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必须要有一部分人来代替没有“议价能力”的阶层——被遗忘的阶层来说话。不可能设想政治博奕中，只有两大势力博奕出的结果会代表其他阶层的利益。现在的中国，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劳资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除了全能政府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通过政府立法限制经济组织对普通人民的经济奴役。而且中国的现状还不是没有劳工权益保护的法规，而是如何将法规落到实处的问题，这就需要这些弱势群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组织，这已经不是目前口头上讲的“加强工会权力”之类的口号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我们惟有期待“上帝的神秘作坊”里，产生成功的神来之笔。
附记：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今年五月八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朱学勤写的《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发表后所受到的猛烈攻击，尤其是网上许多根本不负责的意见和看法，竟然将“卖国”的罪状一古脑全推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头上，更让人沉重莫名。其实，这些被指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使有“卖国”的意愿也未必有“卖国”的能力。他们有不足与弱点，但决不是横遭指责的“卖国问题”。
一些过分的言论迫使我放下手头的其它事情，集中精力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将对“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这件事的评价扩张到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评价？稍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知道，这是不能混淆到一起的两回事。我们的前人在饱受列强凌辱的二十世纪初，尚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呼吁立宪以强国，并不排斥人家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心胸怎么还不如我们前人的开阔？须知国际地位是由一国的综合国力决定的，我们为什么不想想，是什么使美国如此强大，使它能够凭借导弹在国际事务中“发言”？因为仅有科技先进是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的。评判现任美国政府对待弱国的霸权主义态度与评判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两回事，否则又怎样来解释美国为何取得对世界事务的裁决权？
朱学勤那篇文章的论点没错。他文中列举的一些观点，其实是中国思想界近二十年来努力思索才获得的一些成果，如对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反思。这文章的“错”只在于一点，发表得不是时候。朱学勤没看明白：在街头政治中，起决定力量的不是人的素质，而是人的数量。我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不陌生，对于“人民”、“民主”、“群众意见”这些集体名词所代表的内涵以及在中国政治中特殊的威慑力也太清楚，所以我并没有幻想自己在群言沸腾之际，能用自己微弱的声音来止住那一锅沸腾的气泡。
借着写这篇文章，我理清了一个几年以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如果说还有读者认为我讲得不够清楚，那不是我没认识清楚这些问题，而是由于语境的限制。因为个别人在批评我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总指责我没有进行“制度批判”，不知道这些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想到过我们享有的语言空间没有？
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写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上旬
两句名言
？ 单正平
灯下随笔
大约半年前，我见到《精神的孤岛》一书的作者，四川乐山人毛喻原先生。此前我们只有书信来往。这回有机会见面，当然想聊一聊。我们聊了大半晚上，主要是听他讲。身处海口，平时跟人结交有限，孤陋寡闻。这位毛兄，也算得上一个侃爷，让我又开了一回眼界。他说了很多有意思的话；有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一句是：“原地不动，就是伟大的进步。”另一句是：“做一个普通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觉得这两句话堪称名言。毛喻原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发挥解释。一解释可能就没什么意思了。但我还是想作点引申，也可以说是我的感想罢。先说第一句。
假如人能在三十岁原地不动地活下去，青春长在，对于人类来说，是不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假如中国人口在达到七亿时原地不动，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是不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假如五十年代不建立中国的森林工业，那些劳苦功高的转业军人原地不动地呆在军营里而不是开进大森林，对于今天的环境而言，是不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假如五十年代不搞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搞公私合营，对于一九八○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不是一个伟大进步？
假如……
由此我们还有理由推论：今天为人所推崇、所全力肯定的某些发展、进步、创新，也许明天就是令人后悔莫及的愚蠢行为，比如今天为了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想尽法子鼓励刺激人们买汽车，也许十年后，甚至要不了十年就得回头重新检讨今天的汽车政策。那时痛心疾首抨击汽车祸害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汽车的赞美鼓吹者。而今日不做之事，守旧之举，也许明天正是合理的态度，明智的选择。发展、进步这些字眼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所信奉的教条，已经成为不容质疑的〃硬道理〃。在这样的语境中，说原地不动是最大的进步，还真得有点勇气。因为这种怪念头，很容易被判定为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顽固派、反〃后〃派，几乎离反动派只有一步之遥——毛兄，危险了？没事。虽然还有而且总会有喜欢给人上纲上线的批评家，但所幸这样的批评家不大可能成为姚文元二世，也没什么强力人士有兴趣听你的高妙分析和可怕结论并引为同调。所以我才在这里张扬你的名言。
我想，我们，不，就我自己吧，我管不了别人的事。我自己以后抬腿朝前走时，最好还是多想想，看看这一步该不该迈出去。因为你自以为在前进，实际很可能是倒退，越走离原先的目标越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可能变成申公豹，眼睛看的方向和脚走的方向正好相反？申公豹和那些把乌托邦投入实践的人是不是一家子？有没有血缘关系？
再说第二句。毛喻原的解释很简明：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达到做人的基本标准，或者说我们身上还有很多非人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能清除掉，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哪里还敢有做圣人、贤人、伟人、超人、智者、天才的奢望！所以说，你能做好一个普通人，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你自己，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想接着说的是，我们恰恰同时在这两方面都在犯严重的错误。我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玩艺儿，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伟人英雄了。我们做父母的，在儿女小时，有谁给他们说过应该怎样做人的事？我们每天喋喋不休的，是鼓励他们当领袖，当将军，当英雄，当艺术家，当科学家，当宇航员，当大老板，当……我敢断定，没有一个家长，包括我本人，会鼓励孩子将来当个掏粪工；没有一个人会告诉孩子，因为淘粪工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你完全可以坦然去做。我们至今不知道，或者不愿承认，做一个普通人是值得骄傲自豪的。我们压根就看不起普通人。我们可能从潜意识里就认定，只有圣人、贤人、伟人、超人才是真正的人，普通人其实不是人，充其量是下等人，低级人，甚至就是〃人渣〃。就在我们的大城市里，那些普通的市民不也自以为是人上人，不也觉得那些所谓〃盲流〃，民工，才是地地道道的普通人，穷人，下贱人么？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一旦某人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成不了伟人英雄超人圣贤，他就要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也就是要〃做〃一个普通人了。而这意味着，他就开始把自己不当人了。他就开始变坏，要做一些大大小小的坏事了。古人那句名言其实应该加以修改：〃达则先济我家，穷则不善其身。〃所以曾国藩曾国荃灭了太平天国，就赶紧先往自己家里运金银；所以现在才有那么多的〃达官〃把自己的家〃济〃得很好，而且惠及亲朋好友走卒马仔。所以孔乙己科举无望了就去偷书，而不认为偷书是犯罪。所以今日国有企业里的工人同志、领导阶级的辉煌一旦没有了，十有八九会坦而然之地把厂里的东西往家拿，而没有丝毫的愧疚不安。就算他意识到〃大家拿〃也是犯罪，但还有一道心理屏障：法不制众，你奈我何！岂只工人阶级。前几年云南平远街民众的集体武装走私贩毒，近年东南沿海的走私贩黄，内地农民哄抢钢厂、油田、铁路的事时有所闻，都是集体犯罪或群体犯罪的显例。他们的逻辑是，反正这辈子没有什么大指望了，只能作个平头百姓，既不会名垂党史国史市志县志，又不可能上纪念碑进八宝山，甚至也不想给儿女作个好榜样，干点坏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很多人之所以信奉〃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这句话，就与上面所说的逻辑有关。一个人如果不能〃流芳〃，他不会选择无臭的平凡普通的生活，他宁可遗臭。但大恶大奸并非人人有份，干坏事也得肚子里有坏水，得有贼胆黑心和厚脸，当然也得有其它外部条件。跟希特勒品性接近甚至相同的人很多，但希特勒只有一个。大部分人既然〃力有不逮〃，而且〃恶〃运不济，那就干点小小的坏事罢。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只有两种命运，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还有另外两种命运：要不就大奸大恶横死暴卒只要能遗臭万年就行，要不就小偷小摸蝇营狗苟混他娘的一辈子。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毛喻原理想中的真正的普通人。
地平线因此成了珠穆朗玛。
我们因此也就生活在地底下。一般说来，那里被称为地狱。
所以，毛喻原发誓要为中国人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圣经》。他为这书自造了一个英文书名Chinbible。他说中国的写书人，从来没有为老百姓写过一本真正适合他们阅读的书，使他们能明白怎样做人，明白普通人的伟大和高贵。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家伙未免太狂妄。其实平心静气一想，记录先知、使徒嘉言懿行和希伯来人历史的《圣经》，本来就不是什么圣人的作品，正如《论语》亦为常人所记。既如此，作为普通人的毛喻原，要写本现代中国的圣经，也不是什么僭越嚣张之举。问题不在于他应不应写，有没有资格写，而在于他能不能写得很好或者比较好，在于他写出来有没有人看。以前，我们的文学作品、哲学伦理学著作以及铺天盖地长盛不衰的各种学习英雄模范的宣传活动，主要也是在提倡张思德、雷锋这样的普通人中的英雄。但这些汗牛充栋的作品文字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要成为《圣经》一样的经典更谈不上。把毛喻原与过去的宣传家作比较，当然不妥。但要把他心目中的人，人的德行，德行的内涵，跟过去所宣传的人和社会的理想模式完全区别开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他能做到这一步，人们有没有兴趣，能不能读懂，也是个问题。因为现在普通百姓已经很少看书了，他们喜欢的是电视。而电视播放的，是〃欲望与火箭齐飞，精神共商品一色〃的广告，肥皂剧，歌舞晚会，文人脱口秀，专家教授访谈，以及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首脑会晤，政客集会，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国际冲突，种族屠杀，时装发布，贸易博览，体育竞赛，环保行动……世界如在眼前，历史如在掌中，谁有耐心费脑筋去读书呢？我担心毛喻原很可能也会成为申公豹，他为大众写的〃圣经〃，最终大概只有极少数大众以外的人会去读，哪怕他写得通俗到家。这恐怕是所有想以书籍去影响多数人精神世界的作家们的共同悲哀。以道德教训为写作宗旨的作家，似乎已成了堂·吉诃德。但愿这悲观的判断不会影响毛喻原的写作热情。毕竟，中国有一本自己人写的〃圣经〃，总比没有要好一点。
我还想回到普通人这个话题本身。最简单的说，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普通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善良而美好的信念和信仰，不能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健全而理性的公民意识和责任，不能对社会尽责。从梁启超开始，中间经过鲁迅等人，到后来的柏杨李敖龙应台，甚至包括最近的也是最年轻的余杰，都一直在做国民性的批判，其实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度里能有一些真正的普通人而已。但直到如今我们似乎都还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普通人。这究竟是现存制度的原因，还是传统文化的原因？是人种的原因还是地理环境的原因？或者兼而有之，有种种原因。这个话题因为不时髦，因为说不大清楚，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但它仍然困扰着我们。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毛喻原的这两句名言本身就有无法克服的悖谬。要成就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要从那种非人的状态里解放出来，求得一个进步；为此肯定得有所行动。但这样的行动，是否与〃原地不动即是进步〃这一判断相抵触呢？换言之，我们为了〃人化〃而采取的行动，是否会有相反的结果，人反而更不像人了？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但如果〃原地不动〃，我们这种远没有达到普通人标准的〃非人〃的现状又如何能够改变呢？
那么问题自然就成了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
我们在哪些方面要原地踏步，固执保守，哪些方面要高速前进，洗心革面，从而可能成就为一个真正的普通人？
这样的质疑、选择仅仅是个人的事，还是必须成为社会的共识？
如果只是个人的事，是否就意味着某种宗教信仰，或者非社会化的纯个人的修养？这样成就的一个普通人，还是原来意义上的普通人吗？我以为，一个不与他人交往的人，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
如果必须是社会的共识，那它与形形色色的思想专制、精神奴役又如何区别？有历史以来，在没有外力压迫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人不可能自觉自愿自动地达成做人的共识。历史也一再证明，专制之下，没有普通人，只有奴隶；尽管这样的社会常有〃举国一致〃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