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好的文学就是“人学”的话，好的历史必然也就是“人史”。这里的“好”不是基于一种道德评价，而是源自人性的最深刻的诉求。海德格尔说：“艺术为历史建基，艺术乃是根本性意义上的历史。”老海也许有点浪漫了，就像他在全世界正陷于纳粹灾难时却说“人类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一样。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艺术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渴望的存在”，是人的心灵的物化形态，具有某种与历史理性相对立的自然属性，因而也具有最本质的真实性，这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所无法具备的。假设我们把自己回归到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或者天地混濛时的盘古女娲，我们披着树叶，喝着泉水，在密林荒野间穿行，当野兽嚎叫的时候，我们会因恐惧而相拥颤抖，当洪水袭来的时候，我们也许会丢下对方自顾奔逃。而当风清月明，星光灿烂的时候，我们又会遥望夜空娓娓而谈，浮想联翩，接着便进行男女游戏……一切其实都跟现在的我们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是人性。所谓历史，在这里只不过是一瞬间。大约正是有感于此，汤因比才提出了“速度历史”和“质量历史”的概念。与物质世界相比，人类的历史不算很长，本雅明形容说“人类区区数万年的历史不过如同一天二十四小时最后的两秒钟”，在这不长的历史长河里，变化最小的是人性。由于这种变化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人性具有一致性和永恒性，而这种永恒的人性，使我们对人类过去和未来的想像变得合理和有可能，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历史的标准，那就是人性化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意识）。
（二）
但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一个作家是否具备历史意识，具备了什么样的历史意识，固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作家个人的人格修炼。面对永恒的人性和“人性的历史”，文学不仅要有一副热肠更要有一颗赤子般真诚的心，这既是文学惟一的使命，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真诚来自良心。在缺乏普遍的宗教情怀的现实中，作家惟其将自己置身历史理性的轨道之外，才能用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眼睛眺望人类历史地平线上的那轮太阳，沐浴它人性的光芒，并通过自己的笔转化为对苦难灵魂的永恒超度。《隐秘的历史河流》的作者将这种“良心写作”表述为“通过对人生终极价值自觉的思考和实践，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精神人格，并以此关怀社会，直面现实。在这种对文学现状感表现出反叛和抗议的情绪中，人文精神得到了强烈的张扬……这种对人文精神高扬的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具备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眼睛”，用它来穿透历史的迷雾和现实的铁墙。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是三千年前的某双眼睛看到的一个情人幽会的场景，春心荡漾的玉一般的女子和剽悍而略显轻佻的猎手在树林里迫不及待地相聚了，一刹那间的美妙使遥远的周朝与我们亲近如在身边。“墙有茨，不可帚也，中构之言，不可道也。”卫宣公娶媳为妾，他死后其妾又与他另一个儿子私通。这等发生在深宫中理应属最高级国家机密的事，竟也被一双眼睛给瞧见了，以至于几千年后我们读到这里都有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亲自去卫宫里捉了一次奸似的。不知《诗经》那个时代有没有媒体，假设有，恐怕也不会让记者们像对待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样去追踪卫宣公跟他儿媳的丑闻，那么外界又如何知晓呢？更别说几千年后的我们了。
两个世纪前，一位骄奢淫逸的西班牙国王强迫全国民众建造一座巨大的修道院，以便给教会还愿而使王后怀孕，一对平民夫妻的爱情和意志就在这艰苦而漫长的劳作中产生了，它像一道绚烂的闪电划破了中世纪的暗夜。这是二百多年后被作家萨拉马戈看见并告诉我们的。它使我们知道即便在王权和教会制造的双重黑暗中，人性，人类情感和理想仍是多么的美丽迷人，多么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不息。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文学固有的作用是描写和评论人类生活的各种事实和问题，因而文学必须是率直和勇敢的。”瞥一眼历史，再比照一下文学史，举凡流传的有价值的作品，无不是作家在独立人格主导下的一种良心奉献。我们可以把历史比成一片没有方向、没有出口和入口的沼泽地，我们置身其中，时刻有迷失和陷落的恐惧，但我们仍然勇敢前行，艰难跋涉，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有一只神圣的罗盘，那就是真诚和勇敢。
（三）
在科学和理性的作用、意义被无限推崇并不惜以暴力手段强化的今天，我们头顶那片曾经日月争辉的蓝天，被写满了钢筋水泥符号和数字化程序，就连我们人类独有的第二宇宙——我们的心灵，也要被分解或者组合为一种编码压缩成芯片供我们随时取用。“良心一斤值多少钱？”“感情能当饭吃吗？”这些曾被我们认为绝无可能的诘问，在现实中已经不难找到答案了，将良心称斤论两并按行情报价的事我们见到的还少吗？至于感情，更是可以用来投资，用来交换，用来赚取利润或声名，当饭吃又算得了什么？
“人生意义的饥荒、具有终极意义的绝对根基的缺失让人们感到，想抓住某一点把自己固定下来，可是它却荡漾着离开了自己，人存在于永恒的逃遁中。想要寻找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以期在这上面树立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塔的愿望是那样渺茫，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这是《隐秘的历史河流》中近于谶语的一段话。信仰缺失，基础破裂，连安泰脚下的大地也变成了深渊，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历史”的人愈来愈无家可归，焦虑变成绝望，麻醉品替代了艺术品，缪斯女神沦为酒吧侍女，神圣的思考变为皮肉的感觉……这一切都仿佛在说，人类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已经严重恶化，我们正处在历史的生死关头，何去何从，莫衷一是——如果说我们每一分钟都存在于历史之中，那么这就是我们此刻的历史。
但另一方面，高科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社会进步促成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导致的狭隘意识形态的普遍消解，各民族在精神和经济上的空前融合，理性主义在推行规则、维护公义、防止极端方面取得的成功，这一切又似乎预示着人类正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仁人志士们为之奋斗了数百上千年的乌托邦美好理想似已遥遥在望。“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绝望，另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信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无数大师巨哲们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无数的解答。文学自然不会例外。尽管文学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如被边缘化，被杂交、移植而变种，被消费、狎昵而轻薄，但只要它的根不离开人和人性的土壤，那么它就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就会在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上种植出绚丽的日月星光来。这并不需要假设。因为“人始终渴望的是人本身。人需要幸福，不仅需要思维和情感的无拘无束，而且也需要秩序和安全感”（古茨塔夫·豪克：《绝望与信心》）。无论如何，文学话语永远是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要桥梁，也是复活人类记忆的最后通道。
生活在女性与神性之间
——凡·高两题
？ 王 新
一
这个可怜的男人终其一生，在厄修拉、玛戈特、克里斯廷及拉歇尔那里收获了无尽的关于爱的绝望以后，终于在阿尔的太阳底下遇到了这样一个女人：“你并不丑，文森特，你是美的。你自己在糟蹋和折磨包裹着你灵魂的可怜躯体，但是你无法伤害你的灵魂。”“她解开边上的银扣子，剥去白裙。她的身体和她的脸一样，金光闪亮。那是童贞，每一分跳着的脉搏都是童贞的。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的身体可能被塑造得这般优美。他从来不知道肉欲可能是这般纯洁，这般精美，这般灼热。”然而，这个女人是虚构的，是仁慈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虚构的，我认为这是《渴望生活》中最悲情的段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哭，反正我哭了。
在此我也触电般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在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与女性精神关系问题上，中国和西方迥然相异。我实在无法想像：如果卢梭没有了华伦夫人，柴可夫斯基没有了梅杰夫人，罗丹没有了他亲爱的克劳代尔，他们将会怎样……紧接着要解释的似乎是：凡·高一生都没有女人，却成就着了凡·高。尽管凡·高画幅中的女人不多（《悲哀》等几幅），其实凡·高的艺术精神结构中女人从来都不曾缺席：《向日葵》、《星夜》、《有丝柏的麦田》那些重叠厚涂的笔触中，总涌动着一种女人缺失后的骚动不安和焦虑。而《黄屋》的极度宁静，《阿尔的卧室》反常态的纯净，则是一种对女人温柔安抚的不自觉想望和期待……我想要说的是西方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无论在现实中是否拥有女人——都受到了女性精神全方位的浸润，二者是互补相依的。
中国则恰恰相反，中国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与女性精神同构。傅山就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所以中国男人细致入微地刻写女人别怨情伤的本领之高，令人惊叹，不过，不要当真，他们多半是在“借她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已。一个奇怪的现象由此产生：中国男人写女人而没女人——凡·高不写女人而有女人——典型的是屈原的香草美人。又如《近试呈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不过是借女人之口婉转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已。由此可知与中国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形成互补的是国家精神，故中国男人只会死国不会死妻。由此也不难理解西方提倡骑士精神把为女人而决斗而献身作为高贵的精神荣耀，而中国艺术家则有杀妻之举：远的如徐渭，近的是顾城。
在一首柔婉的中国古诗词中，一幅冲淡的山水画里，你可以读到艺术家的精神自足，自足而冷漠，对女性精神的冷漠，总的说来，中国男人对女人太无情。所以当许多人额手称庆中国艺术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女性特质时，我深表怀疑，因为我在凡·高热情喷涌的画幅中读到更多对女性精神的渴求与爱。
二
“在不幸和受辱中对生命和生活说出含泪的肯定，在困境和孤苦中对挚爱与希望说出含泪的肯定”（《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凡·高的生命确证了神圣的存在。
凡·高曾在博里纳日煤矿区传道，当他亲历了矿工的贫贱、饥饿和死亡以后，他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上帝是不存在的，事情就那么简单——没有什么上帝，惟有一片浑噩——悲惨、苦难、残酷、煎熬和无尽头的浑噩。”（《渴望生活》）上帝真的不存在了吗？他抓起了画笔。
我注意到他画幅中众多向天的意象：《星月夜》中孤瘦的塔尖，《有丝柏的麦田》中流动的丝柏，《疗养院花园中的石凳》中遒老无名的树……它们都在重负与困厄的挤压中挣扎着突入云天星夜，无涯无际的云天星夜呵。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只能是一种承纳神性召唤的姿势，这个姿式甚至来得有些焦灼，有些急切，由此也隐露出凡·高那颗在尘俗中饱受创伤的心，是多么企慕超越与安妥。是的，干枯无情无视人间苦乐的抽象之神死了，而殷勤召唤播洒光辉共承苦厄的神却在画幅中诞生。
在救恩光辉的朗照中，芸芸万物生命之本被澄明，各个敞亮，温柔相契，从而通达真理。由此让我们来打望一下，当凡·高的眼睛承纳第一缕神圣光辉时，他是如何借其来照亮生命之本的，我想起了他的自画像与向日葵。
凡·高一生留下了四十多幅自画像。那火成岩般的头颅，燃烧的须发，坚定而伤心的眼神，真诚记载了苦厄对生命的伤害，然而同样也喊出了对生命说“不”的响亮声音：尽管被抛入深渊，尽管要承担重负，尽管遭受凌辱，可是生命终是高贵的，他的创造激情，对爱的坚定信念，终究不可战胜。再看看《四朵向日葵》飞旋如太阳，喷涌着光热和生命的激情，尽管茎杆被触目惊心地截断……所以一朵向日葵，一涡星空，一片麦田，一把椅子，一颗受伤的头颅，在凡·高的世界里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就是神圣光辉中关于爱关于生命的真理，所以千万不要问凡·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奇怪。
荷尔德林写道：“这时，银色的高峰安静地闪烁/玫瑰花早已落满眩目的白雪/而往更高处，在光明之上居住着那纯洁的/福乐的神，为神圣光芒的游戏而快乐。”他告诉我们：当生命之本被澄明敞亮以后，恰如雪峰上的玫瑰必将获得宁静而透明的诗意光辉。凡·高《阿尔的卧室》、《夜间咖啡座》、《罗纳河上的星空》也都恰恰如此。《阿尔的卧室》浅蓝、橙黄、淡绿，几把椅子一张床，是一派单纯和明净，洋溢着栖居的温馨。值得一提的是，黄色床头透出一角火红的被服，点亮了热情的诗意，却并不放纵和躁热。我第一次见到《夜间咖啡座》的时候，深深地被那深蓝的天空中花朵一般闪烁的星星所吸引，我惊讶凡·高的天真和诗意。《罗纳河上的星空》里流漾着星光水影，晶亮纯真，同样令我着迷。
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所以我想用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为凡·高充满神圣的生命艺术写上一个省略号：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探寻命价
探 寻 命 价
？ 吴 思
命价问题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旧历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1〕：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