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全国各报立刻转载。同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从此，报纸上向“三家村”开火的炮弹越来越密，全国各地，炮声隆隆，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不实之词耸人听闻，只许攻者说有，不许辩者说无，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奇冤大案就此铸成。
这里应当提一笔，当年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的几位负责人，以及大力贯彻《纪要》精神的《解放军报》，最终也没能逃脱十年浩劫的厄运。事隔不到一年，即1967年1月4日，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就被林彪、江青一伙，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文革”初在舆论导向上曾发挥过所谓“先锋作用”的《解放军报》，也被林彪和江青指使的造反者扣上了“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歧途”的“罪名”，把社一级的领导班子推翻，大批编辑记者和中层领导干部被揪斗，被作为“旧班底”、“旧势力”和“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成为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十、康生相面造冤案
赵健民
野心家、阴谋家康生滥施淫威、大肆制造冤假错案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仅凭相面和主观感觉就将国家省一级的领导干部逮捕入狱，这种形同儿戏的相面定案之举可以说是一大政治奇观。1968年1月，康生当面指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指称赵执行了子虚乌有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致赵含冤入锨长达8年之久，云南大批干部群众也因此案受到株连，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同志的这篇回忆详细叙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不辞劳苦赶往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竟是莫须有的罪名和长达8年的监护审查。】
1968年1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形势每况愈下，云南也不例外，运动混乱，生产停滞，一切似乎都处于一触即爆的态势。当时，我作为省里工作的干部，和省委、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
1月21日凌晨2时，我们接到临时通知，立刻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
会议由康生主持，谢富治讲话，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云南的问题，云南是国防前线，如果那里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国家安全，影响人民生活。接着又提到某派（当时云南省的一个群众组织），特别是某某组织搞武斗，说得神乎其神，然后话锋一转：“赵健民同志，你辜负了中央，出了坏点子，某某组织由昆明往西打了禄丰、平浪、楚雄……到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往西打，你知道不知道？”
我一听，心里“格登”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刚开会就扯起这些？转念一想，这事我确实不知，于是冷静地回答：“不知道。”
“你支持某派，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谢富治凶很地喊了一句，又阴阳怪气地重复了一句：“你们想搞个人的那一套不行了，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有人在那里指挥。”
这扯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暗暗猜想，又有些茫然。
这时，坐在正席上的康生开了腔：“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
“汇报情况。”
“你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不见你一份请示。”
我当时对康生是尊重的，可他的话又让我好生狐疑，明明我向他和陈伯达等人写过两封信，还专门向中央写过两次报告，都通过军委办事组转上去的，他怎么不知道呢！
不待我明白过来，康生又说：“你支持某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我没有出坏点子。”
“你敢写条子吗？”康生紧接一句。
我心想，这有什么不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着康生的面，我写下了“我没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错误言论。”
康生拿起来看了看，“哼”了一声，阴不阴、阳不阳地说：“你在耍外交辞令啊。”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有，怎么办？”
我想了想，在原条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言论，愿受党纪国法的处理。”这时，我处在紧张思考的状态，康生他们搞这一套，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一场风暴就在眼前。果然，康生又说道：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当我吐出这句话，感到事情复杂多了，一个解决云南问题的中央会议，怎么却成了我的专案审查会？
只见康生那个深度眼镜后面，闪着两道阴险狡诈的目光：“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没有自首。”
“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面对康生的喝问，我坦然地顶道：“我不是！”
这一下，他咆哮起来，“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我依然冷静地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气急败坏，指着我，“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
听到这，我百般不能理解，我的行动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的行动联系起来了？再说，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还没听说过呀！我想，或是我听错了？抑或是康生讲糊涂了？
只听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讲：“赵健民，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你投降了国民党。”
这说到哪里去了，古时候有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没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这么信口开河，我忙着分辩说：“根本没有这个事实，我当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的。”
康生不听这些，继续说他的：“你想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军队、工人、农民、学生不会跟你走的！”
对此，我严肃地说：“你说话要慎重，不能凭脑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声，像是拿出了“杀手锏”，气势汹汹地说：“你去年3月和我的谈话，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这几句话在当时真够得上份量，不仅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我自己也大吃一凉。记得我那次谈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康生却移花接木，拿出来任意栽赃、无限上纲了。
我坚决顶了回去：“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嘛，把记录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两声，“那时你是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是带着阶级感情的。”他接着阴森森地说：“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骗我们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了。”他又进逼一步，“你敢说你历史没问题？”
我回答：“没问题！中央可以审查嘛。”
康生一见我仍不让步，气急败坏，在屋里一个劲儿地踱步，“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我还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着我的鼻子，连说：“你写，你写！”
我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正要递给康生，恰巧见到他用手示意，只听早已凶相横露的谢富治大喝一声：“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执行！”一旁窜出两个早有准备的人。将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门外。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全国人民揭露康生这个大野心家的罪行时，把这次诬陷事件称为康生发明的“相面”定案，我认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于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我自己便遭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这次“相面”定案，以及诬陷我是“叛徒”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说话速度慢，语气沉”是我带有“阶级感情”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惟一证据。】
先从1967年3月的谈话说起。
当年2月下旬，由于当时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有些人冲击机关，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的情况。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于是，我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见我的通知，一位秘书领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谈话，于是，我只得在小会议室里坐等，一直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
后来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诉我，康生要来了。我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时针指到了3月1日1点。
待康生坐定后，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谈3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说，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我从云南了解的情况看，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贯彻。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讲话，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内容是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我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我，先来了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今天来说，我可能还讲不清，可当时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他煞有其事地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说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于开党代会，他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可今后怎么做，他没有说。
由于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近三点钟了，我觉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扰，就告辞了。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后说话慢一点，沉一点，说成是带着阶级感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闯过了军阀韩复榘的“一言堂”，却没有躲过康生的“历史审查”。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诬陷我1936年被捕叛变，是个“叛徒”，这件事他也应该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间，我山东地下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省委、团特委大部分同志。经张恩堂同志联系，不久又组织了临时省委，并在北方局领导下，努力恢复组织。7月3日，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又投敌叛变，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几天内，我党同志被捕30余人，党团省委领导机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严重的是与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联系。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运北、林浩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保证党的联系，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我任书记。又于1935年，在济南、鲁西、鲁南党组织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我通过关系见到了北方局派来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