觥罚�5月间读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布置《解放军报》要大力宣传这个问题，所以看了吴江这篇文章，便决定《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1981年9月25日，耀邦同志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做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耀邦这段话说明，吴江文章的发表是他和罗瑞卿反复商量过的。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消息。省委书记杨易辰根据实践标准肯定地作出结论说：“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原省委的夺权，否定了毛泽东对原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用事实表态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观点。
杨易辰首次表态之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访工作召集人会议上讲话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10月3日，中央办公厅有个副主任不准把胡耀邦这些话写进会议文件，理由是：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压中央吗？他还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他甚至说：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位副主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践标准，反对邓小平、胡耀邦和杨易辰等人，地地道道显示他是一个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思想僵化的人的典型，但是他的高论并没有阻止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继续进行。
《人民日报》继8月4日报道黑龙江省委支持实践标准消息后，到12月上旬先后又报道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军区、各兵种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消息，报道了理论界、大专院校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消息。
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们并不认输．还继续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会上，陈云同志用实践标准提出了彭德怀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要求为这些同志平反，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那些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受到严肃的批评，尤其是对康生原来的秘书李鑫，以“两个凡是”为幌子捂盖子表示了很大的愤慨，要求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样，经过面对面的争论，胜负已成定局。这是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斗争的决定性大胜利。
回顾1978年，正是中国历史大转折、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要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个人迷信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必然性。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把钥匙才能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打开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这也是必然性。而必然性是要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场斗争是由谁来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说，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形式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偶然性。但是，辩证法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它的必然性。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创用实践标准来观察历史和现实问题，并作为重点贯穿党校的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各门课程，组织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党的高、中级干部进行深入的学习、研讨，就必然使久经考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杨西光这样的老干部受到启发教育，所以他就能以战略眼光发现胡福明文章的重要，就要求胡耀邦支持；他还取得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密切配合，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声有色、不同凡响的，这才引发了一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讨论。这是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把中央党校办成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很多，很繁重，而他把最大的精力是放在准备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上。清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都是为了弄清队伍，解放干部，提高全校教职员工的思想认识，也是为复校作必不可少的准备。跟总参交涉，请他们退还校舍，做好后勤方面的工作，都是得到了党校同志们的积极参与，冯文彬和临时党委的同志们则努力协调。耀邦同志认为，开学后教学工怍的好坏，关系到能否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轮训干部、提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大事。他经过反复思考提出来的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方针、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出要以整风精神进行学习，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针对性，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完成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党在目前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就是：旗帜鲜明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首先是坚持以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为指导，从党校的性质、任务出发，针对“文革”由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和作风不纯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央党校的办校宗旨和奋斗目标是：要使中央党校成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为了使大家牢记这个办校宗旨和奋斗目标，耀邦同志还把这两句话写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制成两块大牌子，醒目地挂在大礼堂的讲台上两侧。在一次欢送学员的毕业典礼上，他希望学员今后在工作中将此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其次，规定了一些重大原则和措施。例如：提倡自学为主，读原著为主。学原著的目的，是要求学员准确而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不至于受林彪、“四人帮”、康生之流任意歪曲的欺骗。自学为主，是要求学员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联系实际，融会贯通，达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目的，养成了这样的读书习惯，终生受用。当然，由于马列著作有的书比较难读，所以党校教员还要针对书中的要点、难点进行一些必要的辅导，他们与学员住在一起，欢迎学员随时质疑、探讨。
为了正确理解马列原著，学校让各教研室提出必读的和选读的参考书目，编成《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100万字，作为教材。其中马列原著，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有关同志与中央党校有关教研室的教员一起，重新校对了译文，改正了一些译得不准确或表达得不恰当的地方多处。这本教材的选目，耀邦亲自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经过多次讨论才定下来的。为力求书目定得妥当，他本人还尽量挤时间读了其中不少篇章。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这是继承延安整风的好传统、好学风。50年代党中央批准的中央高级党校教学方针也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康生反对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复校后重申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提倡独立思考，实行“四不主丈”，鼓励大家讲真心话：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斗彭德怀以后．特别是“文革”以来，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和国家的民主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党内党外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大家不讲真心话，大会发言、小组讨论，都按照报纸上宣传的口径讲，惟恐说走了嘴，招惹是非。这不仅对个人的思想、工作的进步，而且对健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端正思想作风、顺利进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都是极其不利的。这是1957年以后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左，以至发生“文革”的原因之一。胡耀邦进校后，在开展揭批查运动的整风学习会上，宣布“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整黑材料）装（档案）袋子。大家解除了思想顾虑，畅所欲言，议论纷纷，这对分清思想是非、路线是非，效果很好。所以开学后即把“四不主义”推广到学员中去。胡耀邦向学员们说：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发表点不同意见，动辄得咎，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那时有不少干部把进党校学习视为畏途。这种状况如不根本改变，什么开动脑筋想问题，活跃研讨空气，发扬独立思考精神，都无从谈起。由于过去历次运动把人都整怕了，所以宣布“四不主义”，就有人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阳谋”、“钓鱼”？还有人说，即使胡耀邦同志真心实意实行“四不主义”，但将来说不定谁再搞一个什么政治运动，不听你胡耀邦的。虽然现在不装袋子，但可以装脑子，那时候强迫大家回忆材料，互相揭发检举，我们还不是照旧挨整。这些顾虑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实际工作中得到真正解除的。经过实践检验，“四不主义”不久就取信于人了。1977年秋天开学后，高级班有位姓谢的学员认为，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妥，应该提“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为纲”，或者干脆提“以生产斗争为纲”。他的理由是：既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频繁地搞政治运动。不少学员听到后，感到惊讶，认为他这说法跟中央的提法不一致；少数人还建议开支部大会批判他。学校领导坚决不同意这样做，重申了“四不主义”是要保证大家独立思考、讲真话的道理。1977年11月间，理论班学员杨廷贵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中央1976年的四号文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四人帮”搞的鬼。粉碎“四人帮”后，现在的党中央做了很多工作，但在纠正这个四号文件的错误问题上，态度是含糊的，方法是消极的。他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四号文件的错误。1978年4月，杨廷贵又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月间华国锋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维护，可是，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地宣传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怎么维护？党的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根本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捍卫。他的发言，实质上是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潮。在真理标准问题还未展开讨论的时候，这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党校编有内部材料《情况反映》，作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在取得学员的同意下，把大家的意见、建议，包括杨廷贵的上述发言，都编进《情况反映》上报中央，杨廷贵和大家一起，又都照常地投入学习。1978年初，有位学员在讨论会上联系实际，对本省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批评。没过几天，省领导对他爱人说：“你老公在中央党校讲了些什么？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爱人很快给他来信，称：你在中央党校瞎说些啥？你的发言，省领导都知道了。你别忘了“文革”中我们过的苦日子，以后咱能保住那每月二百多元的工资，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再也不要去捅乱子。冯文彬知道后，在一次全校学员大会上揭露了以上事实，大家听了都很激愤。接着冯文彬郑重宣布：“对过去的事，既往不究，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请中纪委来检查处理。因为反对“四不主义”，是反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这一来，学员真正相信中央党校的“四不主义”是动真格的，不是“钓鱼”，不是搞“阳谋”。一时间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了完整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党的方针、政策，学校设立了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和语文教研室（后来又陆续增设了几个教研室）。胡耀邦一进校就狠抓教师队伍的建设，注意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要求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精神实质、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到自己血肉里去。要求他们解放思想，有理论勇气，敢于拨乱反正。他还从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专院校调入了一批教员，充实中央党校教学骨干。胡耀邦分别到各个教研室跟教师们座谈，给他们指出讲课要着重讲什么问题，怎样讲才有吸引力。如要求哲学课一定要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讲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好。要求党史、党建课一定要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原理来分清是非，总结党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地阐述党的历史和党建学说，等等。
胡耀邦在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在每期学员开学或结业的典礼上，或传达中央重要会议精神时，对学员有多次讲话。这些讲话，阐明历史新时期党面临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勉励学员在新形势前必须努力学习，踏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