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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的明显被驯化，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一处著名的遗址出土了甜瓜、芝麻、蚕豆和落花生这类令人惊奇的种子，导致了有关它们曾在中国古代存在的一些极不负责的断言。然而，前三种已知是历史上从近东传入的（罗6佛，1919年），而第四种则是南美洲植物，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传入中国。
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生活，肯定非常像现代东南亚的无政府文化（nonstateculture）的生活。那里有猎头的好战之徒和精细的耕作者，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与礼仪舞蹈动作的设计者，却没有政府组织与文字表述，这些人目前仍生存于从印度和缅甸一直远至印度尼西亚的地区，以及台湾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较弱小的部落，不能藉战争手段增加其财富，被迫更集约地耕作并积极地交换。该地区盛行这样一种首领模式：最有能力调解争端和安排社会事务者，会获得显赫的名望，并往往伴有财富，他会通过摆庆功宴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并最终成为再分配制度的核心人物。他组织宴会和庆典，其他人则为此提供吃的或分派的物品（这些庆功宴可能很像美洲印第安人的冬季赠礼节）。今日中国社会的地方领袖，也靠使用同样的技巧－－作为仲裁人和贺宴组织者－－来发迹及增加实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较奢华的墓葬中，随葬品多的男子肯定与此类似；他们可能是父系氏族部落的首领。毋庸置疑，战争、交换和重新分配模式为农业的强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新石器时代华北的先民有可能是母系和“母权制”的氏族，不管这个常常用错的词是被怎样理解的。中国当代很多考古学家都支持这一立场，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支持的进化论。而中国之外的学者则通常不同意。其实双方都没有确切的证据。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墓葬似乎表明，这是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个人被单独（或在同一性别的小群体里）埋葬，并伴有一些随葬品。北美洲的波尼族印第安人，是个母系氏族的部落（韦尔特菲什，1965年），过着颇像半坡考古遗存显示的那种生活，而他们的很多邻居如奥马哈人等，则是父系氏族。
毫无疑问，至少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部落，最可能的是那些在渭河与黃河流域以及华北平原的部落，所操语言为原始的汉藏语系。华南除了有瑶、髳（苗）以及或许还有一些南岛语系民族的祖先居住外，可能还有讲泰－卡代原始语言者（本尼迪克特，1942年）。沿现在的中国北部边境一线，讲阿尔泰语系者肯定分化成了今日蒙古人、土耳其人、通古斯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的祖先。汉人在古代只是许多民族之一，并未像现在这样在该区域成为压倒性的多数。看一下公元前3000年时的这一地区，任何人都会选择傣族、苗族、瑶族或别的群体作为“最有可能继承的”人（当然那时还没有自觉的民族主义者；有关防卫安排和其他方面的考古发掘证实，每个村落或村落群都是独立的组织）。中国在史前的进步，似乎是由东亚许多地区多种语言背景的民族的众多小发明共同促成的。考古发现正日益揭示出，重要的发明与发展在中国广泛产生，地方传统也以大致平行的速度取得进展，每个人都借鉴着其他人的经验，从而导致了若干相似性的界定，张光直将此称为“龙山文化的地平线”（张光直。1977a）。
大约到公元前3500年，农业传入了满洲，而1，000年以后，有棱凸纹印的灰陶又全都从满洲经西伯利亚传人了欧洲。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与畜牧业在中国西部繁荣起来，特别是在齐家文化中，灰色陶器复杂多样，并重视牲畜饲养。到那时，农业肯定已沿着连续不断的路线从中国扩展到近东。牛和马在中国的大量存在证实了这一点，就像粟的栽培出现在西方社会一样。小麦和大麦，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曾发现，却已在历史的黎明期全面移植，肯定是在此时前后来到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它们已在阿富汗及毗邻地区或中国边境附近移植，并且肯定至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被偶尔引入中国（在一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小麦，却被装在该历史时期之后的一个坛子中，嵌埋在那里；何炳棣，1975年，第73页）。小麦和大麦适应了冬季降雨的气候，因此在跨越中国最西部近乎无雨的地带时明显减缓了传播速度；对中国人来说，它们看来肯定不如粟，粟已适应该地区酷热多雨的夏季。因而，只有抵达冬天也湿润适宜的地区后，小麦和大麦才会流行。此后，蓄水技术用于栽培小麦和大麦，中国人决定种植冬夏两季作物，即以冬季的小麦和大麦与夏季的粟和荞麦轮作，而近来则更多的是与高粱和玉米轮作。对完成这种循环轮作必不可少的技能与技术，以及开发适应这种循环轮作的作物品种，肯定都花了很长时间；只有人口高度密集才会使这样大的努力具有价值。的确，在赋税迫使人们增加农业产量之前，小麦和大麦可能并不重要。故此我们不能因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缺少小麦和大麦便推测它们未被发现；它们可能被认为是稀罕的输入物或珍品，没被当成农作物。
在南方，龙山文化渐次衍化成考古遗物并无二致的众多遗址，通称为和平文化。和平为越南的一处遗址，用它来命名整个中石器时代和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东南亚传统，包括数万平方英里地区内一万年间的历史进程。
人口的增加在这个时期显然很重要，然则为什么会出现人口增长？如果这是对农业的自然反应，那么为什么不集中在南方呢？那里的稻子和块根作物比干旱北方的粟提供了更多产和更牢靠的基础。在该核心区域，相对于农耕文化复合体的原因而言，人口的增加肯定会导致更多的结果。由于猎物的枯竭及其聚居地的减少，再加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劳力从事农耕，似乎导致了对农业依赖的增强，但人口的增长本身必须加以解释，倘若在纯农业社会中有众所周知的限制人口倾向的话。龙山文化的人口比其农业可以养活的人口要少。中国在20世纪仍大量依靠常称作（如果不是非常准确地）新石器时代农业体系中的相同农作物，因此龙山文化的先民无疑可以维持比他们曾经维持过的更多的人。人口的增加在这一个案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关于人口增长有一种可能的说明，就是假定冲突的存在模式，这种冲突由于产品以及－－一言以蔽之－－贪婪的增加而加剧。人们想要得到更多，除了交换还有抢劫：正如萨林斯（1972年）所云，抢劫不过是交换的一种极端情形，其回报格外低，也可以说不存在回报。日益复杂的产品和日趋严重的冲突导致对社会控制的更大需求。社会中强势者和弱小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可能是军事首长、最成功的社会仲裁者或富人。凭借一种手段获得权力的人，会用另外的手段来巩固它：富人力争政治成就，政客力求财富，不一而足。我猜想，在有许多致富机会的扩张经济中，正是富人掌握了权力，然后着手巩固自己对政治的控制。而在静止经济中，则由能说会道者和擅长管理者－－从政者和政治家－－掌权，然后再靠攫取财富来加以强化。在战争状态下，军事首长接管和获取政治与经济权力。所有这些走向成功的道路，可能都存在于龙山文化的村落里；在每一个共同体中，谋取权力者可能会遵循复杂的模式，同时还使用各种策略。其最后结果是，作为经济活动曰益增长的副产品，社会分层也日益加剧。
伴随着权力的逐渐集中，人人平等、共同支配生产资料的平均主义村社已不复存在。随之消失的是很多限制人口的因素。人们感到不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也不再能回避小家庭缺乏劳力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劳动和产品，而得到它的惟一途径则是增加家庭的劳动力。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史上的恶性循环：食物产量的提高导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人口又导致了对食物的更大需求和由此产生的对农业集约化的要求。在国家出现以后，赋税使农民的生存更为艰难。他们不可能积攒财产，只能寄望于孩子，与之一起劳动，并在年迈时依赖其赡养。
商朝文明
文明在近东始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始于公元前20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著名文明是商朝文明，传统上定代为前1766－前1122年，而现在据大多数学者认为则要略晚一些；目前提出的年代范围介于上述年代与大约前1500－前1000年之间。商朝以前是朦胧不清的夏朝，传统上定代为始于公元前22世纪。直到最近。这一朝代都被认为是传说时期，但那个时期的几座城市或曰大镇已被发掘出来，这些城镇后来成为商朝的辖区，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美丽的青铜器。所以青铜时代的文明确曾在华北中部繁荣过，而且它充分标明了夏朝的存在（关于中国文明的黎明，见巴纳德，1972年；张光直，1986年、1977a、1979年、1983年；郑德坤，1960年；古德炜，1978年、1983年；李济，1977年；保罗。惠特利，1971年；威利特，1965年）。
最近在满洲南部进行了更令人惊奇的发掘。在这里，大型的村落、具有相当规模的庙宇、形形色色的精美艺术品以及高水准的玉雕，表明红山文化是处于萌芽期的文化，甚至比夏朝更早［方滇川（音译）与魏凡（音译），1986年；郭旭（音译），1986年；孙守道与郭大顺，1986年］。那里的资料把我们带回到公元前3500年以至更早的时候；大村落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与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国家一样早（这些城邦国家在那时却更为先进一些）。这一文化繁荣所在地区，是历史上操阿尔泰语系者（通古斯人、朝鲜人及其他人）居住之地，因此在我看来，好像它是非中国文化，肯定不同（不过有所关联）于夏朝由以产生的华北中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无论如何，在龙山文化区内发现的大市镇，表明红山文化并非孤立，因此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仍有许多要探究的。
虽然没有属于商朝的历史记录或长篇书面著作，但我们确有大批文献，大部分是刻在胛骨和龟甲上的著名甲骨文。商朝的占卜，就是把这些东西加热至裂开后再根据裂纹以定吉凶，几乎和今日有些地方的占卜一模一样。由于问题和答案均用复杂的字样刻在龟甲兽骨上，这种字体现已能释读，我们因此获得了商朝生活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王宮中主要事务的精彩记录。在这些事务中，狩猎与星象最为突出。
商朝文明创造了辉煌的艺术品，尤其是铸造出了青铜器，建造了大城市。商朝地处中国的心脏地带，从黄河中游起，北近北京，东入山东，南达江西。商朝实际统治的地域，从华北平原沿黄河上溯到洛阳西北的三角形低地，地当枢纽，位置重要，可能是发掘物最丰富和城市最大的地区。这一区域的中心是历史名城洛阳和郑州。商朝早期都城在洛阳附近被发掘出来，而郑州事实上复压在商朝都城之上（可能是隞，处于该王朝中期），该都城位于现代郑州的一块大得惊人的地区之下，包括人民公园与中心市场地区。在市场上，人们仍可以发现很多脆弱易碎的、浅灰色的粗沙质陶制水壶，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与商朝的那些陶制水壶毫无差异。它们现仍是普通厨具，适用于当地烹调，非常理想，所以无需改进。商朝都城后来北迁至安阳附近的小屯，商朝在这里建造起最后、也是最壮观的首都－－殷。文明的周边地区，从河北直到山东、江西，文化上各具特色，显示出其他王朝在当地统治的烙印（张光直，1979年）。
商朝文明依靠许多品种的粟和稷，也依靠稻子、小麦和大麦。略有一些二熟制的迹象，大概是粟，因为原始品种的稻子生长季节很长，不容复种。在商朝时期，中国比现在更温暖湿润；大象、貘、犀牛以及别的热带与亚热带动物群活跃在中部平原。然而气候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足以允许稻子在湿地或灌溉区以外生长。该区域如今每年降雨20－－25英寸，而黄河周围的中心区则降雨20－－30英寸；旱稻在每个生长季节需要大约80英寸或更多的雨水。很显然，即使雨量再增加一倍，也不会允许水稻生长，何况该地区在商朝也没有过那么多的雨水。有一些迹象显示了商朝的灌溉，同时也不缺少对撒播稻种堪称理想的河塘。很有可能使用了一系列技术，从简单地往天然水坑撒种，到在积水低草地耕种，再到实际灌溉准备好的稻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教科书频繁提及商朝的旱稻栽培，实属谬误。
除了谷物以外，我们还了解商朝饮食中的肉类。猪、狗、鸡、绵羊、山羊、牛和马早就可以获得了，此外，水牛（据说是本地种，现已灭绝）也开始被驯养。大卫神父鹿（Elaphurus）的骨头是如此常见，表明这种动物也已被驯化（李济，1977年）。狩猎规模大，人们用网捕捉各种猎物，从象、犀牛到兔子与鹿。各种鱼和龟都被食用。剔去了肩胛骨和甲壳的献祭动物大概是捆起来放进炖锅的。商业为该地区带来了一些外传的手工制品；华中是龟的出没之地，而且有些种类的龟被查明原产于华南。海贝与鲸骨则表明了与沿海的贸易。
人们肯定会猜想，素食同样也是多样化并经过筛选的，但商朝遗址中植物遗存的公布与分析很不全面。殷墟的植物资料在进行分析之前就被毁于二战之中（李济，1977年）。周初的文献遗存证明了对素食的广泛熟悉，我们理应推想这些素食源自商民，并且可能反映了自那时起并无变化的状况。有必要进行考古方面的研究，并对甲骨文进行最新的分析。甲骨文提到了“麦”（可能这个字也涉及大麦）、“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