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与“整军”之双重任务，又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１９３５年４月在汉口
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整军”
的问题。７月，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
要》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
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如在他
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
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剿匪”二字。
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围剿”红军的办法，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６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
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
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
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
训系统的总头子。
五、揣摸出“老头子”的真正意图，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
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
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筹组工作，成为该组织“十三太保”中
的核心人物，他与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被称为“复兴社”的４大台柱，而贺衷
寒名列第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
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的统治岌
岌可危。但他处心积虑、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个什么
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惯于用骂
人的方式，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也是这
样。这年的１１月间，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
复、膝杰、郑介民、戴笠、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
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
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贺衷寒脑瓜最
“灵”，每次蒋介石“训”完之后，就把“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家里去商
量，揣摸“老头子”的真正意图。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
认为“要组织起来”。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蒋介石一骂完，贺衷
寒就立即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即“要组
织起来”的意识），还是有办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
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
实意图。他说：“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最后，蒋介石
叮嘱这些“不中用”的学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结束了这次会。于是，贺衷寒又
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对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
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了几次
会，还是没有结果。这时，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离开了“主席”宝座。但
是，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根据胡
宗南的提议，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推举贺衷寒、邓悌、膝杰、周复、康
泽等５人负责筹备。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
律条例。１９３２年２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
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
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中华复兴社”。
１９３２年３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按该社章
程，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邓悌、腾杰、周
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９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
指定贺衷寒、邓悌、膝杰３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资历较浅，能力也比较弱，并
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１９３３年１月，贺衷寒接
替膝杰担任书记，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遂引起蒋介石的讨
嫌。１９３４年８月，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邓梯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
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
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
下台，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书记”）。刘健群不是黄埔
出身，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因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
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
子”，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１９３６年８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由郑介
民代理书记长。这样，至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
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肖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
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肖赞育居第二把
交椅。连江西的桂永清、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
数是留俄和留日的，而贺衷寒既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９３３年下半年，在南京的留俄学生２００多人发起成立留俄
同学会，贺衷寒虽被选为理事长，但因同学会负实际责任的是非黄埔出身和非复兴
社分子的代表段诗园，致使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控制。贺衷寒便与
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开会，说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都非常需要人，所有留俄学
生都可以包干安排，因而许多留俄学生部被贺、邓拉入了自己的控制圈。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发表演
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和《扫荡报》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
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运
动”等活动。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他对“蒋介石教义”
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
介石所提倡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贺衷寒写文章
或演讲，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而总要咬文
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７年间，贺衷寒每
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
共”的反动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１９３５年１１
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１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１０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
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六、西安事变爆发，贺衷寒积极主张“讨伐”，遭到蒋介石破口大骂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
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
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
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１７０余名青年将领通
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
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
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
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
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
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３００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
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
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
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
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
“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
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
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
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
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七、蒋、贺相互看透，久相互利用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冷落起来。１９３７年６月，蒋介石派他
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
教育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８年２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
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３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
（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
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
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
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１９３８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ＣＣ派等国民党内的一
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７月，三青团在武汉成
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
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１９３９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
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
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
重庆影息一时。
１９４０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
职，加上其８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
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
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１９４１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
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
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
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
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３个命根子。这３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
看守；同时他又让这３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３个方
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３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
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
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
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
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
‘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
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
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
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
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
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
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