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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重要的是，她还对将来，对明天有信心。就像这张照片上所流露出来的表情一样。
一连好几天，我都一直在想，是不是把这个消息告诉高前。可我始终拿不定主意。因为我不清楚，周佳音的发疯对高前意味着什么。不过，也可能是我多心了。或许，周佳音的精神错乱对高前来说，并不算什么。尽管她一直爱着他。我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她的发疯不可思议，比桃叶的自杀更不可理解，我觉得她不应该有这样的结果，也不会选择这样的结果。因为，我总觉得她的性格和桃叶不一样。哪怕是现在最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依然坚持这一点。
我想起几年前她在舞台上演奏的时候，对音乐的投入和痴迷，还有我们在宾馆里的长谈。她的身体是如此柔软、纤弱，可她却又是如此的清醒。当时我以为自己也很清醒，所以当她问我不爱她却又为什么要和她上床时，我会突然停下来。
现在想想，其实，糊涂的是我，我为什么不对她说，我是爱她的呢？实际上她并未拒绝，她只是不相信而已。为什么不让她相信呢？我为什么不能爱她呢？难道是我对她真的没有爱？
也许，只有那些始终在渴望着爱的人才会这么敏感，才会感觉到别人对自己有没有爱。而爱是不能隐瞒的，同样，不爱，也是无法做假的。高前爱过周佳音吗？
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股市波动得很厉害。所以，高前似乎也一下忙了起来。他不仅每天忙着做节目，还应股民请求，不停地去做讲座。据高前说，这种讲座有如20世纪80年代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尽管收费不菲，可每次只要他出场，会场就会被众多的股民挤得水泄不通。其中有不少人都是他的忠实听众，还有从邻近的苏州、杭州等地特意赶来的股民。只要他一出场，会场上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就像一个歌星一样，拿着话筒在会场里走来走去，不时接过股民递过来的一张张纸条，随口说出自己对股民手持股票的意见，告诉这些可怜的人到底是应该割肉还是补仓，抛掉还是吃进。
“我从来不叫股民做长线，只有现在才是可以把握的。将来无法预测，就是要做短线。可能就因为这一点股民喜欢我，也愿意听我的节目。我还从来不要股民持股，因为只有现金才是真的。那些股票只是一些数字而已，没有几个人见过。你能说出一张股票的样子吗？”“不知道。”我说。说老实话，不要说见过了，我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理解高前的意思，他只不过是想说自己不相信将来罢了。但我总觉得，将来和一张股票还是有区别的。如果都把它兑换成现钞，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20世纪80年代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如今显然已成为往事，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个从北京来的气功大师在学校大礼堂做带功报告时的情景。不过，我并未见到这位大师在现场表演过什么过人的功法，如常见的躺在钉板上，在胸脯上再放一块石板，用锤子砸碎，或者用长矛的矛尖顶住喉咙，直到长矛的杆子折断什么的。他只是说希望大家跟着他放松，放松，再放松。他叫我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压抑自己，也不必压抑自己，他告诉我们，之所以产生这种念头，都是因为感受到了他所传递的功法影响的缘故。“好，放松，再放松，闭上眼睛，和我一起想，把自己想像成一条鱼，在水里游动，自由的游动，把自己想像成一根水草，随波逐流，把自己想像成一缕青烟，在空中缓缓地飘舞，自由地飘舞。”
伴随着他舒缓的声音，场内逐渐安静了下来。这种安静是如此的虔诚、温顺，让我十分惊讶。我偷偷睁开眼睛，所有的人都如同睡着了一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突然，有人低声哭泣了起来。这声哭泣随着气功大师的安慰和鼓励音量也随之放大，并变得绵长起来。接着，有更多的人跟着哭泣了起来。甚至，还有一个人在走道里打起了滚。但没有人去注意他们，大家似乎都已沉浸在自己的内心里，进入了一种忘我状态。
但一直到结束，我也没有哭泣。表面上，这可能与我没把自己想像成气功大师所说的那些东西有关，也可能与我感受力不强，接受不到气功大师发出的信息有关。但实际上，我真正的想法是这些人都是在装腔作势。
“其实，这只是一种心理暗示，有意让你放松自己，找个机会释放自己的情绪。”听完这场带功报告后，在回宿舍的路上，高前对我说了自己的看法。“在这种场合，你怎么做都不会有人觉得你不正常。”
我觉得，高前说得对。我想得太简单了。
现在事过境迁，回头再想一下这件事，我的看法依然没改变多少，只是，这种聚会，和现在股民们的聚会似乎有一点不一样。
“当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愿意花钱参加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为的是自己，关心的也还是自己。”我对高前说。“现在是为了钱。”
“精辟。”高前和我并排趴在一个酒吧的吧台上，喝了一口啤酒。“但有什么区别吗？”
夜已经很深了。酒吧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柜台靠墙的一角，放着一台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西甲的一场赛事。解说员激情四溢，在不停地赞美眼前的这场比赛之余，还不时批评几句国内的联赛，一看即知刚从大学毕业，还血气方刚。
“有道理。”酒吧老板在一旁说。他的年龄与我和高前相仿，像很多酒吧老板一样，他也留着一头披到肩头的长发。因为我常来这家酒吧，所以与他早已成为熟人。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他一有空，就用抹布擦面前的吧台。“高前说得对，是没什么区别。”
“那时候的人是想寻找自己，现在的人寻找的其实都是自己不想要的，也是不需要的。”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好像喝多了，所以说起话来都是复句，似乎逻辑关系很强，其实，这是我矫枉过正的结果。“而且，他们所寻找的东西，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别人和社会强加的，而且，这些东西和目标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
“是吗？”高前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那又怎样呢？是不是像过去那样就好？而现在这样就不好呢？”
我忽然有种感觉，我觉得高前并不是不想认同我的看法，他只是希望我来说服他而已。
但一个人怎么可能被别人完全说服呢？何况，我也并不是有资格有能力去说服别人的人。而且，他问得也对，是不是像过去那样就好，现在这样就不好？
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我决定，不告诉高前周佳音发疯的事，我希望他还是自己让自己知道。也许，这样对他来说比较好，也更符合他的性格。
“今晚有没有空，出来放松一下如何？”
每次，高前都是这样彬彬有礼地在电话里问我。如果让外人听到，肯定以为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出于客气在工作之余相互邀请敷衍一下而已。
“你不忙了？”
“不忙了。这一阵子股市已经恢复了正常，我也不用那么操心了。”他笑着说。“怎么样？过会儿我去接你。”
过去，我以为他所说的正常是股市有涨有跌的，而他指的是股市一路下挫，始终在底部徘徊的情况。
“可以。”我看了看时间，其实我早就可以离开了。因为刚才在网上寻找江浙一带风景点的资料，为下一期杂志做准备，没有注意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办公室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自从夏天跟着高前去北京做了次股市咨询后，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高前了。
刚好，下班后我要去参加一个外地的旅游公司的新闻发布会。我就拉上高前一起到发布会上去了一趟。会后，旅游公司特地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和高前就和一大堆媒体的记者编辑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像现在这么搞下去，要不了多久，不管多偏僻的地方都会变成旅游景点。”高前把车开上了一条通往郊区的主干道。“没有一个地方能硕果仅存。”
“是。”我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没什么地方好去的。”
这家外地的旅游公司推介的是贵州的一个很偏僻的小寨子，据说，那里的人是明朝从中原迁去戍边的军人的后代。长期以来，因为交通不便，与世隔绝，始终保持着明朝的服饰和生活习惯，也因此一直不为人知。现在突然被旅游公司发掘出来，后果可想而知。用不了多久，在旅游公司的安排下，全国各地的游客就会像蚂蚁一样蜂拥而至，在那里吃喝拉撒，在那里拍照。于是，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要，专门出售所谓的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建立起来了。他们从外面买来制作粗糙的小玩意儿，钥匙扣，做成财神爷的塑料挂坠，甚至还有一把生锈的日本军刀，尽管二战时日本鬼子连做梦都没有来过这个小寨子，但这并不妨碍这把军刀以文物的身份出现在这里。
其实，这些东西千篇一律，在全国任何一个风景点都能买到。然后他们还会应游客的要求，把以前的茶馆改成酒吧，里面放上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还有各种各样的洋酒和啤酒。这样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直到有一天打开电视机，你能看见意甲和英超联赛为止，变化方告一段落。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彻底完蛋了。它终于和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了。
“那是将来的事，今天我就带你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在一个三岔路口，高前把车停了下来，探头看了一下前方高悬的一块道路指示牌。“不过，那地方我虽然去过很多次，可不知怎么搞的，每次我都记不住路。”
“哦。”我有些忍俊不禁地笑了。其实，高前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想把我拉到什么地方去，我只是没想到高前也会去。
“我记得好像是到这里大转。”他自言自语地说。拐上左边的公路后，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又向一个朋友核实了一下。“好了，没走错。”
“走错了也没关系。”我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高前也笑了。“还有点路，怎么样，老习惯，喝点啤酒？”
“当然可以。”我回头从后座上拿了两听啤酒，啪啪地拉开了拉环，递给了高前一罐，自己留了一罐。
在一个小镇的一条街道上，高前慢慢把车停了下来。街道两侧一家一家全是发廊，每家门外都有一只彩色的螺旋灯在不停地旋转。我们推开车门下了车。高前回身锁上了车门。
“这种地方习不习惯？”
“不知道，这种事完了才知道。”我看了一下路边的发廊里坐着的一排浓妆艳抹的姑娘。她们虽然胖瘦不同，但穿得都像夏天一样清凉，而且发型也一样，都染成了现在流行的黄色，在灯光下，她们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烂在地里的稻草一样没有光泽。
“这么快？”
当我按照自己的程序完成规定动作后，躺在我身下的7号小姐又一次惊讶地问我。7是我的幸运数字。所以，尽管她不是很漂亮，我还是在一大堆小姐中叫了她。
“我喜欢顺其自然。能快就快，能慢就慢，不行就不行。”我从她身上起来。“抽烟吗？”
“谢谢。来一支也行。”她依然像只被翻过来的螃蟹一样仰面躺在床上。“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干吗要勉强自己呢？”我找到打火机，先给她点上，然后再给自己点上。我想我一定让她觉得很怪。因为一开始，当她准备按照时下流行的程序先和我口交时就被我谢绝了，而且，我还从她手中拿过安全套，自己戴了上去。如果不是最后插入了她的身体，我几乎就像是吃了一顿自助餐。
“要不要灯亮点？”她问。
“这样就行。” 我抽了一口烟说。床头是一盏可调节亮度的台灯，光线还可以。
在黑暗中，我看了一下这间用三合板隔开的比火车的卧铺车厢大不了多少的屋子，除了我们的这张单人床外，和我们手上红红的烟头外，别无他物。这时，从隔壁传来了一个小姐虚假的叫声，估计是高前正在忙碌。我敲了敲墙板，里面马上安静了下来。
“你是四川人？”我回头问正躺在床上抽烟的她。
“对，怎么了？”
“我也是。”我用四川话说了一句。
“真的，那是老乡了？”她马上用四川话和我说了起来。“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爽快。你不知道，有些男人很滑稽的，越是不行越是要瞎折腾，把人累死了。本来我还想下辈子做男人，看到这些家伙，我觉得真可怜，还不如做女人了。你说是不是？”
我笑了笑。离开了四川这么多年，尽管我还能听懂四川话，可我的四川话却早就说不了几句了。但她并不介意，依然坚持说四川话。“那现在呢？”
“当然还是做女人了。下辈子在哪里我还不晓得呢。”
“也是。”我想了想。“当男人也很不容易。”
“这倒也是真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