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毛泽东多次批判包产到户，怎么办？
邓子恢提请“四清”党小组讨论，实际是借此统一思想，发动群众。
党小组认为包产到户是禁区，不能闯，但田间管理责任制可以搞。因为毛泽东批过包产到户，也赞扬过工业责任制。何况这里离北京那么远，怎么搞谁也不知道！
党员思想统一了，邓子恢决定向地委书记韦树辉打招呼，说要选几个点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际是亲自搞包产到户试验。
韦树辉知道邓子恢的用意，也了解农民的心意，表示支持。为确保试验不受干扰，双方商定暗中试验，只做不说，对外绝对保密，不走漏风声。于是，玉林地区一场包产到户的秘密试验，在邓子恢的策划下，借助于“四清”的旗号悄然展开。
他是在为民造福，但也是在冒政治风险。为了亿万农民的利益，他既大胆勇敢，又谨慎细致。他让秘书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到试验点上了解生产情况，搜集反映，反复强调要联系产量承包，即联产承包。他曾对地委书记韦树辉说：“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起来是难包的。要解决生产一窝蜂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问题，最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联产不行。”
为鼓舞包产到户秘密试验的士气，增强信心，有一次邓子恢特地拿了一份广东搞包产责任制的内部资料给韦树辉看，并说：“说不联系产量，实际上是联了嘛！你批你的，下面还是照样要搞嘛！”
邓子恢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先是保密的。但久而久之还是传到了自治区党委领导人耳朵里。有一次，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霍泛，见到韦树辉关切地询问此事，韦私下悄悄透露了一些情况。霍泛是邓子恢的老部下，曾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过处长，一向敬重邓老。他了解此事后，同样守口如瓶，对别人保密。20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总是感慨地说：“邓老对他认为正确的事，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也是要坚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敢明里做，他就暗里做，除非实践证明它确是错误的。”
包产到户的秘密试验极为成功：1965年，4个试验点粮食总产6911万公斤，增产1887。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37。5％。基层干部反映，这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当地田间管理质量最好，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责任制既符合农民心愿，又符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他们都由衷地感谢那位领导搞试验的“科委干部李建中”，希望来年扩大试验范围。
然而，第二年“文革”风暴骤起，邓子恢奉命回北京参加运动，群众要求扩大包产到户试验规模的愿望，由此成了泡影。事后，广西一位领导不无遗憾地说：“邓老的试验如果继续下去，这一新生事物定会总结出许多好经验，对农村改革也会起到极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邓子恢返回北京不久，中央机关就掀起了炮打司令部高潮。一位中央领导人到农林口机关召开动员大会，他大声指出：“炮打司令部开始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我们这里，就是炮打邓子恢、廖鲁言。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农林口阴魂不散。”于是，一向平静的农林口机关大院闹腾了，炮打邓子恢的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贴满了大院和他家的门口。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争先恐后赶来揪斗邓子恢。他陷入了批斗的汪洋大海之中。
造反派批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是顽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头认罪。他刚正不阿，坦诚申辩：“我从不反对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党内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谈不上反党。”
随着“文革”动乱的深入发展，年迈的邓子恢已逐渐进入风烛残年。他原有的保健医疗待遇早已取消，只好到万寿路街道门诊部看病，由于糖尿病日益严重，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北京医院才收留，给予一般治疗。
1972年12月10日，为我国革命事业和农村工作奋斗一生，为包产到户呐喊呼唤的邓子恢，终因敌不过死神的折磨而与世长辞，享年76岁。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党中央为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重病在身的朱老总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冒着严寒，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赶到八宝山为老战友送行。毛泽东尽管多次批评邓子恢右倾，但始终敬佩其敢说实话，称赞他“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特意送了个大花圈。
历史是公正的，9年后的1981年3月9日，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式发文指出：“邓子恢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他积极倡导的包产到户，历经沧桑后，也终于写进党中央的文件，并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祖国大地普遍推行，成了推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子恢也被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载入党的史册，为后人永志不忘。
本书文章在《纵横》发表时间：
·《毛泽东与中共八大》，1996年第7期。
·《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2004年第5期。
·《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1998年第11期。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2000年第12期。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2005年第11期。
·《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2003年第10期。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1999年第8期。
·《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2000年第3期。
·《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1999年第6期。
·《康生相面造冤案》，1996年第10期。
·《张闻天的最后十年》，1999年第4期。
·《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1999年第5期。
·《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2002年第1期。
·《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2005年第4期。
·《张春桥缘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2005年第11期。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1999年第3期。
·《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2003年第2期。
·《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1999年第2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2001年第7期。
·《“文革”中的陈云》，1996年第11期。
·《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2003年第7期。
·《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1999年第1期。
·《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2002年第9期。
·《邓子恢临终不忘“包产到户”》，2002年第1期。
历史上这位先生
叶匡政
30岁前，文学是我的先生。那时相信“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深浅”，认为文学更能悟得人世之道。所读之书大多是“假洋鬼子”的文学，所谓假洋鬼子，指的是翻译的外国文学，很多拙劣的译笔，倒被我们看成了新奇。虽然从中呼吸了一些理性的气息，但也从此把我笔下的白话文变成了翻译腔。
后来到北京编书，走的也是文学这一路，工作使得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通读之后，觉得若是把当代和现代作家相比，很多当代作家的话都还未说好，“学”好像是比过去细腻，但看不到“文”，大多数作家的语言中根本摸不着自己的骨头。陈丹青总结得好，“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再就是不真。真，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对人性至真至诚的关怀。文学的真，不是指写清了身边鸡毛蒜皮的流水帐，就可当真了。那样的真，我们过过日子、看看八卦新闻，没准领受的比读文学还丰富。真，同时也是指历史感。中国人的真本就难写，因为源头太远，没有至深的历史体悟，你几乎无从把握这个民族，不是说“生在此山中”，就一定识得真面目的。
检索自己编过的书，几部认为好的小说，都是与历史不隔的，所以能显出一种澡雪精神的劲道。比如残雪《五香街》其实写的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史，“性”不过是她打出的幌子；徐庄《废黄河》写的是中国乡村的肉体史；刘索拉《女贞汤》是一部寓言体的革命家族史；康赫《斯巴达》写出了中国城镇的精神退化史，而《梁小斌如是说》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求真者的思想搏斗史。原来好的文学，是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文学本就在非文学处。如果细察今天作家们对历史的故意疏远，当代文学的贫薄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30岁后，历史这位先生终于真切地走到了我的面前。现在想来，大概是中学的历史课弄坏了我对史学的胃口，死记硬背的考题，教条化的授课法，硬是给活生生的历史加上许多无趣、无味的条条框框。那些年，史学在我的脑中，就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直到1998年，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才诧异地发现，原来历史还能这么写，遥远的历史读来竟可以如此亲切。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是这样的无知。那一年，史学界出现了像“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等一些观点，着实激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自此，读史、学史成了我读书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是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所以，我读史，倒不是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想弄清人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以此来判定自己应该的作为。历史记下的无非是过去的人与事，知道了哪些人做过哪些事，就会明白自己该成为哪种人、该做哪些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认知。
历史，看起来记下的是行动，但其内核却是思想。行动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贯穿始终。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读史，应多问历史何以如此，不要只想历史应当怎样。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所以二十四史多以人物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败，今人多关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颇。我们细数历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圆满，正因其不圆满，才显出其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是让人称服的。但他未说另一层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难以善终，这也是中国历史的诡谲处。
过去我读《史记》《左传》，是把它们当文学来读的。今人大多把历史当作科学，这个观念也需审视。找寻历史背后思想的流变，需要史家用心的体验，史家的人文情怀与人生体验，便也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认识、理解与表达的深浅，这一点有别于自然科学。过去的“文史不分家”，我认为自有它的理由。以此看今天的学人，像林贤治、吴思、谢泳等这样有着人文精神的史学写作，反而可能是未来史学的方向。他们像唤醒自己的过去那样，为我们唤醒了历史。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值得史家反复揣摩。好的治史者，不仅要写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机，这里的天机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古人强调人与天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与自然，只有参透自然才有对世变的预知。今人治史，大多只关心“有”，不知道“无”，其实“有”“无”相生才能成就历史的格局。在读《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时，我们能真切地感知人对天行的是宾主之礼，读通人事的同时，也觉出了万物的安定与自然的生生不息。所以传统治史的一些大境界，是不应被忘记的。
从我学史开始，关注的一直中国的近现代史。在读了一些著述之后，才感到当代对这一领域研究得薄弱。从这点上，我认同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得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史学的价值，首先是因它真实，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所以真实史料的收集与公布，是史学发展的第一步。除文献外，应该说所有复述与口述的历史，都隐含着叙述人的价值标准。如何做到客观，做到只解释事实并让事实说话，是史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谓“独立史料”，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尽量弱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史料的基本客观。要真正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史家的任务，主要在对文献与史料的选择，这本身就体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细节中，归纳出符合本民族真实品质的思想，抽绎出能独立观照千秋万世的精神向往，这是史家最神圣的使命。
我系统阅读的第一部文献是《孙中山全集》，读完后所受的震动是无法言传的。孙先生学问极深，却看似无学，学问与行动中毫无淤塞阻隔之处，这才是真的大学问。他是真正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所以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与西方现代政治合而为一。他的出发点虽是改革政治，但却期望给民众带来对自然与人生的新体验与新境界。读完《全集》，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编了一本他的白话文集《孙中山在说》。成书后，我未敢在书中写下一字，对于这样的真学问家，我们除了用心感受，还能说什么呢？这本书现在读来，恍为今人所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如今，历史这位先生成了我书房里的常客，于是有了读者手中的这本《大往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