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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由此带来的经济学定义是：“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所表现的形式。”“经济学家研究如何配置稀缺手段，对不同商品的不同稀缺程度如何使不同商品之间的估价比率发生变化感兴趣，对稀缺条件的变化（不论是目的的变化造成的，还是手段的变化造成的，也不论是需求造成的，还是供给造成的）如何影响这种比率感兴趣。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2〕
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不能不说带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载有这种定义及相关论述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小册子虽然专业性很强，却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一面世就出现脱销，一版再版，受到学界的重视，就充分说明了问题。那么，罗宾斯的定义里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革命因素呢？
因素之一是几乎整个人类的行为都囊括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以往关于经济学的定义，究其内容来说，大多局限于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人类行为，或研究促进社会物质福利进步的人类行为等方面。用罗宾斯的话说，以往的定义是“分类性”的，在“分类”基础上，又是局限在“唯物”范围内的——世界被分为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两个领域，只有在物质财富类别里，经济学家们才对相关的人类行为感兴趣。罗氏的定义完全不同，它没有以往的那种“分类”，既包含“物”又包含“非物”，只要是人类行为涉及对稀缺资源的配置，经济学就有用武之地，这便是罗氏自己命名的“分析性”定义，生产马铃薯和生产哲学没有什么不同。从一定意义上看，人类的行为几乎没有不涉及到稀缺资源配置的（就是休闲，那也是人生时间资源上的配置，因为休闲意味着不能向工作配置时间），这样，罗氏的定义将人类的行为一下子都囊括进来了，经济学的阵地由此扩张了一半以上。
因素之二是经济学研究形式上的抽象化，它向自然科学逼近了。既然人类的经济行为都可以简化为选择目标下对于稀缺手段的配置问题，不论其内容是人力配置给马铃薯生产，还是时间或脑力配置给哲学研究，它们在形式上就都是没有区别的，罗氏认定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正是这种形式上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为经济学研究找到了逼近自然科学的通道，因为这种稀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形式关系，可以经验观察得到，如多少的人力投入在多长时间内能够产生多少的马铃薯，多少时间投入可以培养出一个哲学家，等等，因而便于问题处理的简单化、模型化、数量化、精确化，经济学于是乎成为真正的“科学”有了可能。
因素之三是估价成为了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估价在这里是一种相对抽象的概念，不是只指市场价格的评定，也包括有非市场性的计算和考察等科学性的研究比较。生产马铃薯和生产红薯，配置同样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得出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究竟是生产马铃薯好还是生产红薯好，经济学告诉大家，这取决于同样的资源用于生产马铃薯更合算些，还是用于生产红薯更合算些，这就有了“估价”的必要，以及“估价”之后进行比较再来选择的必要。在市场条件下，生产者会考虑如何得到最大的市场总收益，资源配置是在生产马铃薯上还是生产红薯上，考察市场情况就可以估价并进行比较来选择生产对象了。在非市场条件下，人们“估价”通常是实物形式的，资源配置给哪种产品生产，就看生产出来的马铃薯与红薯数量谁多谁少；细致一些的，可以将数量结合“科学的”方法来估价和比较，如根据最大的热量数多少，最大的含糖量多少等等，来进行马铃薯与红薯生产的计算和比较，最后择其优者配置资源。
按此类推，生产哲学还是生产数学，不过是经济问题的另外一种形式而已，它与生产马铃薯还是生产红薯的选择，性质上是一样的。选择哲学还是数学，这要看时间花在哲学上合算，还是花在数学上合算，首先就必须对学习（或研究）哲学和学习数学进行“估价”，一旦“价目”清楚了，选择哪个方面配置时间这种资源，也就迎刃而解了。
罗氏的经济学定义有这样的革命性因素，它受到高度关注自在情理之中，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们而言，罗氏的待遇也就不仅是关注，而是备加推崇了——罗氏不只是简单地拓展了经济学的疆界，而且伴随着这种疆界的拓展，“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基石显得厚重多了。
“主流经济学”是建立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主流经济学家们大多将社会中每个人都当作“经济人”来看待，早期的理论认为，“经济人”都“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经济学的先圣亚当·斯密开始，在经济学的大河中，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假设长盛不衰，虽然后来也屡受冲击，却在大量“主流学者”对于“利益”概念认识的扩展中，稳定了阵脚，一种更为高度抽象的“效用”概念，取代了相对狭隘的“利益”说法——“经济人”不一定追求利益最大化，却一定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既包括利益还包括非利益的其他类别的对人的满足感，如社会地位、荣誉等，连其他纯粹精神上的满足也被算列在内，大概祈求神灵保佑也有着祈求者所费时间等资源与获得“最大化”保佑之间的盘算。
同时，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有了从物质财富相关的人类行为，向几乎全部的涉及资源配置的人类行为转向的巨大进展。于是，这一经济学理论派别也就更加“主流”成势，气宇轩昂了。这其中，显然有罗宾斯相当的贡献或功劳在内，他含有“革命因素”的定义，将“经济人”的基本假设随同经济学地盘的扩张自然而然地带到了人类几乎所有的行为过程中：从经济学角度看，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
毫无疑问，既然任何人类的行为都是追求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所有的人也就都善于算计和“估价”，然后，他们依照如此的算计进行比较，并如此理性地采取自己最佳的行动。主流经济学家们当然不会在这里停步下来，对于以经世济邦为己任的经济学，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于社会的认识和批判，并由此来选择合适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一种经济制度的好坏，当然就看其是否可以保证每个“经济人”的理性运用到极致，能否保证每个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完全地实现。这里潜含的逻辑是，每个“经济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追求的实现，必定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能够带来来“经济人”理性完全实现，并带来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制度，当然就是最好的制度了。
由于市场竞争制度是一种让人充分地施展“经济人”的理性，追求自己“效用”最大化，并有可能相对完美实现的最佳制度，“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制度选择也就是市场竞争制度。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上，市场竞争制度虽然是有着大量缺陷的制度，却相比于其他已经尝试过的制度（如计划经济制度）而言，它最能放纵“经济人”对自己“效用”的追求，最能实现社会整体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它被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为运作的制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市场竞争制度的胜利，也是“主流经济学”的胜利。当然，罗宾斯也站在这支胜利者的队伍里，而且位置还算较为显眼。
以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观点来看，罗宾斯以其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因素”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同时，在大量优秀学者努力之下的“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主流”一定是有其深厚力量的。
然而，以历史也是现实的观点看，“主流经济学”在简单化、抽象化人类的本性，科学化、形式化人类的行为，模型化、数量化人类行为的经济联系方面，还是走得过远了，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环境被完全抹去，复杂的人性被强行地套入了简单的假设之中，表面的或形式上的人类行为观察代替了人性深层的理解，数量或模型的解说完全与现实人的行为脱离了直接干系。因此，作为研究人类某种特殊行为的社会科学，这种“主流”派别的经济学，更多在渲染一种经济学的理想或信仰，甚至于不妨说是渲染一些经济学家们的宗教。他们试图让人人都培养出纯粹“经济人”的性格来，按照“惟利是图”（或“惟效用最大化”）的原则生存和生活。这一点，倒是可以看出“主流学者”们自身的学说理想，如果世界真能那样，“主流经济学”就会在对人类如此的教化之下，不断地培植出纯粹的“经济人”，自己则得到永世不败的辉煌。
不论从哪方面看，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只是从人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某个特殊角度出发的，它不可能究尽所有的问题，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方方面面，通常还需要简化假设和思索路径，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罗宾斯在他的思想观念里，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他认为，经济学应当集中自己的精力研究本学科范围内的事情，不应心有旁骛，定位不清。他说：“近代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把心思用在与经济学无关的事情上，有许许多多活动对于解决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3〕。
这种说法一般而言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作为解释现实人类行为并试图为人类行为提出某种理论意识引导的经济学，不管如何地简化假设，明确定位和视角，由于它所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社会中复杂的人的行为，它应当从人的行为的真实复杂过程来形成理论，而不是将人先简单地定位在“经济人”基础上，一切由此出发就可以了。
换言之，复杂的人类行为，源自于复杂的人性，它还与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环境相关，与有史以来人类的文化传统、宗教意识等相关，经济学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将其统统看成与经济学无关的方面，而应揭示现实中一些复杂人性之下的行为特征，以此建设经济学的大厦，进而引导人类的行为。其实，从亚当·斯密那里，我们就读到过复杂人性的解说（如人不仅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另一面），而潮流颇汹的“主流经济学”，却做了相反的事情——先简化出“经济人”的人性规定作为出发点，再来强行解释和教化世界。这显然是将“主流经济学”引向远离现实世界的做法，它将更远地离开“主流经济学”所要达到的“入世”的目的，尽管主流学者们主观上是尽力要去逼近这个真实的世界。
从这样的角度看，罗宾斯虽然通过他的经济学定义为主流经济学扩展了地盘，也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力量，支持了“主流经济学”的存活力；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更为明显地暴露了“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扩展得越广，问题露得越多、越彻底、越清楚，也越准确，批判起来也就越容易得要领——生产马铃薯和生产哲学都形式化到经济学的平台上来理解，人们的行为都不过是“经济人”理性下面的选择，“主流经济学”的死穴完全展示出来了。
生存、生活于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确实有“理性经济人”的一面，有时这种理性的程度是相当强烈，也是外在明显的。经济学也好，其他学科也好，涉及人性问题时，不能不由这样的外在化行为，看到人性如此的内在规定。其实，“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主流”，乃是因为“经济人”的假设，真实地描述了某些人类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性基础。可悲的是，荒谬的东西常常只是从真理向前走出一步，当将“经济人”的理性普遍化到任何时间上任何的人类行为时，“主流经济学”就遇到了不能不退缩回头的巨大现实阻碍，社会生活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人性存在，更不是简单人性存在下的简单经济性行为。罗宾斯对于这一点大概是没有想到的。
一般地说，生产马铃薯和生产红薯可以考虑对同种人力资源配置进行估价并最后选择其一，这与生产哲学还是生产数学可以选择其一来配置时间资源相同；但是，你能够在生产马铃薯和生产哲学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的选择吗？显然不能。它们既不存在估价的基础，更不存在比较的可能，硬性地要在两者之间进行估价并比较，再做出行为选择，那是荒谬透顶的。
如果说，将生产马铃薯和生产哲学两者之间进行资源配置选择多少有点牵强，那么，人们可以限定在同类可比产品的生产来讨论这一问题。这时，是不是人们的行为就一定是在“经济人”理性下的“最大化”选择了呢？
不是。就是在生产马铃薯和生产红薯之间，在生产哲学和生产数学之间，人们行为的大量选择也并不是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来进行的，而是既有从“经济人”理性出发者，也有从个人偏好或喜欢等心理复杂因素出发者。究竟是根据什么进行最后行为的选择，通常受到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环境的，以及各种各样复杂心理因素的影响，受到文化传统和宗教意识的影响，并非可以简单化为“经济人”理性影响一项，并非为了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已经为大量可观察的事实所证明，而且也为心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所证明。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奖给了运用心理学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学者卡尔曼等人，表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