帝跟着便控制了这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