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四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铀。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迪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意义》。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35页）
［解析］
毛泽东当时表述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五卅运动以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开化了。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1925年六七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一理论一出现，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集结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发表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引、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中共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1925年11月25日）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派，1q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秋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嚣张一时。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国家至上”，“民族工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对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所作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时，题目政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倾向，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并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出了4000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级调和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劈开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他的乡人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曾对知己好友发出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喟。并深受以曾国藩为首的，主张“实践理性”旗帜的湘学传统的影响。然而，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就转了过来，不再以“英雄伟业”的观点来看历史，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从钦服曾国藩“讨平洪杨”的完满无缺，到痛责其镇压农民革命之凶残。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我们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以及读书评注中都可以见到其痕迹。
3。西方侵入带来了什么（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队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摘自毛泽东1949年9月16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3页）
［解析］
对于东方来说，西方的影响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西方文明伴随着血与大的殖民征服降临东方，所谓西方文明，意味着杀戮、掠夺和征服，象征着对当地文明的践踏和摧残。西方人以高贵优越的人种自居，到处以自己的面目征服和改造世界，奴役和压迫被征服民族，使之永远处于附庸地位。另一方面，西方近代文明的确在一定时间内代表着世界近代化的方向，东方的确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先进技术，乃至引进各种先进思想。学生学习老师，老师却侵略和欺负学生，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恰是在这种矛盾与扭曲中发生的。
毛泽东上述的话是针对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而发的。在白皮书中，美国国务卿艾琦逊认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由于有三千多年的高度发展的文化和文明，一向以世界中心的优越地位自居，而近代西方的介入，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技术和高度文化以及进取心，而这些恰是中国自己所无法企及的东西，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激起了骚动和不安。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革命的发生。无疑，艾奇逊的话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的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强盗逻辑，充斥着对历史的扭曲。他只字不提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与屈辱的帝国主义侵略。反而大谈什么外国人带来的“进取心”。他不明白，从本质上讲，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以优等文明自居者，无非是一副征服者的嘴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殖民宗主国人民文明自觉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嘴脸就尤其可憎。
当然，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由于具有针对的批判意味，所以政治含义较重，着重在阶级、民族反帝斗争的意义上探讨“西方影响”。而没有涉及“西方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说西方思想导致了中国革命也不能说是全错，中国近代也的确出现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从西方窃得火来，发动革命的先进人物。这一点，毛泽东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抗，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出于无奈造就的，而相当多的是中国人出于近代化自强的需要造就的。毛泽东本人也恰是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之一，正是这些人给中国带来了新生，使中国发生了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巨大变化。
4。随时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的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摘自毛泽东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解析］
伴随权术而到来的阴谋，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离开了权术，整个政治运动就会陷于僵局。君主有驭下之道，臣子有谄上之术，平级之间的纵横摔阖，同僚中的尔虞我诈，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被定为一尊的儒家学说，在被董仲舒熏出仙气之前，已经沾上了浓重的道家味和法家味。政治权术和阴谋则成为后世奉行儒术的传治者心照不宣的惯技。号称民主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同样充斥着权术和阴谋，政客们院内斗法，院外游说，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各种肮脏的交易都借民主与法律的名义公然倡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剥削阶级的政治都有一层阴谋的黑幕。
高岗、饶漱石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俩出于个人的权欲，互相勾结，利用职权进行阴谋活动。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和会后，他们挑拨离间，搞小动作，制造党内纠纷。在同年秋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找了一些人谈话，在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这年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央副主席，还要政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活动。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人“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他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在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重大的要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
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撤消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毛泽东为这次会议作了《开幕词》和《结论》。在为这次会议所致的《开幕词》中，毛泽东着重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5。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读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