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威胁性人情”。譬如，顶头上司打来电话、写来字条，说是你看着办吧，然而自己的升迁、发展全都掌握在他手中，不照做的话，说不定到了某个“关键环节”就卡你一下；再如，自己的“秘密”被他人掌握，如今传来口信，要你利用手中之权“方便”一下，你怎么办，估计到最后只能“狠狠心、咬咬牙”，帮他“办”了。
我认为，以上三种“人情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案”，除此之外的所谓“人情案”都只是一个幌子，其电话、条子、口信之类的“人情”都是以某种“承诺”为“背景”的，而且，只有当“当事人”权衡到自己的“获利”要大大高于自己可能存在的“风险”时，才敢于去办。这是当今所谓“人情案”的主要特征，它是为个人的“功利性”决定的。
那么，为什么“人情案”大多发生在老同事、老同学、老战友这样的人身上呢？说穿了，就是因为彼此“了解”，“可信度”大，“保密性”强，“安全系数”高……一个商人若与贪婪的领导之间一点“情”都没有，就去送钱送东西，那么再贪婪的领导也会将他打回来，或者将礼品交公以示廉洁。所谓“拉关系”、“找关系”，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找到与当权者有“人情”的人。因此，“人情案”并不复杂，其实许多此类事件的背后就隐藏着“行贿受贿案”。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想办法突破人情关的围攻，不然肯定会出问题。”这是陕西省财政厅原副厅长郑卫民被依法逮捕后，在看守所内说的一番痛悔之言。而他的这番话，仿佛是对所有在职领导的一种警示。
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例告诉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尤其是一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干部党员，由于受党教育多年，他们往往能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但却总是经不起“人情关”的考验，有的领导为此还身陷囹圄。
或是因长辈、师长，而碍于培育之情；或是因同乡、同事、战友和部属，而碍于亲近之情；或是因父母、兄弟、子女，而碍于血缘之情，于是人情代替了党性原则，人情代替了规定、纪律和法律，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写的条子写了，不该办的事办了，在亲情友爱中，不知不觉充当了不正之风，甚至是损害党和人民利益之徒的“保护伞”。这样的教训屡见不鲜。
作为一种特殊的形态，人情考验不像金钱那样直露，也不像“糖弹”那样明显，它往往能利用某些领导者易被感情所惑的弱点而出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要经得起人情关的考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人情关难过、关系网难破”，当今，很多人在追悔堕落原因时，往往主动选择“人情”这一条，有的干脆就说“都是人情惹的祸”。
现年56岁的谢益兴万万没想到，因将单位的公款借给朋友使用，虽然款子最后都已“完璧归赵”，但就在他临近退休时，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南京下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对谢益兴提起公诉。
1995年5月间，谢益兴一好友找上门来，说他的一个朋友创办了一个公司，手上缺乏资金，能否借点钱给他，很快就会还回来。面对好友的请求，身为劳务公司总经理的谢益兴很爽快地就通知公司财务会计从账上划出10万元。令谢益兴欣慰的是，对方很讲信用，不到3个月，10万元安全回到了账上。有了第一次，他便刹不住车了，从1995年至1998年，谢益兴先后汇出7笔共51万元给海志公司使用。1996年，劳务公司一退休人员找到谢益兴，说他儿子帮台湾老板销售服装，最近要去厦门进一批货，家中资金还缺一点，谢益兴念其是老同事，二话没说便吩咐会计从账上提出5万元。
一封举报谢益兴涉嫌挪用公款的信寄到了下关区检察院反贪局，很快谢益兴从劳务公司经理的交椅上挪到检察机关审讯室的椅子上。
反贪局通过侦查查明：谢益兴不是那种为了换取某种好处而不顾一切将公款借出去的贪婪的领导，但他的行为却恰恰证明他是个糊涂领导。经他手借出的60余万元公款给个人使用，他没有从中索取对方一分钱好处，也没拿过人家一样东西，但他的行为，是以非法暂时取得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而使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到侵犯。看守所里，谢益兴的后悔已无法改变现实，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人情，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关系。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人际交往中，向来是很讲人情礼节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过不好人情关的，并不只是少数人，据《半月谈》报道，某某县委、县政府，从1987年以来就执行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人情”规定：大凡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调出本县，都要赠送一套大理石云木雕花家具。其目的有二：一是代表全县干部群众向该领导表示心意；二是让该领导不要忘记这个县，今后有事好联系、多关照。听起来这个县的做法确实很富有人情味，也很感人。但这是公然用公款打点人情，这种”人情“要不得！
不少干部在“情关”上跌了跟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忘了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应当为谁服务？时下不少领导干部把为老乡、老同事、老部下办事看做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他们都办不成，只有我能办成”，于是就有一种权力地位带来的成就感。
二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潜规则在起作用。某某工程我给你敲定了，某某人我给你提拔了，你送的钱财我收了，你的事我办了，咱们两清啦。
三是攀比心理。别人地位和我相当，甚至比我还低，他们能办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做？你们能做人情，我为什么不能做？于是人情圈子越做越大，甚至突破了党纪国法的底线，跌入犯罪的深渊。
中国人好讲人情，领导也不应例外。问题是，领导的人情观与普通百姓要有区别。因为，各级领导手中都或多或少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各种权力和资源，所以党和国家不断制订和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教育和帮助各级领导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防止滥用、私用、乱用公权，做到廉洁自律，勤政为民，包括要在组织的监督下拥有健康纯洁的人情关系。
我以为，各级领导要过“人情关”，关键是要正确区别什么是“真人情”，什么是“假人情”。不讲原则的有所求有所图的人情，是变味了的人情，与假人情没有两样；找上门的“人情”，肯定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
廉洁自律的领导，对待真人情，也不会抛弃原则且做到自有分寸，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让人情变味；连“真人情”都走不通，“假人情”在这样的领导面前就更没有歪门邪道可走了！
但是，总有一些本身素质差或者立场不坚定的领导，喜欢给自己找借口，大肆收受“亲戚”、“朋友”、“下属”的钱物，并美其名曰“礼尚往来”。据报道，某已被查处的腐败领导仅年关礼金就达两百多万元。在这些腐败的领导眼里，只要送钱送物了，就是“亲戚”、“朋友”、“哥们儿”。没有人情认人情，认了人情加深人情，只不过他们的人情深浅是以送钱物的多少来衡量的，钱物越多，感情越深；钱物越少，感情越浅。
其实，区别真人情与假人情并不难，关键还是看领导自己是否在装糊涂。假如是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拿，就什么人情都认的领导，人情只是他们贪、腐的一个借口和幌子罢了。
慕绥新在其“忏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类干部，逢年过节，大事小事，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所以，人情离开了金钱的垫底是起不了作用的，绝大多数的“人情”都是以行贿受贿之类的腐败行为为背景的。
还看过一篇文章：《女贪官尚军剖析堕落：人情关系迷住了我的眼睛》。尚军是安徽省卫生厅原副厅长，曾先后任原阜阳地区（后改为阜阳市）中级法院院长、阜阳市副市长、阜阳市委副书记等职。在检察机关侦查期间，尚军亲笔写下了“悔过书”。——除了放松了政治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等原因外，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过好人情关。由于自己是本地干部，老乡、老同事、老部下比较多，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没有把握好度，抹不开情面，对于他们的盛情看望不好意思推辞，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难以回绝，看不清这些人情往来的实质，因而放松了防线，放弃了原则，结果被“人情关”一步步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这段话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警钟。
现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社会上各种夹带着情的腐败已司空见惯，正被人们接受并且适应，在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中，人们习惯性地把腐败计入行为成本，比如：教育、看病送红包；办案、就业找关系；行贿经商，甚至参军还要送钱，这种现象严重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给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严重的误导作用，在人们习惯腐败的同时，国家将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常言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此言不差，值得当领导的人谨记。
清醒一：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6。第六道关卡一渎关
我是对得起我的职位的，回地方履职近二十年来，我没有办错过一个案子，没有怠慢过一件事，没有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失职之事。在我几十年当领导生涯中不渎职，我自以为是难得的。
记得我在检察院第一次当领导，就批评了领导们。记得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第一次召开党员大会传达文件，我就显示了庐山真面目。那天，我通知八点半开会，结果九点多才来齐。因此，我讲了几句开场白。
我说：同志们，今天是我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第一次召开党员大会，在我的想象当中，检察院这支干部队伍应该是非常不错的，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相当一部分是在部队受过专门训练的转业军人，但是，从今天开会的情况看，我认为你们不如农村的社员们，农村的社员怕扣工分还要积极参加社员大会，你们因为不扣工资，所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早就早想晚就晚，太不像话。最不像话的是没有一位检察长按时到会，无论你们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年龄多大、阅历多深，在党内都是普通的一员。大家既然选我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那么，我根据党章的规定，跟你们提出要求，必须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包括会议。今天因为是第一次，我就不点名批评了。下次出现了类似情况，我将一一点名批评，还要张榜公布。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个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当得不合适，你们可以把我轰下台，我回科室办案去。
散了会，有几个老同志就跑到我办公室来，说：老黄，今天我们几个老同志准备合计要起哄呢？我们干了大半辈子革命，还从没有人说过我们不如社员呢，还想把你轰下去呢！但你能将检察长作为最不像话的对象批评，我们佩服你的公正，所以没有起哄。我说，你们理解我就好呀！轰下去好，我已说过了，我搞不了我就下去办案子去啦。
我还说，当纪检组长或主管纪检工作，就是干维护检察机关健康肌体的啄木鸟的活儿。但你真要将虫子啄出来，被捉的虫可能无力反抗，但是如果这条虫子是护林者喜欢的那种，轻则护林人可能会因为一棵树被啄了一个洞而对你进行指责，重则，你还可能遇到不测。
人，为什么有时只能在嘴巴上履职，而不付诸行动，甚至不敢跟领导提建议？因为你太认真地履行职责或老跟领导提建议，就会给自己设置障碍。人都会趋利避害。有包容心的领导不会计较。若遇上一个小人，你的麻烦就大了。但是，当领导者，该做的事不做是渎职，该说的话不说也是渎职。
一个领导若失去良知，就必然会失职、渎职。失职、渎职，危害的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一系列重大的矿山、食品、医疗卫生等等事故发生了之后，数十条、数百条珍贵的生命化为永远的冤魂，他们的家庭成为悲惨的世界；一个个上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的天字号损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力受伤了，我们的民族利益受伤了……
面对这些，有的人归咎于国民素质不高而叹息不已，别有用心的一些势力对我们的执政能力发出质问，我们也就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是怎么了？”这就是我要思考的当领导的第六道关卡——渎关。
如今，渎职犯罪造成的损失正在不断创出新高，且越来越大。
原浙江金华县长王新根玩忽职守，放纵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40多亿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亿多元；广西南丹“7·17”特大矿难令人震惊，由于当地政府领导的严重渎职，助纣为虐，致使南丹当地的非法采矿非常猖獗，矿产资源管理秩序非常混乱，给国家、给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失。南丹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副局长等15名领导因滥用职权罪被查处；南丹矿难就是典型的政府领导渎职犯罪带来的灾难；1999年1月4日綦江虹桥垮塌，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621万元，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遭受巨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经查明，虹桥垮塌是一起有关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严重失职、渎职，少数腐败分子搞权钱交易，严重违反基本建设程序，建设管理混乱，设计、施工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而导致的特大责任事故。
这些损失和伤亡后果令人痛惜，但背后的渎职犯罪才是罪魁祸首！这是一些见之于各种媒体为公众详知的大案，而发生在基层的渎职案件更是举不胜举，时有发生。
为什么这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