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特征同外部环境相结合，成为下一代机体的必然条件。根据泰纳的这些观点，再看看
《卢贡·马加尔家族》，就能发现左拉的创作所受泰纳影响是多么深。“一个家族的自然史与社会史”这个副标题本身就是重复泰纳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总说法，而卢贡·马加尔家族首先是一个由遗传学决定的自然群，各代各人就是泰纳所说的总门类下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家族世系图与生物进化树、生物种属几乎没有区别。家族史小说首先在总构图上注明备代各人之间的生理联系、自然属性，而后，按泰纳自然让位于精神的观点，左拉着重描写人物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活动，从而使小说没有成为自然科学教程而成为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审美意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亦如泰纳所言，遗传与环境结合影响下代机能，左拉受此启发，将遗传与社会环境始终联系在一起，使人物始终兼有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也是这种双重属性。应当说，只要不失之偏倚，这比单纯从社会性角度描写人更全面、更深刻。而许多自然主义作家则多少有点兼片面与深刻于一身，于是又受推崇，又遭贬责。
左拉在创立实验小说理论时，处处引证贝尔纳的论点，贝尔纳的实验医学是左拉实验小说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根源。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著名生理学家。中学时对文学感兴趣。后中途辍学，到里昂一家药店当职员。二十岁左右来巴黎学医，在法兰西学院生理学家马让迪手下工作。曾两度获得法国实验生理学大奖。他在法兰西学院先后开设过“医学中的实验生理学”和“神经系统的病理学和生理学”等课程。1865年发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这是一部实验医学专著，但对哲学、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它的主要内容和对左拉的实验小说的影响，可从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名著《实验小说论》中得以了解。
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声明，他所谈及的应用于小说和戏剧的实验方法，不过是一种借鉴；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是他的理论基础与论据。然后他扼要地介绍了 《导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实验是一种人为发起的观察，实验者永远独立思考，不先入为主，一切现象，先予验证再予接受。二，有生命物体主要指人的自发性并不阻碍实验的应用，唯一的差别是无生命物体处于外界的、一般的环境中，而高级的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则浸泡在内在的、完善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也具有物理、化学性质。三，实验产生的目的，对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是相同的，是为确定某现象的必要条件。实验科学不应该去关心事物的为什么，而只说明是怎样。具体到左拉的创作来看，正因他接受了先验证再接受的观点，他才在小说中只是尽量提供带研究价值或已带有分析性的原始材料，而决不象雨果那样自己站出来高谈阔论，也不象司汤达那样激情澎湃。他要在不偏不倚中保证材料本身能显出真相和本质。同时，他根据贝尔纳的观点，将人的自发性和能动性也纳入自然范围，将心理活动、社会行为最终归因于生理；他也认为社会环境具有物理、化学性质，酒精中毒、遗传变异便经常被当作人物命运的总阐述。他提供一个家族的演变史，展现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认为表现这些已经足够，无须再去追究“为什么”，因为解释就在其本身。
贝尔纳对观察与实验作了详尽的讨论，由此说明推理（在科学手段不足的情况下，推理是一种凭空设想，但又很有必要）的不可靠和实证的优越性。左拉的第一个观点便是，由于文学只用了观察方法，实验开始变得可能而也成为一种必需。为确定自然主义小说中可能具有怎样的观察与实验，他摘引了贝尔纳的一些话：“观察者只不过纯然考虑他眼前的现象……他应该是现象的摄影师；他的观察应当精确地表达自然……他倾听自然之声，记下自然所倾诉的一切。但是一旦事实被验证、现象被细加观察之后，观念就随之产生了，而推理则起而干预，实验者就站出来解释现象。……自实验的结果显露之时起，实验者就面临他所发起的真正的观察，他应不带任何先入观念，……应该退隐……变成观察者”。这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观点：作家退隐，变成冷静的观察者，忠实的记录者，不带主观色彩的分析者 （即在场面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分析结果，作家退出小说）。左拉试图像医学家那样分析人的一切，相信激情也能分解成一些反应物，从而加以分析。这是幼稚的，不过，今天的心理学确实能作到对激情的抽象与解析。在自然科学不发达时提出的一些见解，比如说意识是一些元素构成，看似可笑，当时亦是严肃的和富于科学精神的。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物理学及化学引入医学，左拉据此认为，它也可从生理学引入实验小说。在此之前，许多人，譬如居维叶，曾断言用于无生命物体的实验不能用于有生命物体；左拉在和贝尔纳“一起”反驳这一论点之后，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实验小说论。贝尔纳的话就是他的理论依据：“生命现象的科学，除了以无生命物体现象的科学为基础，不可能另有别的任何基础了，从这一点看来，在生物学原理与物理化学原理之间并无任何区别。其实，实验方法所欲达到的目的到处都是相同的，它只想通过实验把自然现象与它们的存在条件或它们的近因联系起来。”而这一观点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异议，是因为高级生物身上不仅有外界环境或有机体外环境”，还有“内部环境或有机体内环境”，“这就成了我们在以实验来决定生命现象以及使用可能的方法使之发生变化时所遇到的困难的唯一原因。”这似乎足以使实验方法进入小说变得无可非议了，不过，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无生命体引入有生命体仍是在自然科学范畴，而文学及人的研究属于社会范畴，依此类推是行不通的。
生理研究是借助科学仪器，作家的纸和笔又何能取而代之呢？所以，实际上左拉的实验小说只是在将人当实验对象、当无机体、复录人的生理状况、自然行为等方面，采用了实验报告的方式。他的小说从结果上看与科学实验相似，不过是形似而神不似，或曰是形拟而实非。他引用大量贝尔纳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创作方法并无实际意义，仅是为了说服自己，给自己一反常态的新形式找个比较稳固的理论靠山。从他多次强调“这种见解是贝尔纳的”，“贝尔纳是绝对权威”来看，左拉寻求理论依据的心理非常明显。事实上，他的实验小说并非将人和人类置于实验环境中，而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一个客体，以供作家进行生理分析、心理分析和哲学分析。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引入医学，目的是研究现象从而掌握现象，譬如经验论医生只知金鸡纳霜能治疗疟疾，并自认仅此已就够了；而实验论医生却要说明他的原理，使之成为科学事实。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医学的意义，是使人支配生命，成为生命的主人。鉴于此种不寻常的意义，左拉豪情满怀地说，研究自然与人的社会的小说家，也是带着这个目的而采取类似手段，左拉认为他能成为智慧与个性元素的现象的主宰，他要以实验来发现这些元素，从而知道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某种激情会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人们一旦掌握这种激情的机制，就能控制它而趋利避害。他试图对人进行实验，一块一块地拆卸与装配人的机器，使它在环境影响下运转；在时代进步以后，在人们掌握了法则以后，只要左右个人与环境，就能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样就可做善与恶的主宰，支配生活，治理国家，逐步解决社会正义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犯罪问题，他确实在这么做，也确实对卖淫、酗酒、谋杀等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从他的小说来看，他并没能将人和社会分解为什么元素，发掘出什么因子，支配人的行动的，虽有欲望、气质等内因，也离不开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外因。由于他始终也注意到某种激情机制的作用与社会环境相关，所以他的实验小说并未写成枯燥的实验报告，而具有活生生的人性内容和社会性内容。一个作家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并不一定等同，有时甚至还很不一致；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是新异的，也是形而上学的，缺乏逻辑力量与理论依据，但他的创作却超越了这种理论，只带有一些不算明显、瑕不掩瑜的痕迹。他的作品仍然是伟大的，不可因其理论而对其创作产生误解、偏见。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给人们提供了对人的认识的科学体系，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实际上也打破了人关于自身的神话，使人从万物灵长、到尊无上的地位跌到与禽兽沾亲带故的难堪境地。一个神话的毁灭带来种种禁忌的突破，人开始被当成一个客体、一个自然物去观察、去研究，最初是在自然领域，然后是在社会领域。左拉从文学角度对人进行医学和生理学分析，可以说是从文学方面体现了人在由上升为神、降为自然人到最后恢复为社会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过渡、一个转折。在此以后，关于人的学说；包括作为“人学”的文学转入正轨，全面客观地判断人的属性，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秘密。
文章有别径
理论开新风
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小说序言，以及部分书信、专题文章，很少有大部头专著。在这些小型文章中，作家们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说明或总结。
龚古尔兄弟的理论主张最早见于 《热尔米妮·拉赛朵》初版前言。它首先声明这部小说来自街谈巷议，不为迎合上流社会的低级趣味，是一本严肃的、分析性的书；没有惊险，没有幻想，只会带给人伤感和冲动。接着，作者解释他们这样写的缘由，是因为他们想探讨被作家们忽略了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态，想让人们知道下层人民的“谈话声音是否会和大人物与富翁们谈苦恼时的声音一般大，”“穷人哭泣的泪水会不会和富人是一样的”。人们可以看到， 《费洛曼娜修女》和《热尔米妮·拉赛朵》确实是反映最普通的人的最平凡的生活经历的。龚古尔兄弟的这种创作新趣向的意义在于：此前的文学，有三方面不足——一是作家主要出自上层，或依附上层，那些远离文明的偏村僻巷里的下层人民很少见于作品；二是文学粉饰太平、逢迎政治、逢迎时俗的倾向已成积习；三是个人抒泄、浮夸虚构的成分太多。即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对人自身隐秘的描写上也还有所忌讳。而龚古尔兄弟则以其历史学家的无情的严谨和可怕的冷静如实展示人的自然状态和原生状态，从而使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更加真实。
前言最后一部分声明：“现在就算这部作品受到了诽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今天的小说题材不受限制，“地位也提高了。它开始成为文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一种严肃、富于激情和生气的形式，它通过分析和心理研究成了当代的一部道德史。今日的小说担负着科学研究和科学课题的工作。”至此，前言才显出自然主义宣言的意义，表明龚古尔兄弟将走的文学道路是一条通过文学来研究人和社会的自然主义道路。这与他们以前走的历史研究的道路是相承的，他们有研究的兴趣与天才，自然就要在文学领域里来发挥。于是人们就能从他们的创作里看到科学的自由和坦率，看到精确的写作技巧与活生生的真实。
埃德蒙为他独自创作的小说《谢丽》所写的序（此时弟弟茹尔已死）也是一篇重要理论文献。序言介绍了他的创作意图、设想、美学追求、作品特点，并回忆和总结了他及弟弟一生的创作。
《谢丽》又译《亲爱的》，是作者在《福丝坦》序言中预告过的小说，是“第二帝国时代上流社会一个少女的研究。”作者要“以圣日耳曼区的一个少女为蓝本，她的高雅，出身名门望族，家族的传统”等等，赋予他的小说“一个高贵气质深印在血管之中、经过几代人才获得完善的典型”。他自叙这部小说是以构思一部历史著作那种研究心血写成的，它将一个女人和她的内在女性特征，从童年写到二十多岁，写了那么多妇女的言语和内心隐秘，这种细致、详尽描写、剖析妇女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的作品确实少见，不管他的剖析是否完全准确，这部作品都是别致的，作者的这种尝试也是可贵的。他丰富的生活积累、洞若观火的观察能力和精确的表达，又使这部没有插曲和波折的自然主义作品娓娓动人。
接下来作者谈到创作趣向、风格、语言等问题，坚持自己的反传统的创作方式、个人特色鲜明的语言，提倡风格多样而各自保持个性。而后是漫想式的创作历程回顾，并由此生出万千感慨，对着眼前的最后一个产儿吐露心衷：“现在，你，小小的《谢丽》，龚古尔兄弟中仅存的一个所写的最后一部可怜的小说，要迎接你所有的兄长，从《文学家》到《拉·福丝丹》所得到的对待，要忍受蔑视、轻慢、讽刺、咒骂、侮辱，你的作者坚持不懈地写作，他的年老，他的孤独生活的忧郁，过去都不能使他免受这些攻击，但不管怎样，却使他具有司汤达式的对即将来临的世纪的信心。”这些话构成了他对自己与弟弟一生创作的总评价和总感想。这些话是很委婉动人的，但客观地说，他们的创作并不算很成功，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不高，也许其意义更在它所包容的历史材料方面。龚古尔兄弟作为文学家的特殊意义不在于其创作成果，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于他们启示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自然主义。
龚古尔兄弟重要的文论还有给左拉的两封信和《尚戛诺兄弟》序。
给左拉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865年和18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