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石盘头》。《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27页。。祖母过世之后，陈映真的大伯父陈琳便成了他们家最大的长辈。到了晚年，大伯父的耳朵越来越聋，同他说话，往往是笔谈。有一次，大伯父说到他们在唐山的祖家，陈映真随即在纸上这样写：“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石盘头楼仔厝。”须发皆白的大伯父的脸上，立刻绽开满是皱纹的粲然的笑颜。这是自小他就要自己的下辈铭记的地址陈映真：《安溪县石盘头》。《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29页。。陈映真说：
“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这神奇的地址，竟而在世代贫寒、识字不多的我的家族中代代相传，像是引领着在遥远的海口孵化的鱼苗，飞泅腾泳过万水千涧，回到母鱼自来的河湖的、魔咒似的溯本求源的本能，两百年来，那样强烈地召唤着我的大伯父、我的父亲和我自己。同①。
1983年6月18日，《前进周刊》发表了陈映真写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文章说到他偶然从电视上听见侯德健的《龙的传人》，激动不已，胸中喉里，竟哽咽着一股酸热。这首歌确实深深地打动了他的灵魂深处：
因为它唱到的黄河、长江这两条决不仅仅是具有地理学意义的河流，唱到的决不单单是人种学意义上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它所唱的“百年前”“隆隆的炮声”，也决不只是一件单纯的历史纪事。这首歌整体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权力。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陈映真作品集》第12卷，第24页。
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陈映真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写的就是他生命中的这些体验。
这样的生命体验，在小说里这样艺术地诉说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当今的台湾文坛，乃至于，在当今的整个中国文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非常有价值的。
（二）
《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涉及到“大陆人在台湾”的故事。和陈映真以往写的这方面作品相比较，《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的“大陆人在台湾”的故事有两个看点：
一是，出现了大陆人和台湾人结合的勤勉的相依相爱的家庭。
二是，第一次出现了反对“台独”意识和言论的描述。
我们先看《云》。
在《云》里，陈映真笔下的小文即文秀英的家庭，就是一个由大陆人和台湾人共同组合而成的家庭。“二十多年前，小文的父亲从空军退下来，同带着两个男孩和老婆婆耕作着几分地的小文的妈妈结了婚。出生于大陆中国佃农之家的小文的父亲，付出他全部的心力，去爱那几分田地、那个家，建设了一个勤勉、相依、相爱的家。”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页。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在为家而劳动。除了小文的二哥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其他人都在辛勤劳作。在日记里，小文写道：“还有大哥。啊，一直保持着儿童一般纯朴，不知道利欲心的大哥。成天默默地流汗、劳动的大哥。”“我为什么要离开爸、妈和大哥……来到这里？”“我一心地想多赚一点钱，寄回去。”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3页。小文的大嫂也是个爱干活善管家的人。这些家庭成员之间，彼此都是相爱相助的。这一点，陈映真借助于小文的眼光与感受，描述得十分感人。
自然，这个家庭也是有矛盾的：“我生下的那一年，二哥才八岁。但生性善感的二哥，对于母亲两年前的再嫁，比较当时已经十岁的、朴直的大哥，怀着更深的感伤。为了二哥的稚小的忧悒，妈妈曾几次想要和爸爸离异。一直到我的降生，妈妈才打消此意。”同①，第20页。我们知道，爱，就包含着理解和包容。小文的父亲不仅理解老二的感伤，包容了老二与自己的隔膜，而且用更博大的胸怀去爱老二、老大，爱家庭中所有的人。比如，小文的二哥国中毕业后，吵着要当学徒。父母多次为这件事而“细声争吵”。父亲坚持，孩子小，不懂事，父母应该坚持他考中学。母亲反问：“为什么你不会去向他说？”小文在日记里写道：“老爸爸闷声不响地只抽烟。等发觉虽然勉强报了名，却没去参加高中联考，老爸爸才急了。他骑着他的机车，花了几天工夫，到城里找老长官请托，铁青着脸，押二哥去考试。二哥终于考上一家县立高农，老爸爸才照常下田里做活。”同①，第21页。又比如，小文二哥到邻县上学，从高二起，就不断地旷课、打架、抽烟、犯上，最终不能毕业。写给小文的信上说：“反正我无颜回去了。我糟蹋了妈妈许多辛苦钱。我现在去找事，将来一个钱也不少，还给妈妈。”小文感叹地写道：“其实，大部分的钱，都是老爸爸交给我，用妈妈的名义，由十岁的我抄信、寄钱。”同③。小文二哥的出走，不仅给这个终日劳碌、一向平稳的家，带来一层忧愁，更让小文的父亲增添了担心，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借酒消愁了。还比如，小文的二哥两年没有音讯，第三年，开始寄钱回家，初时是几千，后来一寄就是上万。父母十分忧愁，母亲怀疑这钱来路不正，而父亲却说：老二不应该是那种孩子。大哥带着小文按照信封上的住址去台北看望二哥。在回家的路上，大哥让小文共同隐瞒二哥的生活，大哥说：他会回头的。果然，第二年，二哥去当了三年兵。退伍以后，笔直地回了家，他“人结实了，头发短了，皮肤黑了”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23页。。二哥骑着父亲为他新买的机车，忙着在附近打工，后来又借了一点钱，买了一部中古的“铁牛车”，做运输生意。万万没有想到，全家团聚才九个多月，小文的二哥在尖山脚下急转弯的地方，让卡车撞了，身体翻倒在水沟里，死了。小文的母亲极度悲伤，生了一场重病，父亲突然老了许多，几乎让田里的工作一下子荒废了。从这年除夕开始，父亲总是在年夜饭桌上，为二哥空着一个位置，亲手为他夹一大碗菜，摆着。发表在《麦台月报？麦园》里的小文的文章《二哥》，把人伦之爱，写得情深深、意切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今年除夕，在年夜饭的桌上，老爸爸提了两件事，征求家人的同意。
头一件事，把原来翻修房子的计划，更改为拆建现在大哥一家住的厢房，新盖一间二层楼，给大哥一家住。
第二件事，是要求大哥大嫂同意，把才生下来六个月的孩子，在名分上过继给二哥。
对于头一件事，大哥大嫂力让了一阵。老爸爸说：“你们不必让了。对老屋子，你妈有一份情感。翻建成新式房子，想来她也住不惯。我，喜欢老屋子。老屋子使我想起我自己在大陆上的家啊。年纪越大，这就对我越是重要。”
大哥说，目前家里的经济情形，也不容许大兴土木。“反正不急，有一点儿，盖一点儿。”老爸爸说。
至于第二件事，大哥大嫂很快就同意了。
老爸爸很高兴，伸手从大嫂怀里抱过小辉。“这是二房的孙子了。”他笑着说。
只有母亲红着眼眶。她站了起来，端走一盆汤，走进厨房里，过了一会，再端到桌子上。“热一热好吃。”母亲说过。老爸爸说：“好，好。”任谁都知道母亲哭过，可任谁也没说破。
老爸爸，照以往除夕的例，往一个空了的座位上的空碗里，默默地夹菜。
那是已经不在人世的二哥的座位。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9—20页。
文章的末尾，小文的文章说：
花开、花落。草长、草枯。二哥的生与死，或者就与大自然的生杀一样吧。然而，我、老爸爸、母亲……这几年来对二哥刻苦的怀思、铭心的悼惜，又岂是自然可以安慰的吗？同①，第24页。
读这样的文字，我们不禁要问：陈映真以往的作品里，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家庭形象？我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台湾的大陆人和本地人正在经历一个磨合期。经过多年的交往，如今，他们之中已经有一批人，在相知相爱的基础上，组成了家庭，彼此相依相助。文学来源于生活，又表现生活。既然生活中有了这样感人的故事，而这故事又恰好体现了陈映真的理想，他当然及时地抓住它，去艺术地表现它。另外，过去陈映真在描写大陆人与台湾本地人恋爱和婚姻时，男人总是大陆人，女人总是台湾本地人，这是台湾社会1949年前后的生活实情。随着人们的密切交往融合，生活变了，性别组合也在变，《夜行货车》里的大陆人就是女人刘小玲，而台湾本地人就是男人詹奕宏了。
我们还发现，父亲这个人物形象有了厚重的内涵。父亲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人物，这固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社会的现实在文学上的反映，但这样写，陈映真还表现了他的想法。在陈映真看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犹如一胞兄弟。在这个大家庭里，作为兄长的大陆应该充分理解、体谅弟弟——台湾近百年做殖民地的痛苦以及由此而和大陆隔绝后的隔阂，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怨恨，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去关爱台湾，帮助台湾；作为弟弟的台湾，自然也应知情知义，对兄长所做的一切有所回应，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和谐的大家庭。《云》里的父亲形象正注入了陈映真这一番兄弟情义的见解，应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在陈映真的笔下，我们看到：
《夜行货车》里的台湾人詹奕宏和外省人刘小玲确实在私下谈论过外省人、台湾人的话题。詹奕宏问：你觉得台湾人，怎样？刘小玲虽然认为，这是喝醉酒男人提出的问题，但她还是借此表白了她那真挚的爱：我的心里，有个台湾男人，他最像个男人，像个男人，我爱他，可是，他并不爱我……詹奕宏按照自己的思路，盯着荧光屏，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看这些台湾人，一个个，不是癫，就是憨。一个外省人，从小到大，从这种电视剧中去认识台湾人，那么，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心目中，台湾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是酒醉之后的一段私房话，仅仅如此而已。这并没有构成他们之间的矛盾，形成他们冲突的根由还是那詹奕宏的嫉妒心在作祟。在反抗外国老板民族歧视的斗争中，他们最后还是牵手了。
《上班族的一日》里的外省人杨伯良是外国老板的大奴才，台湾人黄静雄是大奴才杨伯良手下的小奴才，建立在彼此利益基础上的杨伯良与黄静雄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纯属勾心斗争。同样，《云》里的外省人“宋老板”和台湾人张维杰都是美国大老板麦伯里的奴隶，只是张维杰年轻幼稚受了艾森斯坦的思想毒害，卷进了他们的争权夺利的漩涡里去了。
《万商帝君》里的台湾人刘福金与外省人陈家齐，确实存在着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是在争权夺利，即使是这种冲突以及存在着的省籍隔膜，最终在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下也被融合了。
显然，陈映真透视台湾社会的这一角，正是当时台湾社会矛盾冲突的客观反映。这就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所谓的省籍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在国内种种矛盾的影响下，在台湾也确实出现了某些“台独”意识、“台独”言论，陈映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生活素材，在《万商帝君》里就有了反“台独”意识、反“台独”言论的描述。
其实，早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陈映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论战中，人们对台湾乡土文学的阐释并不相同。当时，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97年5月，第14期。里再一次拿“乡土文学”做文章，鼓吹一种所谓的新意识——“台湾人意识”并且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那是在文学思想领域里的一次重要的斗争。我在后面还要说到，这里只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种状况的，在台湾，首推陈映真。而陈映真在这方面的第一部作品，就是1982年发表的《万商帝君》。陈映真说过：“从我个人的体会，以1979年底的高雄市‘美丽岛事件’的勃发、镇压、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我眼看着原来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分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陈映真：《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批判？序》。曾庆瑞、赵遐秋著：《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9页。台湾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文学作品也就必然有所反映。这必然之中的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有敏锐的眼光，发现并选取生活中的新现象，其关键还在于作家有否勇气敢于面对现实，并且勇敢地艺术地去表现这种现实。陈映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敏锐眼力和艺术勇气的作家。
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万商帝君》主要是在写跨国企业中的人的异化。在民族分裂还是统一这个方面，小说全篇的描述，所占的比重是不多的。不过，即使这样，陈映真也还是艺术地提出了四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