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种惊愕气氛，这让她很不开心。当菲尔到我家的时候，他很克制，坐到火炉前的地板上，和我四岁的儿子迪诺进行了一场谈话，这可不是那种一般跟别人的小孩会进行的那种，“你现在上学了吗”哈哈哈之类的东西，而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真正成人间严肃认真的对话。他俩整整谈了四十分钟。没有酗酒，也没有人打断。除了他和迪诺之外，所有别的人都开始觉得浑身不自在。他告诉我们，他和罗宾准备在春天谷大街上买一栋房子。我记得当时自己就悲观地想到，这档子事可怎么了结啊。
实际上，之后我们就很少在华盛顿看到菲尔，但是却经常因为《新闻周刊》的事务和他在纽约碰头，或是在某些餐馆的私人包间和同行聚餐时看见他，大多数时候，罗宾•；韦伯都会陪在他身边。我还记得有天晚上，在一个私人包间里，一帮新闻记者们在聚餐，大概有十多个人，坐在一张很长的桌子旁边。那间包间墙壁的另一边就是饭店的酒窖。菲尔坐在长桌的一端，汤尼坐在他的右边。颇具绅士风度的怪老头，骑士新闻社的主编杰克坐在另一边。我听不清菲尔说了些什么，但是我能听出来他提高了音量，我也能看见汤尼感到不舒服。突然，杰克语气坚定地说：“菲尔，你闭嘴行吗？”全桌都安静了下来。菲尔闭了嘴。但是接下来的安静几乎是一片死寂。看上去他是想拿汤尼的安静和害羞来看玩笑，但是看来这玩笑开过了火。
我从来不觉得我真正了解菲尔•；格雷厄姆，不像朋友之间应有的那种了解。他的思维太敏捷了，太聪明了，而他的魅力非常微妙，但还是能够让人感受的到。他确实是我们想要交结的那种朋友，但是在发明能够控制他情绪剧烈波动的药物之前，他都难逃一劫。
1963年的那个夏天，我和汤尼摆脱了孩子的束缚，第一次单独两人度假。八月，我们在普罗旺斯租了一栋小农庄。我们从巴黎向南驾车，经过隆河河谷，最后还经历了我所经历过最险恶的暴风雨。我们驾车开了几公里，路随着山势蜿蜒盘曲，葡萄园在我们身后和脚下延伸无垠。葡萄园主们担心暴风雨中会裹挟冰雹倾泻而下，担心自己葡萄的收成会毁于一旦，因为还要再过一个半月，才能到葡萄的成熟期。于是他们就向我们头上的云层里发射银碘合剂作结晶核，来进行人工降雨，让这些云层先分流一些雨量。发射试剂上天炮声滚滚的声音不时把雷声给打断，日暮灰黄的天宇使得我永远无法忘记这次乘车旅途。
当凌晨三点电话铃声响起时，河谷上空翻腾的雷声还未停歇，在当时当地响起的电话铃声只可能意味着灾难。但是当我拿起话筒时，我只能听见无线电的噪声，这压过了电话那一端难以辨清的男声。我们只好挂上电话，等下一个电话，我们还担心某个孩子可能会生了重病。在那天早上六点之前，电话每隔十到十五分钟就会响上一次，但一直到早上六点钟，我们才终于能听清电话那端说得是什么。那是《新闻周报》刚上任的巴黎分部的主管哈里•；柯林斯，他宣称有“最糟糕的消息”要向我宣布，我的心往下一沉。他说：“菲尔•；格雷厄姆自杀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安然无恙，我出于本能转过身去对汤尼说：“没事了。菲尔•；格雷厄姆死了。”
菲尔在初夏回到了家中，住进了马里兰州的切斯特纳特疗养院。罗宾悄悄回到了奥地利，并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而菲尔劝说切斯特纳特疗养院给了他一周的假，他后来在家里的农场饮弹自尽。
当然，一切并不如意。失去了他这样一盏指引我们走上正确道路的明灯，可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八岁，他的未来还有那么多时间，原本还可以创造更多的丰功伟绩。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易主；肯尼迪；菲尔（10）
我们当天就乘飞机到了马赛，然后转机回巴黎，汤尼和她的一个朋友待在一起，而我继续动身前往华盛顿参加葬礼。教堂里满是朋友和达官显贵，包括总统，就在几天前他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也离开了人间。菲尔的死把大家都带到了一起。我在丧礼之后立刻回到了巴黎，和汤尼完成了这段糟糕的旅行。
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毕比再次挺身而出，为《新闻周刊》的未来保驾护航。但是他告诉我，我还必须要和凯瑟琳交好，因为在R大街上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我并没有表现出丧礼后应有的尊敬，前去出席聚会，她因此很受伤害。我知道是有这么一次聚会，但是我并没有收到邀请，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贸然前往。我事后和凯瑟琳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做了解释，并道了歉。她看上去已经释然了，但是这次小题大做使我意识到，尽管我很想和菲尔•；格雷厄姆成为朋友，但是我实际上仍然不是很了解他，同理可能我也不是很了解凯瑟琳•；格雷厄姆。她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成为一位商业女性和发行人，在心底充满了犹豫彷徨，同时她又肩负着接过自己父亲和丈夫工作的使命，我当然不可能了解她内心的这种矛盾。她和朋友们和同事们一起做出了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私下里都希望她出售《华盛顿邮报》。
在那年秋天前，她并没有真的回来主持大局，她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获得足够的信心，认定自己不想再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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