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官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出入边关，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为了网罗更多的人才，朱由检还准许宗室子弟应试授官，重申“保举”之制。在军事征战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许高级官员因战事或组织管理军兵的需要，发放一些临时的任命状，代行管理之责，然后根据札委官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将地位多么显赫，不论是否曾经立过多大的赫赫战功，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面对贪风炽盛的腐败现象，崇祯帝也曾痛下决心，整肃朝纲。崇祯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监察官们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纠察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实际上，他确实又拿不出惩治贪污的有效办法，百官仍然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李自成进北京时，农民军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动用严法酷刑，数以千万计的银两从皇亲国戚和贪官肥将的嘴里吐了出来，亦可见明末官员贪污数量之庞大。崇祯帝反对空谈，倡导经世济民之学。他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西学可用以拯救时弊，强兵救国。因此，他不仅自己了解、学习，还鼓励大臣们学习传播。徐光启、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学习西学的佼佼者。崇祯帝对西方天主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吸收一些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这些举措，虽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却也促进了明末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算是办了一件好事。尽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大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运行，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事羸弱，已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无力回天。在农民义军和满清贵族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行驶在黑风恶浪的航道上，只能渐渐沉沦下去。铁骑入关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主要是为防备蒙古族内侵而修筑的。但大明的皇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屡次破墙入关，进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虽然是少数民族，却不是重点防范的蒙古族，而是疏于防范的女真人，即稍后的满洲人。英宗正统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东北的直接管辖机构——奴尔干都司，除在辽东地区直接派驻汉军镇守外，东北其它地区主要委派本地少数民族首领代为管理。到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州女真部逐步发展强大起来。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公开与明朝为敌，开始了统一东北、称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十余万，企图消灭后金军，却在萨尔浒一战大败而归。辽东战事日益凸显，成为朝野重点关注的问题。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鲜，迫使蒙古族各部归顺女真族。明朝对后金的来犯采取御守为主的策略。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少胜多，击退了来势汹汹的后金军队，努尔哈赤身负重伤，不久即病死于沈阳。袁崇焕乘机加固城防，并在随后的战争中打退了皇太极的进攻，使一向颓废的明王朝精神为之一振。
朱由检即位后，便把复兴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的身上，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崇祯帝问袁崇焕：“辽东军兵受到侵扰已经十年有余，不知爱卿有何退兵复辽良策？”袁崇焕说：“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持下，五年之内，整个辽东全境定可收复！”朱由检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复辽东，无论是物质、还是名誉奖励，我都毫不吝惜。”给事中许誉卿听了袁崇焕的海口，心存疑惑，问他：“五年收复辽东，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焕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对辽东战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诺五年复辽，其实就是为了安慰安慰他罢了。”许誉卿听后，大惊失色。袁崇焕的轻率与朱由检的急迫心理，给后来袁崇焕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春风得意的袁崇焕回到辽东，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凡经略事皆雷厉风行。他加强兵备、整饬边防。为统一军权，他设计诛杀了拥兵自重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此举遭到许多大臣的非议，也使朱由检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满。后金方面，皇太极汲取了此前惨败的教训，在“议和”的幌子下，加紧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于崇祯二年11月一举攻下遵化，威逼京师。袁崇焕进行了有效的人员调动和果断的布置，率师回防京师，解除了险情。皇太极深感不除袁崇焕，就无法将反明大业推向深入，遂决定设计把他除掉。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设下拙劣的反间计，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向朱由检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宗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 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处以磔刑，制造了明末亲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狱。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镇守辽东的一大批将领多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或在后金的威逼利诱下，举城投降。后金铁骑继崇祯二年入关后，分别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继突破长城边塞，进入京畿甚至更远的山东地区，兵锋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烧杀抢掠。明军畏之如虎，只敢在后面远远地追击。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加紧了消灭明王朝的步伐。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关内滞留5个月，纵横两千余里，历经57战，攻陷城池70余座。崇祯十二年10月，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期望凭籍洪承畴之力能加强对辽东的防御、“灭寇雪耻”。崇祯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围困锦州城，洪承畴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的优劣，主张“守而兼战”、“且战且守”，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去援救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部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唆使崇祯帝下密诏，催促洪承畴急速出兵、速战速决。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伤亡惨重。明军一度在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军，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致使皇太极“忧愤呕血”。但是明军的短暂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清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将明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明军坚守长达八个月之久，仍然见不到援军。1642年初，弹尽粮绝的明军人心大散，松山副将决定投降，引清军入城，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八处镇守据点被清兵夺走大半，宁锦防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无计可施、无兵可用的崇祯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但清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碍于体统与脸面进行的秘密和谈，竟然被泄露出去。恼羞成怒的崇祯帝杀掉陈新甲以挽回颜面。谈判既已无果而终，清军又屡屡内侵，肆意深入内地劫掠财物，历时长达7个月，俘获人口近37万，牲畜32万头，金银珠宝无算。崇祯帝与廷臣相顾无语，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包括总督赵光卞、范志完，还有巡抚、总兵、副将等多人都被斩首。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极暴病而亡，清最高统治者内部因争夺皇位，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而此时，农民起义军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并一步步进逼北京。清朝当国的多尔衮在一批汉族降官的建议下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策略，为入主中原作最后的准备。晚明悲歌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
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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