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丝绸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增长域外知识,发现“地中海文明”
的文明之路。
中国与东南亚、朝鲜、日本的海上交通在秦汉前就很发达。《汉书·地
① 普雷斯顿·詹姆斯: 《地理学思想史》,第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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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志》里载有从雷州半岛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三
国时,东吴人朱应和康泰曾从海路访问过越南、柬埔寨等地。朱应写有《扶
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对域外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记载。秦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专门记述地理的著作已相当多。如《后汉书·东夷传》对
日本地理情况作了介绍;《魏略·西戎传》载有非洲北部的尼罗河和亚历山
大城。但流传下来的却相当少。
公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熟悉佛法经典的西域高僧不断东来,而
中国名僧西行求法的也不乏其人。东晋高僧法显就是成就显赫的少数人之
一,追记其全部历程的《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无疑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一篇空前艰险而又有重大发现的万里远游旅行记。
法显(公元335年—418至423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
地理学家。东晋平阳武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卒于东晋义熙十四年(公
元418年)至南北朝宋景平元年 (公元423年)之间,终年82岁,一说86
岁。法显3岁出家,钻研佛学。因佛教在乱世中迅速发展,他感到经律多有
误阙,立志赴天竺 (印度)求取真经。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时年
65岁的法显与慧景、道整等10人结伴,自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敦煌以
西的沙漠到焉夷 (今新疆焉耆附近),向南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逾葱
岭,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内,并再返巴基斯坦,后又东达天竺(今印度)
境,随后至东天竺,在摩竭堤国 (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
居3年,学习梵书佛律,得《摩河僧祗律》、《方等》、《泥洹经》等经籍。
后法显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犁帝 (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
狮子国 (今斯里兰卡),搜求佛经。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换船北
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于义熙九年 (公元413年)到达建
康 (今南京)。公元414年,78岁高龄的法显,在建康主持翻译了梵文本佛
经,同时撰写成西行游记—《历游天竺记传》,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
显传》。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等。书中记述了中亚、南
亚、南洋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疆域、山川、气候、居民、政治、经济、历
史、宗教、风俗、城市、交通、文化、物产等多方面的情况。《法显传》言
简意赅,内容极为丰富。就地理而言,它丰富了中国边疆及域外的知识,留
下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各国古代交通及古代历史和地理现象的珍贵史料。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法显先于哥伦布千余年到达美洲的这一“石破天惊之
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是世界史上一个公认的定论。意大利人乃
甚欧洲人,均以先辈的开拓精神引为骄傲,不下数百年之久。
中国学者连云山经过30年的研究、考证,于1992年,在中外学者参加
的《环太平洋区域文明起源与传播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布:中国人法显先
于哥伦布1080年到达美洲大陆!
法显去印度的艰难行程,在印度学习、考察及回国海上遭遇风暴的历险
过程,均记载在他自己著述的《历游天竺记传》中。对于法显“慨经律舛缺,
誓志寻求”的事迹,中国晋以后的历代正史都有记载。然而对法显横渡大洋,
到达美洲一事,因历史的局限,前人概未论及和考证。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是,
法显由东天竺乘商船到师子国,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
耶婆提即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
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 (公元413年)到达建康 (今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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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连云山对法显船1580年前的航海记录进行了逐项考察分析,认
为法显所乘之船离开狮子国回国的前15天,行驶在传统海道马六甲海峡上,
可通过两岸岛屿辨别方向;从第16天始,“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
明星宿而进”。即只能以天文定向;说明法显船只进入太平洋深海区域。且
航行中“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鳖,水生怪异之属”,
“以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石锚)处。”这正是深海海浪达6级以上时产
生的海洋物理发光现象;而大鲸、大鲨鱼、大海豚等海中动物则多见于深海
之处。法显所记述的这些现象更加证明了他们已行驶在深海水域;法显所记
“若阴雨时,为逐风去”,“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这反
映了太平洋季风由西吹来,向东而行的特征。
此外,连云山认为,法显从狮子国回国时,遇风东渡105天所到的那个
叫“耶婆提”的国度,也不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学者萨缪·比尔所推测的“耶
婆提”即为爪哇或加里曼丹,亦或苏门答腊。按当时中国的航海水平,距中
国仅千余海里,其航行十多天即可到达爪哇或加里曼丹。因此,认定法显东
渡105天,航程达1万海里的“耶婆提”就是加里曼丹或爪哇是不能自圆其
说的,而按古船昼夜行百海里计,105天当行9,000至11,000海里,所至
“耶婆提”应是美洲西海岸;此外,连云山还认为法显船穿过传统海道马六
甲海峡后,理应在新加坡转东北前往广州,没有必要绕道东南向的爪哇或加
里曼丹,何况时值南太洋西南季风劲吹,风向也不允许;再则,法显所记“九
十日许”只在一岛停靠,余则大海茫茫,与印尼的爪哇和加里曼丹一带有万
余岛屿、菲律宾有7,000岛屿的地貌不符;另外连云山还以法显所记耶婆提
“其国外道” (即不信佛)与爪哇一带的佛教盛行也不符;而且,当时东南
亚及印度、波斯湾一带从未有过叫“耶婆提”的国名或地名等;综此情由,
连云山否定了“耶婆提”即爪哇国,以及法显船从苏门答腊或爪哇以南其它
海峡的“绕道说”。
另据考证,法显所记“耶婆提”,与墨西哥的玛雅人当时的人文情况十
分吻合,而且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古印第安地名,发音“耶尔婆尔”与“耶
婆提”相似。特别重要的是,法显船只有从墨西哥下海西航,才能与直抵中
国山东半岛崂山登岸的四项记录相吻合:即航行115日;航程万余海里;沿
途一岛未遇;最后13昼夜改为向西北向求岸。至此,连云山终于考证出法显
船航线:穿过巴士海峡后,在当时西南季风驱使下进入黑潮带,呈东北流,
到北纬35°至40°附近遇风东航105日,即3。5个月,横渡太平洋到达“耶
婆提”,即美洲大陆今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至美国洛杉矶一带。在这里停留了
5个月,于次年春,即公元413年5月乘船西行115日,于当年9月回到山
东青岛崂山。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也
是先于哥伦布千余年到达美洲的第一人。
继法显之后,北魏的高僧惠生和俗人宋云等在公元518年也到过印度取
经,回来后写成《惠生行记》,对自己的艰辛历程和所经过地区的地理特征
作了描述,足以和 《佛国记》互相引证,是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6)候风地动仪的发明
中国古代曾多次发生地震灾害。因此,中国的地震观测也有着悠久的历
史。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载有帝舜时期“地坼及泉”、夏桀末年“社坼
裂”的现象,可能是关于地震的最早记载。公元前3世纪的《吕氏春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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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周文王立国八年(公元前1177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
东西南北,不出国郊”。准确地记录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和范围,是中国地震
记录中最具体的可靠记载。此外,在《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典籍
中都保存了不少古老的地震记录。到了秦汉以后,对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更为
重视。从《汉书》开始,史家就把地震作为灾异列入五行志中。但这些记载
都是人们通过实地观察记录下来的,正是在不断地记录和积累地震知识的基
础上,东汉时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张衡于公元132年主持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
地震仪——候风地动仪。《后汉书·张衡传》记载说“阳嘉元年,复造候风
地动仪。地动仪以精铜制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里面
有精巧的结构,即“中有都柱”。“都柱”是一种倒立的具有摆的作用装置,
类似现代地震仪的重锤;柱的旁边有“八道”,所谓的道是装置在摆的周围
与仪体相连接的8个不同方向的8组杠杆机械。仪器的外表与8道相对应地
铸着8条龙,踞守在东、南、西、北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8个方向。
每条龙的嘴里都含有一颗小铜球,好象欲吞若吐的样子。每一龙头的下面都
有一只铜蟾蜍,仰着头,张嘴对着铜球。如果什么地方发生较强的地震,传
来震波,“都柱”偏侧触动龙头的杠杆,使处在那个方位的龙嘴张开,铜球
落到铜蟾蜍口中,并发出响声。观测人员根据铜球的“振声激扬”而掌握在
什么时间、什么方位发生地震。
候风地动仪制成以后,安装在洛阳。公元138年,陕西发生一次6级以
上的地震,地震中心距洛阳700公里,当时洛阳没有震感,而候风地动仪做
出了灵敏的反应,实测成功,证明了仪器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它
开创了人类使用仪器测量地震的历史。而欧洲直到1880年才出现地动仪,比
张衡的发明晚了1700年。当代中外学者一致高度评价这台仪器,认为它是利
用惯性原理设计制成,其基本构造符合物理学原理,能探测出地震波的主冲
方向。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地震研究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
地位。
(7)方志地理学的初级发展
地方志一般指局部地区的历史书,因历史要素包括时、事、人、地,内
容涉及到山川、河流、地形、地物,因此史书与地理书无严格界限,古地理
书可作史书,史书中也有珍贵的地理资料。所以方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
标志着地理学的发展。
编修志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代代相传不缀。但是关
于中国方志的起源历来争议很大,出现了多源说。表现为:源于《周官》,
源于《禹贡》和《山海经》,源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等说法。这
是由于对方志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但因“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官》,
且《周官》记载的“职方”、“诵训”、“土训”等官的职掌,基本上包括
了后世方志的主要内容,其作用也与后世方志“存史、资治、兴利、教代”
等功效基本一致。因此,无论从名或实来考察,从性质和功用来评判,《周
官》都可算是中国方志的源头。因该书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据此推断,中国
方志产生的时间至迟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出现,秦汉统治阶级越来越把收集、掌握各地
的区域、土地、人口、物产、赋税,以及山川形胜、交通道里等情况作为实
施有效统治的重要依据。他们程度不同地要求各地将情况上报中央,遂使秦
汉时期出现了大量舆图、地记等,尤以地记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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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又称“记”、“传”、“谱”等,是专门记载某地地理与人文实事
的地方性文献,内容偏重于地理,多记一方的疆界,山川风土、道里、户口、
风俗民情及物产等。这显然是适应统治阶级,特别是中央政权的需要而出现
的。东汉时,豪族地主兴起,光武帝令人撰写南阳地记,于是各地豪族地主
争相效仿,一时成为风气,各种地记相继涌现。但大部分已散失,仅有少量
辑本传世,如 《异物志》、《三秦记》等。
汉代最著名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因该志以郡
国县道为纲,分别记述各地建置沿革,风俗文化、山川关塞等,成为中国全
国性区域志之始祖,并为以后历代正史和许多地区方志所效仿。如果把《禹
贡》作为全国性区域志的雏型,则从《禹贡》到《汉书·地理志》即表示全
国性区域志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同时,也
表明偏重地理著述的地方志有了大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地记繁盛。原因很多,一是为适应当时北方士族南迁,急
于了解当地自然和社会状况的需要;二是为了满足豪强地主争奇斗富、自我
吹嘘的心理要求;三是魏晋时国家分裂,地方政治势力得到增长,一些地区
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的结果,这也是当时地记繁盛的最重要的原因。当时
成书至今仍知名的地方记主要有《交广两州记》、《广州记》、《三吴郡国
志》、《会稽记》、《寿阳记》、《荆州记》、《三巴记》、《蜀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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