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又是著名的辞赋家，作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但多模拟之作。《两都赋》记述了长安、洛阳两都的富丽繁盛，最后归结为
应建都于洛阳。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
（6）王充和《论衡》
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
汉初年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出身寒门，家以农桑为业。少
年好学，后受业于太学，曾师事史学家班彪。因家贫无书，常去书摊阅览，
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曾做过郡功曹、治中等地方官吏，后弃官家居，专心
著述。他的著作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85篇，20余万言。
《论衡》是一部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与无神论光辉的哲学巨著。在这里，
王充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
表现了作者反正统思想的战斗精神。从这种精神出发，作者对当时以辞赋为
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
不少进步的文学主张，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强调文学的“劝善惩恶”和“有补于世”的
作用。他说：“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
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
善惩恶也。”文学之可贵也正在这里。“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
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王充主张文章的内容与形
式要统一，即“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反对“雕文饰辞”、“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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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文学语言应浅显通俗，力求文学语言与口语一致，反对文字艰深、厚
古薄今、模拟因袭。
王充认为作家的写作都有着一定原因并为着一定的目的而创作的。所谓
“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办，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王充的这一思想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给了后世很大影响。从唐代古
文运动所强调的“辅时及物”、新东府运动所提出的“匡世济时”中，都可
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当然，王充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说，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
高峰。他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积极意义，对后世颇有影响。
3。司马迁和 《史记》
（1）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35——前87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
人。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 《史记》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诗，他的史传文学同屈
原的辞赋、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
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反映了那个时
期的社会面貌。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这是中国古代一个空前强盛的时期。经过
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政治日渐巩固，经济日渐发展，国力日渐
强盛。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改汉初的“清静无为”之风，“外事四夷，
内兴功利”。他改革了内政，开拓了边疆，同时，他又在思想文化方面“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思想统一。经过汉武帝的内外经营，西汉王朝
进入了全盛时期，大汉帝国雄踞世界的东方。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和伟大的
时代，是孕育司马迁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土壤。
然而，盛极而衰是事物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辩证法。经济的繁荣滋长了统
治阶级的铺张奢靡，国力的强盛滋长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而思想的独尊儒
术，则根本排斥了百家争鸣，束缚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司马迁看到了当时社
会的隆盛，也看到了它的弊端丛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司马迁以
饱醮感情的巨笔，以史传文学的形式，去讴歌正义，批判腐朽，探讨新生，
“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寻找历史的答案，终“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完成《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与他多少年学识的积
累和他个人生活的磨难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他的家学渊源。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汉武
帝初年的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且早有像孔子那样著述历史的宏愿。他
为此做过一些准备，但未能实现。临终之际，他将这一理想和愿望留给儿子，
希望儿子能继承史官家世，学习孔子写 《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
事业。他的思想、学识和治学态度无疑都对司马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家学影响外，少年时代的司马迁“十岁诵古文”，后来，曾向大学
问家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也曾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
即今文《春秋》学说，加上他自己刻苦研读了大量的典籍，这些都为他的著
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则直接成为他写作《史记》的
思想动力。他就是要学孔子，以一部《春秋》微言大义，评述历代是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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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①
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曾经漫游祖国的名山大川，探察历史的遗迹，这对于
完成他的宏篇巨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的漫游考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他20岁时开始的。为了开阔眼界，弄清楚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的环境，追踪重要历史人物的行迹，他南游江淮，登会稽山，探寻传说
中大禹住过的洞穴；考察九嶷山，寻访舜的葬地；也曾泛舟沅水湘江，凭吊
屈原的志洁行廉；他还曾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之都临淄、曲阜等地与儒者
谈经论业，观瞻孔子墓地及其生前所居之堂、所遗之物，观看孔子的后学弟
子在仲尼的庙堂上演习各种礼仪；又到孟子的故乡邹峄之地，学习乡射之礼，
为邹鲁之邦浓重的儒风深深地感染了，留连“不能去云”。此后，司马迁继
续南行，访问了孟尝君的封邑薛，西楚霸王项羽的王都彭城，汉高祖刘邦及
汉初诸多名臣的故乡沛丰，收集了大量的秦汉之际重要人物的行迹，然后，
他经过梁、楚之地，折回长安。
第二阶段的游历是在他入仕之后，大概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
司马迁“仕为郎中”。郎中是汉朝宫廷内部一个很低的官职，平时守卫宫门，
出巡时侍从车驾，是皇帝的近侍官。此后，司马迁经常侍从武帝，巡幸郡县，
省察民情，进行封禅活动。这期间，他先后到过西北，奉使川蜀滇中，登泰
山封禅，东巡海上，北临碣石，巡辽西，历九原，还曾跟随汉武帝到濮阳一
带“负薪塞河”，以防治黄河水患。几年中，司马迁多次侍驾出巡，足迹遍
及全国，远涉边陲夷地，大大丰富了司马迁的阅历。作为皇帝的近侍，他也
更多地了解了宫廷的内幕，参加了各种大型典礼，更熟悉了朝堂礼仪。
这两个阶段的游历出行，使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获得了大
量的逸闻趣事，进行了切实的历史考察和民间采风，这对他后来写作《史记》、
写活历史人物作了十分有益的积累。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逝。3年后，元封三年 （公元前
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谨记父亲的遗训，缀集天下遗闻轶事，博
览皇家旧史群书，开始着手编写《史记》。他一面忠心耿耿为皇帝做事，主
持改订“太初历”，一面“绝宾客之知，亡世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
力”，潜心著述。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横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
公元前98年，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进攻匈奴。李陵一马当
先，横扫千余里。但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战败被俘，被迫投降匈奴。消
息传来，武帝十分震怒。司马迁素与李陵交好，知其为人，便向武帝坦陈自
己的看法，认为李陵战败迫降，实为不得已，将来一遇机会，定会报效朝廷
的。这下惹恼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故意替李陵辩护，于是下诏将李陵满门抄
斩，同时，将司马迁打入死牢。他在狱中关了4年，他曾想一死了之，但是，
父命未竟，事业未成，如此一死轻于鸿毛。于是他从容就“腐刑”，忍辱含
垢活下来。出狱后，他被任为中书令，但司马迁早已无心仕途。他看透了人
间的世态炎凉，对最高统治者残暴无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每念斯耻，
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之所以“隐恶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
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苟且偷生，
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了却著述《史记》的心愿。于是，他把屈辱深埋心中，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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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愤著史。到公元前90年，整整18年
的时间过去了，司马迁终于完成了他的宏篇巨制《史记》。此后，他便消声
匿迹了，以至于他究竟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也无人知晓。他把他全部的热情、
全部的心血、他的激动、他的泪水、他的喜怒哀乐以至他的全部生命，都倾
注到了这部《史记》之中，他在他自己的身后留下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2）《史记》的思想意义
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史记》中。《史记》是中国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年的历史。全
书分为8书、10表、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史
记》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总结，也是以写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文学的典
范。它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述与评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褒贬，体现出作者
的人民性、批判性的进步思想倾向，这是《史记》之所以成为不朽之作的精
神支柱。
《史记》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革，颂扬为历史变革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例如，
他说：“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
这就肯定了历代变革的正义性，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在政治思想上，
《史记》维护“大一统”的观念，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他颂扬秦始皇统一六
国的丰功伟绩，也赞同刘邦结束楚汉纷争、重新统一全国的伟业。尽管他对
此二人都有其他多方面的贬责，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的
统一有利于人民的安定，为民心所盼。他赞成“王道”，反对“霸道”，他
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来源于上升时期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深深植根于人民
性之中。
《史记》的人民性集中体现在对民众疾苦的深深同情，以及对人民群众
反抗暴力统治的斗争的肯定上。例如，他热情歌颂了陈胜 （字涉）、吴广领
导的反秦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对于这样一个在不大的范围内建立政权，前
后不足六个月的农民领袖，司马迁将他列入“世家”，就是因为“天下之端，
自涉发难”，陈胜乃“无土而王”。这是对传统的宗法观念的大胆突破，反
映了司马迁的远见卓识。司马迁正确分析了起义的原因，是由于“秦失其政”，
“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天下苦秦久矣”，从而揭示了这次农民起
义爆发的根源。其认识是深刻的，闪烁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也为人民反抗斗
争的正义性找到了最充分的根据。司马迁倾注着浓厚的感情，描写了陈胜少
时的“鸿鹄之志”，危难时刻敢“为天下唱”的首创精神，建立“张楚”政
权的雄才大略，以及起义后天下云集、队伍迅速壮大，攻关掠地，摧枯拉朽
的磅礴气势。司马迁也描写了陈胜的错误和失败，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寄予
了深深的惋惜与殷殷的同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出自陈涉口中的
呐喊，也是司马迁心中的呐喊。正因为如此，他把陈涉与古代“圣贤”汤、
武、孔子并列。这是司马迁对陈胜的崇高评价，也是《史记》人民性的集中
体现。
《史记》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为一批下层社会的人物立传，其中有刺客、
游侠、医卜、倡优等等。他赞许刺客“士为知己者死”、舍身反抗强暴的英
雄行为；他歌颂游侠急人之难、济人之困、轻生死、重然诺、见义勇为、舍
己为人的侠义精神。例如，他笔下的朱家“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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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却“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郭解则是“以德
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游侠是与统治者相对立的，
司马迁倾注自己的强烈感情，和着自己的泪水颂扬他们，把他们看作是为那
些被摧残、被损害的社会弱者申冤复仇的英雄。
《史记》坚持了史家忠于史实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