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痪盼辶旯窬眉苹ú莅福罚嵋樵蛲ü⒁蟾鞴ひ挡棵拧⒂泄氐慕煌ㄔ耸洳棵欧直鸾谠几植�4％、2。5％。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三是，缓解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进入4月后，急躁冒进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是财政紧张，生产物资供应短缺。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会上，突出地反映出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陈云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决定于财力”。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意见，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为了落实节约钢材，他回到北京后，根据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的情况，5月10日，又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这时中央领导层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大多数同志不赞成，周恩来再三说明增加基建投资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1982年11月4日，胡乔木回忆说：
“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可以说，这是两位中央领导人就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此后，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而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
【“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
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日益紧张的趋势，周恩来、陈云等认为，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相应规定的指标也是冒进的。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他指导起草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为了降低急躁冒进所表现出的高指标，6月4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研究压缩1956年财政预算和基建投资。周恩来说：“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会议决定，国家财政预算一律按5％削减，预算支出由原来的317亿元削减为307亿元，削减l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削减7。35亿元，减为140亿元。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6月4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并且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草案）。周恩来在会上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对于这一阶段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论：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
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
【“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为进一步遏止住急躁冒进，周恩来等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从1956年7月起，他用很大精力主持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提交将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审议。在大批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国家计委编制的“二五”计划指标大大提高了，经过修改后提出的两个方案，仍然偏高。为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这两个方案，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按五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削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编制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作为向中共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
周恩来在主持起草“二五”计划建设稿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了理论思考。他在接待外宾时说过：“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6年7月17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六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说：
“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今年的生产和基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同时应该指出增产节约仍然是我们今后经常的任务。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过程中，周恩来为了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剖析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并从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四条指导性的经验教训。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得到积极而稳妥的发展。在反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虽然受到毛泽东批评，但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
八大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是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各部门和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基建投资额增加103亿元。当经委把基建投资额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强烈反对。经委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的情况，进行平衡测算，发现即使压到140亿元到150亿元仍然偏高，实难做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他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请范若愚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段话的出处，以便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为了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讨论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个别同志仍然主张1957年度的计划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于24日说：“三大改造高潮一来，头脑发热了，前进得快了。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还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李先念强调：“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请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首先讲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他说：
“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毛主席指出的十大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