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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致力于杂文创作，许多人只以为“杂文”就是“骂人”；而不懂“骂”之中的理，“骂”的根底蕴涵的爱。鲁迅曾经说明：“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论讽刺》）“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什么是“讽刺”》）鲁迅逝世前在没有写完的记念自己的老师太炎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中，沉重地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的，鲁迅是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开来的。张勋要复辟清朝，推翻民国；段祺瑞不过一届政府而已，当它镇压爱国的青年学生，屠杀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它的行政就背叛了国家了。鲁迅揭露它的“阴谋”，痛斥它的“残虐险狠”，是反对政府的不法不义，不是反对国家；此后反对叛变革命，“不抵抗”外敌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也是这样。要之：鲁迅的仇恨是针对侵略者、压迫者、权势者、奴隶总管、主子、“元帅”和工头以及他们的帮闲、帮忙和帮凶的。
也是鲁迅逝世前，他在《死》这篇文章里写下一段话，说“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知道的，有的人就是以此断定鲁迅是“仇恨哲学”的。其实，这里不过表明：鲁迅清醒极了。他临死也明白，他的怨敌是不会宽恕他的；他为什么要去请求他们的宽恕呢？他为什么要单方面地宽恕他的怨敌呢？然而，鲁迅又有一首诗，是应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写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写的。最后四句是：“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这里写到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也表达了“度尽劫波”之后，中日两国人民是“兄弟”，将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这是鲁迅的愿望，也是鲁迅的理想，也一定会是事实的——在那遥远的“度尽劫波”的将来。可是有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反对鲁迅的这一愿望和理想了；有人以“恩仇是天大的事情，怎能‘一笑’而‘泯之’”来反对鲁迅的这一愿望和理想了。“度尽劫波”之后，昔日各个民族之间和同一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的“恩仇”——哪怕“天大”——是“忘记就是背叛”呢，还是“泯之”呢？可见鲁迅“不宽恕”不行，宽恕也不行。鲁迅怎样才是、怎样才好呢？
鲁迅有大仇恨，尤其有大爱。这是什么“仇恨哲学”呢？
说“斗争哲学”，起码得想想鲁迅向谁斗争？为什么斗争吧？鲁迅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与人斗吗？鲁迅是“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的斗吗？
鲁迅不安于做奴隶，他是主张斗争，但他的斗争是奴隶的反抗。反对鲁迅的斗争的人，最起码应该回答鲁迅的这一个问题：“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文艺与革命》）前面引述过，鲁迅懂得，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因此理解并且赞同平和的方法也是可贵的。他理解奴隶，理解人们求生的本能和愿望。他接受生物进化论，他的思想是以人的生物性作为逻辑的起点和根基的。所以他一再提醒人们人“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只是痛责奴才，尤其是有学问的奴才。他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鲁迅出生的时候，是皇帝专制，“公车上书”，“戊戌维新”，人们希望和平改革而不得，而被镇压，于是而有流血的起义和暴动，无数青年和烈士的鲜血赢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推倒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但随即是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鲁迅痛苦而愤慨地呼喊：“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国共合作的北伐节节胜利之中，国民党蒋介石背叛而“清党”，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工农民众和青年学生。鲁迅于是反对国民党而支持中国共产党。所以他说：“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地方，遭受压迫，不斗争以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行吗？即使贪生，不愿意冒险，总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做点改革吧？这也不愿意，总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吧？总不应该反对别人的冒险斗争吧？
我一直认为，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是不喜欢鲁迅的，讨厌鲁迅的。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人们憎恶鲁迅的原因很多。大体说来，恐怕是：第一，这些人没有读鲁迅的书，不知道鲁迅说过什么，在什么情形下怎么说，为什么这样说。第二，有的人即使读了，也为社会思潮所诱惑，或为自己的成见所遮蔽。第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争”、“不撄”、“温良恭谦让”的教化根深蒂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人，或有人能撄，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Genius）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摩罗诗力说》）。第四，几千年来统治者恩威兼施镇压民众发表不同意见造成的恐惧怕事和心怀感恩。第五，知识分子心底的“屈原情结”。鲁迅论屈原，说“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摩罗诗力说》）。我们中国的现当代知识分子，无论专攻古典文学的，还是不专攻古典文学的，都不怎么认同鲁迅的见解；甚至反对鲁迅的见解。认同的真是凤毛麟角啊！个中消息是很值得深思的。
五、你评价一下鲁迅在当代人心中的形象。这些“形象”有什么特征。
任何人在他人心中的形象，虽然出自他/她本人的言论、作为和创作，但都带着“他人”的主观性。最真的所谓“本来面目”，也不过“逼真”、“酷似”而已，绝对不可能等同于“形象”的“本人”。远离“原型”的“形象”，甚至扭曲与背离的，也经常出现。“标准像”并不标准，也是一种“镜像”罢了。这种情形的产生，出于三大原因。第一，时代不同，势异时移，情随事迁，本来人各有己的多样性、复杂性，更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巨大的乃至根本的变化。第二，“他人”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价值取向不同。第三，“任何人”的言论、作为和创作的读解，不像算术的1＋1=2，没有“标准答案”。客观认知和逻辑思考有重大作用，但不能求得“惟一”的结论。
“当代人”的内涵繁多。鲁迅同时代的人甚至他的朋友如巴老还活着，现年九十岁以上的人，听过鲁迅讲演的还活着，他们算“当代人”吗？“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且又有旧社会经历的人，还多得很；他们中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和或业余或专业创作文学的都曾经过“五十年代”教育的洗礼，“反右”的风暴，“文革”的浩劫，“改革开放”的考验，虽然大多数已经退休，但依然在读书写作的不乏其人。他们当然是“当代人”。“共和国”的同龄人，“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乃至“九十年代人”，看当代的文学评论，已经各各成为“一代人”了。他们中自己出面向社会诉说“心中的”鲁迅的“形象”的，多得很。他们心中的鲁迅到底是什么“形象”，还是由他们自己说为好吧。但要多听细想，而且还要联系他前前后后对上对下阴面阳面说过什么，怎么说的，才能明白他们的真意。语云：“肺腑而能言，医师面如土。”无须我来逞一己之见。“隔靴搔痒捧何益”，我不乐意做；而“入木三分骂亦精”，我无能力做。“由它去吧”！但我都尊重他们的权利，也并不以为这就是他们的“全人”。人复杂得很，多变得很。至于“这些‘形象’有什么特征”呢？一切被构建的“他人的形象”都有构建者本人的“形象”的投影；要知道被构建的“鲁迅的形象”的特征，看看构建者的特征就大抵可以了。
我最关注的是当下中学生心中的鲁迅形象，从他们是可以预见二三十年后的我的祖国的大致情形的。前几年《羊城晚报》报道过一个调查，有的中学生认为鲁迅是他们的“公敌”；最怕读鲁迅的课文。这很难怪中学同学。他们在现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读鲁迅，一定要背诵，一定要默写，还一定会考试；而答案也是一定的。不要说错一个字，颠倒一个字都要扣分。而“分，分，学生的命根”！这种为升学而读的功课，鲁迅自己就觉得是很苦的。何况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的中学生。我有三四个上中学的小朋友，我们彼此都是直呼姓名的，可以没有顾忌地谈天。我问过她们对鲁迅的看法。一个说，如果投票选举“最不受欢迎的人”，她第一个就投鲁迅。一个说，鲁迅的课文太陈旧了。一个说没劲。一个说喜欢他的散文，我赶紧送了她一本《朝花夕拾》。原因我想是很复杂的。但我真不知道：鲁迅的书是不是适合作为中学的教材？特别是初中的教材？在中学，应该怎样来教鲁迅的文章才好呢？先师李何林一生非常关心中学的鲁迅教学，向中学语文老师作过许多报告，写过许多信——他是一个有问必答有信必复的老教授。他尽管诲人不倦，可问题永远是那些老问题。老师尚且如此，何况十几岁的中学生。鲁迅曾经慨叹：“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怎么办？
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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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动物演变而来的进化学说，至今还无法被形形色色的神学挑战所证伪。正是如此，面对人类的诸多丑陋行为，人们往往斥之为“兽性大发”，可谓一言中的。如此，一个问题便由此产生：人类究竟离动物有多远？或者说人性究竟离兽性有多远？
一、动物行为学家眼中的人类本性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的本性，肇端于奥地利的动物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1903～1989）。他认为动物具有四种本能，即食、性、逃跑和攻击。这四种本能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又都统一在“领地”的范畴之下；领地与攻击便成为洛伦兹阐述动物本能行为的一对重要范畴。其中攻击性具有物种护种的重要功能，因此便成为动物最基本的本能。正是“清晰地看到攻击性在护种上所担任的功能”，于是，他撰写《攻击与人性》一书，希望“能够对人类许多不良的攻击功能加以解释”〔1〕。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的学者中，最杰出的当属英国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 ）。1967年，他写成后来影响极大的《裸猿》（NakeDape）一书。在该书中，莫里斯将人类称作“裸猿”，意思是没有体毛从而裸露着身体的猿猴——这一指称与定位，与中国唐代道家学者无能子对人类进化形态的描绘和定位——“裸虫”——惊人的一致。〔2〕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裸猿》一书在全球的发行量超过了一千万册，成为最负盛名的人类行为学专著之一；“裸猿（nakedape）”也因此成为英语中一个新的词汇。随后，莫里斯又写出了《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和《亲密行为》（Intimate Behaviour），与《裸猿》一道合称《裸猿》三部曲。
《裸猿》出版后，其惊世骇俗的观点马上受到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褒贬不一的评论随之而来。褒奖之辞可以姑置勿论，贬斥者认为他丑化人类，将人类视为野兽，对人类冠以侮辱性和悲观主义的称呼“裸猿”。对此，莫里斯回答说：“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我用这一称呼只表明我是从动物学的角度来描述人类这种动物的，因为把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放在一起看，称他们为‘裸猿’非常贴切。”实际上，作为一个动物行为学家、人类行为学家乃至社会人类学家，莫里斯观察到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在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