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聚首，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欢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手足情深。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则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焦土抗战的必胜信念。1942年中秋节，宋家姐妹兄弟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二十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台，见死不救，便是基于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已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都是敛财高手。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打算乘中美关系解冻之机，借1971年5月1日宋子文追思会这个题目促成宋氏三姐妹历史性的见面，然而，最终三方碍于难以达成平衡的政治原因均打了退堂鼓。及至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陈香梅出任其表舅廖承志的信使，这是宋氏姐妹最后一次的沟通机会，宋美龄却默无一词。当二姐去世后，小妹同样未作任何公开表示，私下里却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做虔诚祷告。若有人指责宋美龄不重感情，那实在是冤枉她。1958年，飞虎将军陈纳德患癌症入住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飞越万里，前去探望。在老友生命的弥留时分，与他依依不舍地话别，那份热忱何其感人！
临到暮年，宋氏姐妹遥隔重洋，生死不相闻问。莫非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比不上天涯若比邻的友情？只能说，在政治这把千钧之重的悬剑下面，亲情脆弱如卵！宋美龄保持沉默，要远远胜过大放厥词讲出一些伤害手足之情的话语，她的教养使她能够做到这一点。
1996年，适逢宋美龄九十九岁华诞，她欣然接受了记者采访，对于自己的生死去向给出了一个相当通透的说法：“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如今，这位世纪老人已经撒手人寰，驾鹤西归，将一部厚厚的传奇划上了圆圆的句号。曲终人影散，江上数峰青，我们不禁油然生出惋惜之情，她带走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家国梦，那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新品咂、深长回味的东西。
谁有迷魂招不得？
？ 林子明
哪怕你杀了我，也看不见痕迹。
我们迷失了路途，现在怎么办呢？
……
这么多的人啊，他们去向何方？
他们这样悲哀地把什么歌唱？
……
——亚·普希金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尔摩症状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哪种变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