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云匆匆从树隙穿过。“喂！”我坐在树下，叫住云，学当年孔子，叫趋庭而过的鲤，并且愉快地问它：“你学了诗没有？”
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手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世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几人死了？几人灰情灭欲大彻大悟了？
记得小时老师点名，我们一举手说：“在！”
当我来到拉拉山，山在。
当我访水，水在。
还有，万物皆在，还有，岁月也在。
转过一个弯，神木便在那里，跟我对望着。
心情又激动又平静，激动，因为它超乎想象的巨大庄严，平静，是因为觉得它理该如此，它理该如此妥帖地拔地擎天。它理该如此是一座倒生的翡翠矿，需要用仰角去挖掘。
往前走，仍有神木，再走，还有。这里是神木家族的聚居之处。
11点了，秋山在此刻竟也是阳光炙人的。我躺在树下，卧看大树在风中梳着那满头青丝。
再走到那胸腔最宽大的一棵，直立在空无凭依的小山坡上，它被火烧过，有些地方劈剖开来，老干枯乾苍古，分叉部分却活着。怎么会有一棵树同时包括死之深沉和生之愉悦？那树多像中国！
中国？我是到山里来看神木，还是来看中国的？
坐在树根上，惊看枕月衾云的众枝柯。我们要一个形象来把我们自己画给自己看，我们需要一则神话来把我们自己说给自己听：千年不移的真挚深情，阅尽风霜的泰然壮矜，接受一个伤痕便另拓一片苍翠的无限生机。
在山中，每一种生物都尊严地活着，巨大悠久如神木，神奇尊贵如灵芝，微小如阴暗岩石上恰似芝麻点大的菌子，美如凤尾蝶，丑如小蜥蜴。甚至连没有生命的，也和谐地存在着，石有石的尊严，倒地而死无人凭吊的树尸也纵容菌子、蕨草、藓苔和木耳爬得它一身，你不由觉得那树尸竟也是另一种大地，它因容纳异己而在那些小东西身上又青青翠翠地再活了起来。
忽然，我听到人声。司机来接我了。
山风野水跟我聊了一天，我累了。
回到复兴，第二天清晨我走向渡头，我要等一条船沿水路带我到石门。一个农妇在田间浇豌豆。打谷机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我坐在石头上等船。
乌鸦在山岩上直嘎嘎地叫着，羽翅纯黑硕大，华贵耀眼。它们好像要说的太多，怆惶到极点反而只剩一声长噫：“嘎—”
船来了，但乘客只我一人，船夫定定地坐在船头等人。
我坐在船尾，负责邀和风，邀丽日，邀偶过的一片云影，以及夹岸的绿烟。
没有别人来，那船夫仍坐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付足了大伙儿的船资，促他开船。
山从四面叠过来，一重一重地，简直是绿色的花瓣——不是单瓣的那一种，而是重瓣的那一种——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觉，那种柔和的、生长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严和芬芳，你竟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为天地立心”的那个人。不是天地需要我们去为之立心，而是由于天地的仁慈，他俯身将我们抱起，而且刚刚好放在心坎的那个位置上。山水是花，天地是更大的花，我们遂挺然成花蕊。
回首群山，好一块沉实的纸镇。我们会珍惜的，我们会在这张纸上写下属于我们的历史。
我们所有的人，都拖延着不去生活，老是梦想着天边一座奇妙的珠瑰园，却偏偏不去欣赏今天就开放在我们窗口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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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6671
Title ：译诗漫谈
Author ：王若谷
Issue ： 总第 130期
Provenance ：《龙门阵》
Date ：199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诗，严格说来是不能翻译的，尤其是真醇的好诗，经过翻译，必然会使原作的诗味、韵味有所损失。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均已成定论了。还不要说译诗，就是剧名经过翻译，那味儿也顿觉淡了许多。可不是么？京剧剧名《贵妃醉酒》，译成《一个贵妃的烦恼》；《打渔杀家》译成《渔家父女复仇记》——达意倒确是达意了，可那股浓郁的中国古典语言的传神味儿，也随之而消失殆尽。译诗更难。诗，不是被誉为“人类面部最丰富的表情”么？译诗之难，那可真是没法可说了。唐人李白曾有“难于上青天”的诗句，但今天，“上青天”之于人类，已远非难事。故形容译诗之难，笔者只能用这句话：“没法可说。”
译诗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横向诗译，便是指不同国家、民族语言诗作的互译；纵向诗译，便是指同一国家或民族语言内的古诗今译。
横向诗译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自由与爱情》的诗作，有人译为：“自由与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又愿将爱情牺牲”。
青年诗人殷夫将它译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后一首译诗在我国流传广远，成为鼓舞人们投身革命、同专制主义作斗争的嘹亮号角。那原因不是偶然的：殷夫的译诗等于二度创造、二度创作，那“诗味”通过翻译并未怎么损失；而前者的译作，则只不过仅仅做到“达意”而已。但殷夫的译诗似乎也有个小小的缺点：太中国化了一些，原诗的西洋风味因之多少有点儿损失。
纵向诗译似乎更难一些。但最近我拜读了《唐诗今译集后，也发现了一些诗译得较为出色，有的甚至译得很精彩。比如杜牧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董乃斌的译诗如下：“茸毛般的细雨像多情的手/给原野换上了嫩绿的新装/我的心，在清明梦一般的烟雨中荡漾/是谁担簦负笈从我身旁踽踽走过/一声叹息，那么轻/却引起我心魂的激荡/哦，你哼着山歌的牧童小郎/请告诉我，村里可有酒卖/好让我浇一浇胸中的惆怅/想喝酒吗？先生/瞧，那边杏花铺成红云的村庄/清脆的童音刚落/牛背上又响起了短笛/好不悠扬。”这译诗很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神韵和意境，译法较为自由，并对原诗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了补充、铺垫和想象延伸，也可称为二度创作了；缺点则是形式上有一点欧化痕迹，因而在传达原作的中国古典韵味时不能不有一点儿损失。另一首由著名诗人绿原译的《凉州词》（王翰），则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说是几乎同原作一样精彩。原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绿原的译诗为：
酒，酒，葡萄酒！
杯，杯，夜光杯！
杯满酒香让人饮个醉！
（葡萄美酒夜光杯，）
饮呀，饮个醉——
管它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
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
醉睡沙场，谁解个中味？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真是大家译笔！自由奔放，而又传神严谨；有时一句对一句地译，有时却又将一句点化为多句；但不管使用何法，总以“达意”而兼“传神”为其宗旨；而且，译诗同原诗的古典语言的韵味也是保持得较好的。这样的译诗，岂不是另铸新词，堪称创造吗？而它的创造和“另铸”，又没有脱离原诗的意境和神韵的规定性。
于是，“诗不可翻译，纵向诗译尤为不可”的神话被破除了。
但这仍然是不易的。它需要译家高度的造诣和深厚的功力，需要大手笔。
因之，我想在严复“信、达、雅”译笔标准的基础上，还给它增添两个字：曰“味”，曰“神”。不知译苑同仁以为然否？“味”和“神”的标准，应该是不限于译诗的，译文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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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6672
Title ：国王画像
Author ：沙蒙
Issue ： 总第 130期
Provenance ：《科学24小时》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从前有一位独眼国王，叫画家给他画像。第一位画家不敢把他画成独眼，而把两眼都画得炯炯有神，国王以为戏弄他就把画家杀了。第二位画家如实画下独眼，国王恼羞成怒，又把画家杀了。第三位画家经过苦心经营，把国王画成狩猎姿态，闭起一只眼瞄准猎物，这一开一闭正好巧妙地掩盖了瞎眼的弊端，又宣扬了国王的威武，使王者大喜，画家因此获得了重重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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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6673
Title ：Y先生语录
Author ：流沙河
Issue ： 总第 130期
Provenance ：《家庭与生活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舶来新西服，老式旧布鞋，踱入会场，惹众人窃笑者，吾友Y先生也。
我问：“你这是啥意思？”
他答：“现代是表面，传统是基础。”
状甚严肃，不像在说笑话。
潮流还须紧跟才好，吾家也安装防盗门。落成后，请Y先生来开开眼界。
我问：“你撬得开吗？”
他答：“大盗不盗，没有必要撬你的门。我在街上把物价翻一番，便偷了你存款的一半。”
逛商场，挤热闹。一楼食品，二楼服装，三楼体育用品，四楼儿童玩具。Y先生说：“吃好穿好，运动生娃，布局合理。”
某群写诗明白如话，所以大骂朦胧诗看不懂。
Y先生说：“看不懂的诗绝不是坏诗。既然看不懂，你就不能批。既然不能批，你就不能说它坏。反过来说，毒草都是看得懂的。”
Y先生不读诗不写诗。我去开导他，朗诵卞之琳的《断章》给他听：“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他摆手说：“你在家中打麻将，打麻将的人在楼上等你。上手喂肥了你的清一色，你喂肥了别人的满贯。”
Y先生随首长去英国，归来说：“英国人讲英语，鹦鹉也讲英语。鸽子，乌鸦，红嘴玉，我亲自听见的，都不讲英语，和中国的一样！
Y先生说：“天帝宣布抛撒幸福帽，市民蚊聚广场，仰脸伸颈地等待着。时候一到，帽子黑鸦鸦地遮天蔽日纷纷坠落，落在头上的牢牢不可脱，然皆印有“不幸福”三个字。还有一些光头赖在广场不走，齐声叫，要要要，幸福帽。天帝说，光头即幸福，还要什么幸福帽，尔等各自回去干正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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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6674
Title ：邓朴方其人
Author ：阮次山
Issue ： 总第 130期
Provenance ：《联合早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对一般孩子而言，教育无非是多加一点知识或少加一点知识，可是对残疾的孩子来说，教育成了他们适应生活，从不能生活到能自理生活，从不能活到能活的条件。
——邓朴方
“一个社会，除了追逐利益之外，总还得有点儿精神的东西，如果没有人道主义，许多事都会扭曲，许多看上去合理的事，却往往产生不合理的结果。这就是这几年来，我们在扎扎实实为中国残疾人做事的同时，也努力建立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原因。
“从残疾人事业的观点去看，我们得提倡社会的集体主义。我们的社会必需共同富裕，有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的残疾人才有出路。现在中国穷，残疾人就成了中国社会最穷的人群。目前在中国社会这种低水平的生活情况之下，中国的残疾人可以说苦不堪言。”
倾听“正襟危坐”、椅边挂着随身导尿器，身患脊椎横断性半身不遂（西医称为截瘫）的邓朴方一本正经、兴致勃勃地大谈“人道主义”，总觉得有点难以想象。
他是邓小平的长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因为具备这种出身，曾遭红卫兵不人道的残害，导致半身不遂。是什么因素使他忘掉过去，转而在中国大陆致力于人道主义工作？
传统中国社会内鳏寡孤独、残疾失常的人群向来就遭受到忽略，而目前在中国大陆这么一个连正常人都难受到妥善照料的贫穷社会果，要促使社会、政府对残疾人妥善照顾，如果不是邓朴方办得到吗？
中国大陆目前的残疾人福利事业如果只是因为邓朴方亲手“抓”才能起作用，那么，如果有那么一天，邓朴方不能再挑负这个重任，整个中国大陆的残疾人是否又会恢复任由命运折磨、任由社会遗忘的状况。
面对邓朴方，想象着他在“文革”后期与家人团聚后，父亲邓小平每夜亲自为他翻身、擦澡的情形，再加上脑子里所呈现的在他主持“康华公司”期间，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与传说，对于说话中气十足、信心十足、精力十足的他，对于他过去戏剧性的遭遇和目前轰轰烈烈的工作，也就更想深入探讨。
邓朴方不太愿意谈他那段梦魇般的往事，和大多数遭遇过不幸的人一样，他只想轻描淡写地以一声“既然过去了，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去挥掉这段改变他后半生的往事。不过，不管对他自己，对他的家人，还是对外间的世界，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是没法用手轻挥就能抹得掉的。
1966年6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那篇著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当天晚上中国大陆便播出了北大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邓朴方和他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毕业班同学正搭火车从外地结束“四清”工作回北京。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在这场斗争开锣后不久，邓小平就成了箭靶子。1966年12月14日，他最后一次露面后，就成为斗争的对象，在此之前，邓小平已预感不祥，他告诉子女们说：“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
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受命以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