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今人已“懂得用历史演进的眼光去读古书； 懂得用古人的遗作品去印证古书； 乍开了一座广大的园门； 满目是新境界；
在载记中即有无数工作可做。依我看； 我们现在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 以备将来从遗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时的参考”②。
顾颉刚在文中特别强调： 在“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时； “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 有同等的重要；
应当同时进行。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③。提倡新旧材料并重是他那时反复申论的一个主张；
但何为新材料何为旧材料的含义却处于变化之中。顾颉刚在次年（1926 年）针对当时“只要研究新的材料； 不要研究旧的材料”的倾向性主张说：
“新旧的材料在应用上虽有区别； 但在研究上是绝对不该有区别的”； 所以要对“上至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之旧； 下至今日时髦女子衣服饰物之新； 一律收集；
作平等的研究”④。对比前后两说； 可知顾氏1926 年说的是材料本身的时代新旧； 而前面所说的似乎是材料呈现在学者眼前的新与旧；
其实恐怕更多是以学者的观念来区分材料的新与旧； 两者表现类似而其实质相当不同。且时人正是要对新旧材料“定轻重、分先后”；
具有“新眼光”的学者有意无意间宁愿研究或使用“新材料”的倾向那时已经形成并日益发展（在不同程度上也影响了许多一般被认为是旧派的学者） 。
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 在主流史学中李宗侗的取向越来越得到尊重； 而“载记”材料的地位却进一步降低；
这与顾颉刚自己的疑古作为直接相关。顾本认为崔述“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的方法不妥。“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 我们要否认伪史；
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 但要承认信史； 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因此他强调“我们要辨明古史； 看史迹的整理还轻； 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⑤。换言之；
传统的主流载记只有在证伪时还比较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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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载记和遗作品之间的互证关系其实相当微妙； 徐炳昶注意到； 王国维与胡适、顾颉刚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 即依靠什么来“启示或解释”出土之物？
他认为； “王国维能开始解释甲骨上的文字； 因为他相信殷代现存的文献。如果殷代文献被猜疑而蔑视、而散逸； 那虽有王氏湛深160治学的精神；
亦无从寻得下手处。”①不论有意无意；
地下材料主要用来“证伪”还是“证真”的立意或先入态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顾颉刚在提倡重视“载记”材料的同时却因以疑古为出发点（当然他的最后目标还是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科学”的古史系统）
而自挖其墙脚； 具有十足的诡论意味。
同样； 虽然顾颉刚自己对“传说”特别强调； 但他大力推动的疑古倾向反使学者对传说材料不敢用。后来主张以“信古”取向来研究古代传说的徐炳昶观察到；
到1949 年后； 唯物方法已被接受为史学界“最高轨范”疑古思想仍“藏蔽于＇ 学者＇ 思想的深处以隐隐作祟。治古史的人一谈到传说的资料；
总是左支右吾； 不敢放手去工作； 就是有些位大胆使用这些资料； 却也难得史学界的同意”； 其主要原因即“从根本上疑惑这些资料的可用与否”②。
民国新史学的总体倾向是向往“科学”； 而其中一个基本预设即是对地下材料寄予厚望；
前引马衡对更精确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期望即是一个显例。而在地下资料特别是甲骨文大量运用于古史研究之前； 胡适在1921 年已提出他的“古史观”；
即“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 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
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③。这一观念既体现了对地下材料的期望与信心；
同时也等于宣判了中国在东周以前“无史”。伍启元后来总结“古史辨”运动时正如此说： “在地下发掘未能建设中国古史之前；
中国自东周以上只好说是无史。”④
王国维的一大实际贡献即在于他利用甲骨文将中国“历史”向前拉长了一大段；
后来郭沫若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乃能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⑤。但“拉长”只是量的变化； （今日的）
“中国”此前总有一段时间“无史”的状况并未从根本改变。徐炳昶指出： 顾颉刚派的观念也是对于传说时代的古史“暂时不谈；
等将来地下材料的证明”。其结果是“由于地下发现的材料未能弥补； 而商朝中叶以前的历史遂成了白地”！ ⑥从胡适到郭沫若这些以“科学”方法治史者；
虽然其所本的“科学”颇不一样； 在这一点上却具有大致的共识。
对“科学考古”有信心的史家或可以耐心等地下出土材料来慢慢“拉长”古史； 但中国“历史上可靠的事实前无引导； 变成一些孤立而忽然跳出的东西”⑦；
却是治古史者或治通史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正如傅斯年所说： “以不知为不有； 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不论东周以前还是商代中叶以前；
撰史者对那段历史总得有个交待。傅自己特别提倡“于史料赋给者之外； 一点不多说； 史料赋给者之内； 一点不少说。”⑧他认为“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
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⑨。因为“历史上有若干不能解决之问题； 指出其不能解决； 便是解决”lu 。对具体的史学题目；
这的确是最为可取的态度。但从广义言； 这仍未解决王国维遗留下来的未经161地下材料证明的“古书”究竟算不算史料及怎样应用的问题；
同时也无法处理比较可靠的古史“忽然跳出”这一困境①。
但地下材料毕竟强化了学者对古史的信任； 肯定了部分正史材料的可靠性； 对疑古倾向有所纠正；
傅斯年即因此而由疑古转向重建古史②。故“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上的实际影响虽不如一般所认知的那样大（陈寅恪对王氏学术方法的重新诠释已提示了这一点）
； 其在更加广泛意义上所增强的学者信心； 却不容低估。有此信心存在； 许多人才能从容使用古书资料；
并据此以解析和重建古代史实。蒙文通、徐炳昶等人的研究表明； 在态度和眼光转变之后； 既存文献本身可以提供的历史证据远比我们想像和认知的要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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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对古文献的信任虽已因地下材料的支持而增强； 但整体的疑古倾向大致仍存在。考古学确实有力地支撑了20 世纪的史学大厦；
惟因期望值过高也曾带来一度的失望； 部分即因为更精确的“地下二十四史”长期未能出现； 以至于专长考古的徐炳昶在1940
年明确提出疑古的路已经“走到尽头”； 现在应“改走信古的路”； 以在“传说”中“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不过这一取向始终未能在史学界上升到主流地位；
而徐自己后来也放弃了“信古”的口号③。
如傅斯年所说； 殷代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的④。正因古代文献的可靠性乃由非既存文献的考古所证实；
即使是试图“证古”者也多向文献以外寻证据。可以说； “二重证据法”本身就提示着一个在既存“史书”以外找史料的途径； 这当然不是全新的观念；
但将其强调到这样的程度； 并且有具体的示范； 则是过去没有的； 故具有典范的性质。虽然有成绩的追随摹仿者其实不多；
在正统“史书”以外找史料的思路却因各种因素而被各类学人不断扩大；如陈垣用“教外”材料治宗教史； 顾颉刚用民俗材料； 陈寅恪等用“殊族”材料和诗文；
而李济开始运用不仅限于文字的考古材料等。
这样； 一部分人开始偏离章太炎所见的“详远古而略近代”的倾向；
“存而不论”的古训和胡适提出的“截断众流”新说转成为不少人实际遵循的取向。傅斯年那一代史家中许多人；
确实有一种为了更“科学”而以“少说”代“不多说”的自律（ self2censorship） 。徐炳昶发现；
民国史家在“用理性去检查”古人整理出的古代故事时； 逐渐“惊骇于这些材料对于理性的冲突”； 于是“谨慎的学者承认自己的无力；
绝口不谈”远古之事⑤。相当一部分人如陈寅恪、陈垣等； 特意避开上古历史（二陈其实都具备治上古史的学力； 陈寅恪尤其对经学下过工夫） 。1946
—1947 年评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时； 在“资格根据”一栏； 陈寅恪（自填或别人代填而应得本人同意） 的是“研究六朝隋唐史；
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 而陈垣的是“专治中国宗教史； 兼治校勘学、年历学、避讳学”； 其自我或他人眼中之学术认同如此⑥。
陈寅恪不治上古史确实因为他觉得三代两汉之事文字记载不足； 立说总不那么踏实。而“地下考古发掘不多”也难据以定案。若近现代又“史料过于繁多；
几无所措手足”。至于中162史； 则“文献足征； 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 足资考订； 易于著笔；
不难有所发明前进”。故他自述初回国时；“专心致志于元史； 用力最勤”①。这样的选择仍与“地下材料”相关； 据罗香林回忆； 陈对他说：
“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 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 则比较容易； 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
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 则委实不易； 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 那是还不能说定的；
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 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
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②“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仍不能下定论；地下可能出现的资料对严谨学人的潜在规范作用有多么强就显而易见了。
陈垣是一位通常被认为比较“传统”且相对更“土”的学者； 许冠三便说他是“土法为本洋法为鉴”③。其实陈的自我定位恰反之；
他在其子陈约之来信上批复说： 自己治学极得医学之益；“近二十年学问； 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 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
不过用医学方法参用于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④ 按陈氏自己开办过新式医学院； 并著有《中国解剖学史料》⑤； 他这里所说的“医学”；
当然指的是西来医学； 故其受西学影响之大； 还当重新认识。傅斯年在与陈寅恪论及“此时修史； 非留学生不可”时； 便特别指出“陈援庵亦留学生也”；
与“粹然老儒； 乃真无能为役”者大不相同⑥。
而陈垣也喜欢在正史之外发掘材料、开拓新领域； 以期“动国际而垂久远”。陈并不轻视正史； 他教子治史仍主张“凡研究唐宋以后史者”应先读正史；
但此外还“必须熟读各朝一二大家诗文集”。盖“观其引用何书； 即知正史之外；
诗文笔记如何有助于考史也”。陈垣特别强调；不仅近代史的研究“非杂采各国对远东之史料不能成中国史”；
就是“宋元等史亦然。宋之于辽金、元之于波斯、土耳其、阿拉伯等”⑦。严耕望认为在实际学术贡献上援庵似更胜过寅恪；
部分或即因陈寅恪后来回归以常见材料治“正史”的传统正途； 所涉既宽； 难以面面俱到； 故“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而陈垣则“最重视史料收集”；
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⑧。二陈的高下可不置论； 严氏内心中对史料特别是“罕见史料”的重视； 大概应163是其立论的一个基本预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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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二陈均选择从唐到明清这一段中古史为专业； 或者也有时代的考虑。他们皆存治史为时势服务的报国心态②； 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外力入侵的局面；
在三代至秦汉的历史中可吸取教训的不多。黄 观察到： 过去士人读书；“非周秦六经； 即马班两史。其脑中所萦忆者； 多中古以上事迹； 其所濡触者；
却为现代之物华。日溺于近； 而心驰于古； 于唐以后政治社会兴衰递嬗之迹； 百举俱废之由； 反昧昧然。故一旦受侮发愤； 欲刺取吾国固有长技；
侈举与西欧对峙者；率皆墟墓简策间言。”③
按黄氏实有所见。读书人的眼见之实与所读之书有所隔； 承平时固无碍； 遇事则其思想资源便有限。从这一角度言；
清代经学特别是以考据为中心的古文经学确实难以经世； 而后起之今文经学的经世取向仍然是回向周秦。清代文字狱造成的对近代（指清人的近代）
史的回避；特别是整个史学所处的边缘地位； 使唐宋史事不为多数读书人所熟悉；
尤其是与夷狄关系较洽的唐代处理夷夏关系的历史经验并未得到关注。清人也曾希望回向历史中寻找思想资源； 如元史即颇受注重。然元史的受到注重；
固然有夷狄入主的相似一面； 恐怕也有时人不熟悉唐代史事的潜在因素在起作用（当然； 国人历史记忆中唐代史的形象也有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