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走在宾馆的走廊上，她感觉就像是走在自己回家的弄堂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打开房间的门后，她随手把钥匙插进了门口的电源开关，马上，室内的电灯就一盏盏地亮了起来，中央空调的热风也从排风口吹到了她的头上。她端详了一下床上铺得整整齐齐的雪白的被褥，两只叠在一起的蓬松的枕头，摆放在低柜上的电视机，一边的写字台，上面的那本黑色的人造革制的文件夹，里面夹着的介绍宾馆和各个部门的电话手册，印制有宾馆名称的几只空白信封，信纸，还有一枝笔杆既扁又长的圆珠笔，窗下的一个小茶几，两只白色的陶瓷茶杯和放在干净的烟灰缸里的两袋袋泡茶，床头的可以拉动的台灯，和床头柜上那只似乎从来没有挪动过位置的电话，终于彻底放松下来。她把行李甩到低柜上，从床头柜下拿出一次性的拖鞋换上，同时打开电视，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然后，她拿起话筒，向上海拨了个电话。
似乎就在眨眼间，屋内就响起了一串电话铃声，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抓起了手边的一只电话。可话筒里面却除了一声嘟嘟的长音外，什么也没有。
我立即反应过来，刚才的那番想像仅仅只是我的愿望而已。很有可能，方湄正行走在某个城市的寒冷的街道上，也可能，她此刻正坐在灯火通明的火车上疲惫地打着盹，向下一个城市奔去，或者，她正在机场上徘徊，等待着航班起飞。谁知道呢？其实，我知道，对于方湄来说，她现在究竟在哪里，是在宾馆里还是在大街上，是在火车上还是在飞机场，都不重要，用她的话来讲，只要她能在外面，在路上，就行了。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她的工作性质就是不停地到各地出差。她之所以要这样说的意思很简单，她是想告诉我，她已经离不开这种生活。这种始终处在变动中的，也许会让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疲倦乃至厌倦的生活，对她已是不可或缺。
她对我说，每次，只有当她坐在火车上或飞机上以后，闻到火车车厢散发出的呛人的那种特别的味道，或者在飞机引擎刺耳的轰鸣声中，她的心才能安静下来。而且，不知怎么搞的，只有在宾馆的标准房里，她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一旦她回到上海，回到家，躺在自己的床上，她却总是要失眠。为此她曾非常烦恼，还让我给她搜集了很多治疗失眠的小窍门，比如从一默数到N，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左手的虎口慢慢地拼T…H…E这个单词，或者想像自己在一个空旷的大草原上行走，什么也看不到等。虽然同样的方法，我一试就灵。可换到她身上后，却怎么折腾也没用。所以当她第二天黑着眼圈来找我的时候，总要怪我推荐的方法不灵。而只要她一跨入任何一家宾馆的标准房，这个毛病就会立即消失。
“我这样是不是很怪？”一次，我们在一个宾馆的房间里做完爱后，她光着身子从床上跳了下来，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一边喝一边对着低柜后的镜子理了理自己蓬松的长发。“你别误会，我是说，我的这个毛病。”
“不，我喜欢这里。”我看了看布置得整整齐齐，千篇一律的标准房，恨不得把另一张床上的席梦斯床垫捣烂，从床架上拖下来，扔到地板上，或者把电视机弄到屋角，对了，还有低柜后的那面镜子，也得打碎，我好像在很多宾馆的标准房里都看到了这面镜子。我希望房间里乱一点，脏一点。因为，它实在是太整齐了，太干净了。以至于每次方湄拉我到宾馆里去，我都会像她在家里一样失眠。所以，如果有可能，我真想把所有设计宾馆标准房的家伙都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天天睡在自己设计的房间里，我相信，要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做噩梦。有几次，实在是无法入睡，在我把那些治疗失眠的小窍门一一试过也没用后，我甚至想，也许，地狱的样子就是按照宾馆标准房的模式设计的。
“也许是吧。”方湄在镜子前转动了一下身子。显然，她对现在的这个自己相当满意。尽管她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
不过，她确实有理由对自己满意，她的工作得到的远不是公司的认可这么简单，而是受到了激赏。这不仅从她的收入和丰厚的奖金上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她的职位上得到了验证，短短的几个月，她已经从普通的一名推销员成为公司的销售主管。无疑，和我相比，她的收入已经是天文数字。这也是我们能在宾馆里做爱的原因。但我知道，她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钱。
“你不知道，我在图书馆做得也很好。”方湄放下茶杯说。
这我倒真不清楚，不过，我理解，她这么说，是想申明一点，她离开图书馆，与其说是适不适合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她自觉这种生活对她来说，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也就是说，没什么意义了。
窗外的马路上的汽车少了很多，声音也小了很多。一辆出租车停在对面的小卖铺，从车里钻出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深色风衣和西服短裙的女孩，一看就知道，这个女孩和方湄一样，都是在那种大公司里工作的人。她们勤奋，干练，努力做好属于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也努力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钟的快乐。她们既不留恋过去，也不担心将来，因为她们属于将来。她们不仅拥有光洁的身体，还拥有没有皱纹的灵魂，她们年轻，而且会永远年轻。不像我们，虽然身体还很年轻，但心灵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衰老了。尽管未来还未到来，可似乎我们已经在未来的某一天倒了下来。甚至，我隐隐地觉得，我们将倒在未来的门槛上，永远也无法进入未来。也许，将来的人会因此把我们当成是没长大的孩子，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过早失去青春的老人。
或许，这就是我喜欢方湄的原因？
可能是我在这里站的时间有些长，我面前的一块玻璃也重新模糊了起来，而那个女孩也早已不知去向。我伸手想再去擦一擦玻璃上白色的雾气。身后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是真响。
我绕过几把椅子和几只堆满书稿和杂志的办公桌，从另一张桌子上拿起了话筒。电话里马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大胡子。我不禁又惊又喜。
“怎么是你？你从哪里搞到这个电话的？”
自从7月份离开南京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还能有谁？今天上午，我在无锡碰到方湄了。听说你春节要回家？”
“是。有这个打算。”
“怎么样，先到南京停一下，和朋友们碰个头再走，毕业的时候，你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偷偷摸摸地走了，当时大家都很生气，说你这家伙，还没到上海就变成上海人了，太过分。”
“也不是，当时就是害怕麻烦你们，”听到大胡子在电话里骂我，我也笑了，“高前怎么样？”
“高前？”听到我问到高前，大胡子在电话那头好像遇到了难题的小学生一样，突然沉默了下来。
“怎么，高前出事了吗？”我不明就里，有些着急，赶紧问。
“没有，我们很长时间没联系了。”大胡子犹豫了一下，“你知道，他不想见我们。”
电话里发出了啦啦的嗓声，大胡子的声音也突然变小了，我似乎听见他咳嗽了几声，然后是咔嚓咔嚓揿动打火机的声音。
“你走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他抽了一口烟，又咳嗽了几声后，有些不自然地说。
我没有再说话。我知道他的声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尽管他很想把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但我仍能感到，他的声音里所含有的一丝内疚。
事后我想，我之所以能体会到大胡子的这种情感，并不是因为我有特异功能，能通过电话线了解他的情绪，而是因为我自己对高前也一直怀有这种内疚。不知道为什么，自从高前从看守所出来，重新回到校园后，我对他就隐隐地产生这种歉疚感，有时，我还会模糊地为自己感到羞愧，为自己当初没有和高前一起待在校园里度过那段时间感到后悔，也为自己如今可以无所事事地安享眼前的一切而感到不安。我觉得，高前比我更有资格享受这一切。尽管，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平庸的生活罢了。而且，很有可能，是高前根本就看不上的一种生活。
但我总是为之不安，我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这一点。我知道大胡子也一样。因为，我们都明白，高前将永远不可能按照以往他所设想的轨道再走下去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无论怎么走，都将是另外一条路。不像我们，怎么走都可以，怎么走都不意外，怎么走，也都是可以成立的，从这点来说，方湄和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也正是我，还有大胡子等产生愧疚的一个原因。
也许，这只是个很自私的想法，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变化，而高前就不能变化呢？我们真的理解高前吗？他为什么要按我们的意愿去思考，去生活呢？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过别人所希望过的生活吗？
这显然是个问题。
但我们却无法解决，因为我们只有亲身经历这样的生活过后才会知道答案。所以，它现在只能以问题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答案的另一种形式存在。
火车经过南京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雪。透过车窗，可以看见在站台上的灯光的映射下，雪花像棉絮一样从空中纷纷扬扬地坠落下来，但一到地上，就融化了，只留下了一摊摊发光的水渍。
我忽然觉得，也许当初应该接受大胡子的邀请，在南京下车和朋友们见一面。我们可能并不像我们自己所想像的那样坚强，就如同这一片片雪花一样，但既然都是一样的水，又有什么不能说清楚的呢？
我感到有些对不起大胡子。
只是，一切都太晚了。站台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乘客像汹涌的潮水一样向车厢涌了过来。他们陌生的面孔和身影马上把车窗包围了起来。
为了避开陡然兴起的民工潮和返校的学生潮，春节过后，我又在家里多住了几天。好在主编老刘到底是老同志，非常善解人意，为了让我在家里待得心安理得，他还特地让我就近采访了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不过，当我回到上海后，老刘就不再这么照顾我了。我还没来得及和方湄见面，他就立即把我派到北京去出了一趟差。因为走之前，方湄不在上海，到北京以后，我就给方湄的公司里打了两个电话，可每次她都不在。所以，出差回来后，我就顺路到了她公司去了一趟，想看看能不能在公司里碰见她。可让我吃惊的是，当我在走廊里拦住一个抱着一叠文件的姑娘问她方湄在不在的时候，她马上告诉我，方湄在前几天辞职了。
“辞职？”
“是的。”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看到对方再次明确无误的表态后，我只能将信将疑地哦了一声。
“那你知道她去了哪里吗？我是她大学同学。”我尽量把自己的惊讶降到最低限度，以免这个姑娘把我当成一个不怀好意的人。
“不清楚。”对方抱歉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离开公司的时候，她只是说她想休息一段时间，没说别的。”
这正是方湄做事的风格。看来，她是真的离开这里了。尽管这让人感到很意外，有些难以置信，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从方湄的公司出来后，我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往她住的地方赶去。一路上，我不停地想，她究竟是为什么要离开现在的公司，又到哪里去了？记得春节前我们见面时，似乎她还说自己对现在的这个工作比较满意，而且，我想，以她的性格，一般是不会与别人产生矛盾和冲突的，那还有什么工作比现在的更适合她呢？难道，是她出了什么意外？
也许是为了和我的心情相映衬，我们的车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遇到一个红灯，常常是刚通过一个路口，没开多远就又得停下来，只能像蜗牛一样跟在一大堆车屁股后面慢慢往前挪动。在远远地看到前面的路口又出现了一个红灯后，穿着制服打着领带显得文质彬彬的出租车司机终于露出了本色，拍着方向盘大骂了起来，说真应该让市里的头头脑脑也来吃这么一串冰糖葫芦，这样他就不会天天忙着在电视里开会讲话了。
我当然不会这么着急，尽管出租车的计价器在不停地往上翻动，每跳一个数字都让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可能是车内的空调温度比较高，我觉得车内有点闷，就打开了车窗，呛人的油烟味，马路上的喧哗声，还有明晃晃的阳光和初春略带寒意的空气一下子涌了进来，这让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点。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陷入怪圈，因为，我很难控制住自己在这个时候不去胡思乱想，显然，方湄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那也已经是发生过的事了，既然发生过了，我也就没必要再为这件已经发生过的事着急了。我想，如果方湄真的就在这段时 间里发生了意外，那也实在太像电影了。
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还就有可能发生，那些看起来像假的事情也往往是真的，其实，真正发生的事也只会比电影里和小说里描述的更假。所以，当车子在距方湄家还有两三百米的地方又一次被堵住，开始一点点地往前爬后，我终于忍不住把早已捏在手上的钞票一把塞给了司机，拉开车门从车上跳了下来，然后提着包，像杂技演员踩高跷一样，在突然的刹车声和一些司机骂我找死的声音中，从被汽车挤得满满的街道中间一蹦一跳地冲到了路边。
说实话，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虽然我也知道方湄不会有什么事，但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为什么要控制自己呢？我一边在人行道上左冲右突一边问自己，控制自己干什么呢？既然我们高兴时从来不需要掩饰自己的笑，那又何必在痛苦和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