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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毛泽东在修改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特地加上了这样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该文发表在28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分，以《文化学术界应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他“希望”“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
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11月10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两篇文章，毛泽东都有批注。
关于冯雪峰的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注是写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的转载上面。其中有这样儿条内容。（1）冯文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2）冯文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泽东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3）冯文说：“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抵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4）冯文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画了竖线，并分别写道：“应该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5）冯文最后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并写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阅读黎之文章的批注，主要有这样几条。（1）黎文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最后一句文字旁边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道：“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黎文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写道：“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3）黎文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道：“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4）黎文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作风”旁分别画了竖线，并写道：“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2月1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个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计划。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以及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计划（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12月8日早晨，毛泽东又批示了周扬送上的准备在当天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认为“决议可用”。毛泽东还阅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扬的发言稿《我们必须战斗》，郭沫若的发言稿《思忽斗争的文化动员》。并批示说：“你（周扬）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做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的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郭沫若的讲稿根据这个意见，后来改为《三点建议》。“决议”和郭、周的讲稿分别发表在12月9日、1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从毛泽东接触、关注和思考的角度来看，1954年他读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所引发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的发生过程，大体就是如此。
平心而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20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50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的建立。但后来的一些讨论文章，把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说理论争。这就不利于对以前的“红学”作全面的、有分析的历史评价。这个历史教训是需要认真汲取的。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中，提到：“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从这里，大致可看出毛泽东在1954年读李、蓝文章引发的讨论的初衷。
107。描写好，但有些落落寡合（读姚雪垠《惠泉吃茶记》）
［原文］
我倒了一杯茶，看见茶色很淡，也闻不到香味，呷了一小口含在嘴里，用舌尖慢慢品味，不但觉不出味道好，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总之，香、色、味三者都极平常。我没有失望，等了一两分钟，又倒一杯，颜色稍微浓一点，吃到嘴里也有点香味，但是凭良心说，似乎并不比我们在家中吃的茶好多少。仔细地尝过两杯，我不能不感到失望了，开始露出村俗本相，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当我刚刚坐下的时候，我的桌边的空位于已经被新来的游客坐满。听他们谈话，我知道这是一对夫妇，一位从外地来的姑母，两个小孩。三个大人坐在椅子上，小孩子们没有地方坐，只好站在桌边。按照规矩，三位大人应该是三壶茶，三个茶杯，但他们同服务员争执半天，说他们只有两个人要吃茶，只留下两壶茶，两个茶杯。他们很懂节约，首先是姑母和丈夫吃，丈夫吃过以后把自己的杯子转给妻子吃，妻子吃过后又叫两个孩子吃。孩子们并不喝，只要吃菱角不要吃茶。母亲向他们动员说：“傻崽子，吃哉！这是二泉的茶，吃哉！”这时我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过三杯，含着会心的微笑把眼睛离开他们，扫向周围的茶桌上。
——摘自姚雪垠《惠泉吃茶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前不久，一位名为姚雪垠的作者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惠泉吃茶记》，你们看过没有？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摘自刘汉民编《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第18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原载杨建业《姚雪垠传》，北岳出版礼1990年版）
［解析］
作家姚雪垠（1910—）的《惠泉吃茶记》，是一篇记游散文，发表在《新观察》1956年第17期上，近4000字。记叙作者到无锡游惠山时吃惠泉茶的一段经历。毛泽东读后印象很深，以至几个月后还记忆犹新地谈起。这篇散文对“我”的感受写得很细腻，对吃茶时所看到的其他慕惠泉茶其名来吃茶的游客的神态描写得也颇生动。
前面引述的《姚雪垠传》中记述毛泽东的评论，是1957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子3月8日接见文艺界人士时说的。该书所记，未必十分精确和全面，但毛泽东对《惠泉吃茶记》的看法，大体如此。结合笔者所看到的有关记载，可知，毛泽东对其描写技巧是感兴趣的。但他的评论有两点则较别致。
一是同意作者对茶社不善经营的批评。这主要是指文中的这样一段描写：“惠泉的茶社对茶具是很不讲究的，每人一把粗瓷圆茶壶，一只粗瓷小茶杯，形式和颜色都很恶劣。放在我面前的茶杯还有碰破的缺口和裂纹。我没敢挑剔，因为我明白泉水和茶叶是主要的，茶具不是主要的。同时，在我的邻桌上正有两位茶客在高谈艺术理论，我想，如果我向服务员指出茶具太不美，他们准会笑我这个人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令“我”更“失望”的是，茶水吃到嘴里，“并不比我们家中吃的茶好多少。”文章最后提出：“如果茶社的工作人员不依赖虚名，稍在茶叶、火候和茶具等方面注意一下，是可以泡出好吃的茶来的。”毛泽东由此得到的体会是：经过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显然是立足于一个领导者得出的观点了。
毛泽东的又一个评论，是不同意作者“轻视”那些来喝茶的“群众”，认为作者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倾向。这是毛泽东阅读和评论文艺作品的一贯立场。他总是希望作家用“平等的心态”来描写劳动人民群众。就姚雪垠这篇作品来看，大概是指“我”在茶社吃茶时，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旁观着慕名前来吃茶，却又并不懂得品茶的各种各样的顾客们的神态。除前面引述的对带着亲戚和孩子前来吃茶的一对夫妇的描述外，作者还记叙了一大堆青年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地围住一个茶桌，一味用茶壶往茶杯里倒茶水，看茶水是否能冒出杯沿而不溢洒，以验证惠泉茶的好坏。毛泽东读后，觉得冷眼旁观的作者在这群茶客即群众面前，显得“落落寡合”，这是批评作者的清高。
108。应该多写些这样的诗（读袁水拍《摇头》）
［原文］
摇，摇，摇，／我们这位同志／老爱把头摇。
“这个／我看不好。／那个／我看也不妙。
“什么！／这个也在争论？／那个也在探讨？／不好，不好？
“满台家务事，／满纸儿女情。／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讽刺，诽谤和小品文／嘿，查查看，／是哪一个‘俱乐部’发来的兵！”
医生摸清了病情，／大喝一声：／“同志，／你犯的是教条主义病，／而且还有流行性。”
——摘自袁水拍《摇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1957年4月20日致袁水拍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4页）
［解析］
袁水拍（1916—1982），江苏吴县人。50年代任《人民日报》文艺和副刊部主任。毛泽东曾就新诗问题和毛泽东诗词的发表问题同他及臧克家谈过话。袁水拍在40年代便以写政治讽刺诗出名，其《摇头》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上面。毛泽东读报注意到这首诗，并认为“写得好”，与其主题吻合，与毛泽东当时集中较大精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路密切相关。
1957年3、4月，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在天津、济南、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反复讲述“双百”方针的必要性。当时，党内确有少部分同志对这个方针是存疑虑的，担心出乱子。毛泽东甚至说过，地委以上党的干部中，有1／10赞成“双百”方针就不错了。袁水拍的《摇头》，正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