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我，当有声电影刚刚发明之时，对话多，而动作少，非精通英语者不容易听懂，但国人为了时髦，纵是老太婆，连中国字也看不懂，亦赴大光明电影院，去看有声电影。电影中两人对话，常有滑稽之言，外国水兵听了，无不哈哈大笑，这个笑声影响到坐在水兵附近的华人，也跟着大笑，最后全场也随着哈哈起来。不笑，就是听不懂洋话，听不懂洋话，就不配做高等华人。
我很佩服印度的甘地，不是佩服他“不合作主义”，而是佩服他不丧失印度人的精神。他是英国留学生，英语说得极好，但他赴伦敦与英国第一流政治家谈判之时，竟然穿了印度的衣裳，跣其双足，自己说印度话，由别人译为英语，这种气魄是可钦佩的，那会同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开会之时，不说中国话，而说英语。南北朝时，北朝士大夫多教子弟，学鲜卑语，以服事公乡，此盖经过一百余年的内乱，漠北民族渐渐移住中原，终而鲜卑种族的拓拔魏竟能统一北方，而与南朝对立，中原遗黎已经失掉民族意识之故。然其失掉程度似还不及今日之甚，原因何在，明眼人当能知道。
少时，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总觉得奇怪。南方既然没有（南无）观世音菩萨，何以家家又供奉观世音菩萨呢？案吾乡对于“无”字，不念为wu；而念为mo，“南无”二字应念为nanmo，这不但吾乡如此，就是别个地方，甚至日本，其发音亦为nanmo， nanmo大率是梵语，唐代的人只译其意，而作nanmo；至于nanmo何意，我不知道梵语，亦未研究佛经，不敢擅自解释，贻笑大方。
同样，在民国十三四年之间，马克思主义大见流行，海派学者常由日文将德文译为国文，他们所译之书常有“奥斯赫本”四字。人名么，而由文法看来，又是动词，盖日文对于德文之Aufheben一字，无法译出真确的意义，只有照其发音，译为“カウスヘベン”，下加“スル”二字，作为动词。海派学者不识德文，只有依日语之发音，改为“奥斯赫本”，这真是千古奇观的翻译。
一切新名词多由日本输入中国，例如主权、统治权等是。但是同时日本民间所用之俗语，例如“场合”二字也输入中国。“场合”二字俗而不雅，输入中国之后，竟成为中国的语言。其他优雅的新名词由严复所创者不少。严复主张译书须信达雅三者俱备。但吾人读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将原文对照一下，达是达了，雅也雅了，而信却未必。西洋哲学思想由严复输入，西洋文学作品由林纾输入，两人都是开路先锋，其功固不可抹杀。严复所译之书是有一套的，由功利主义而自由放任，而民主政治，绝非东译一种，西译一种，南辕北辙，互不相关者可比。林纾本来不懂得洋文，叫人讲一句，他翻一句，有些译文还比原文为佳，当然有些译文比不过原文，但绝没有佶屈聱牙，读不下去之病。前人译书先求国文之通，将一句长拖拖的洋文打散，依着中国的语法，译为国文，那里会有今人那样直译，译得莫明其妙。
第一部分 上海第4节 旗袍是由上海妓女穿起
中国人主张全盘西化，其实，他们所谓西化不过皮毛而已，口说英语，身穿西装，圣诞节彻夜狂欢，宴会后男女拥抱跳舞，至于学术尤其自然科学方面，一点也不西化，纵令西化，也不过狂吞，未曾加以龃嚼，所以经过半个世纪，中国学术还停滞于清末民初的状态之中。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也逐渐欲归西化，然其西化的形相绝不是皮毛。当我留学日本之时，西装很少人穿，大臣及国会议员多穿和服，只唯银行职员才穿西装。所以人们穿了西装在街中散步，见者必误认为银行职员，但其研究西洋学说，似比中国高明。
住在上海的人，洋化更甚，最初非穿西装，不能坐一等电车，其后这种限制虽已取消，而高等华人还是以穿西装为多。说到服装，不能不回忆过去妇女所穿的衣裳。
在民国初年以前，妇女服装完全与今日不同，裤子甚长，衣裳垂膝，出门或家里有喜事，寡妇穿黑色的裙，其余穿绣花的红裙，裙子甚长，穿后不见裤子，若见裤子，就难看了。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即其形状。今日妇女所穿之衣裳叫做旗袍，本来是八旗妇女所穿。据我记忆，大约是民国初年，先由上海长三（妓女）穿起，而后普及于一般妇女。不过当时旗袍又与今日不同，袖长，袖口亦大，衣身长及脚跟。
前清时代，男人剃头，打辫子，即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留发不是剃光，同和尚一样，而是发之外围，剃去六七分，留下来的则打辫子，垂在脑后，故有“猪尾”之称。服装呢？男人穿满洲衣裳，今日之蓝袍青褂就是满洲之便衣。女人不改装，这叫做“男降女不降”，即男人投降满清，女人不投降满清，而与“生降死不降”，同为洪承畴所定的制度。何谓“生降死不降”，即男人生时穿满洲衣裳，死时穿明朝衣裳。依吾乡习惯，元旦所贴之春联，不是全部用红纸，红纸头部必留有一二寸长的白纸，这也是为明朝戴孝。我研究明代历史，政治最见腐化，何以人心还是思明呢？这一半出于民族意识，一半由于崇祯缢死煤山，其衣襟所写文句：“朕死，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深深地感动了民心。
妇女之服装固然是保守明之旧制，而在福州乡村又不同了。他们所穿的衣裳，有似城内妇女，但不穿裙，腰部必束之以带。她们都是天足，髻上插三把刀形的首饰，有钱的用金打成，普通用银，穷苦的用铜。一把插在髻之中央，两把插在左右两边。夜间独行，急时，可以拔出当刀。据说，她们本是“无诸”的人，唐末，王审知入闽，到了福州，杀尽男人，只留妇女，所以我们那里称男人为“唐暮人”，即“唐”代晚“暮”来的“人”也。称妇女为“诸娘人”，即“无诸”的娘子也。她们出嫁，内穿白衫，外披红袍，本来是为旧夫戴孝，沿而成俗，历久不变。传说如斯，有待于民族学的考证。她们住在乡村，都是天足，而与城内妇女之缠足不同。每年过了元旦之后，她们常到城里，向各家讨点年糕或包子。但她们绝不是因贫而行乞，而是由于惯例，至于惯例之来源为何，则无人能够说明。吾人观她们所穿之衣裳是绸缎，髻上之首饰是金玉，腕上带玉镯或金钏，指上又有宝石戒指，可知她们并非穷人，而为乡村之殷户。她们来讨年糕，不过要求吉利，所以人家给了，她们必定要求再添。“添”是好话，添丁、添寿、添财，所以人家亦从其言，添了少许。她们讨时，必唱歌谣，我还记得有一首，头一句为“正月石榴满眼红”，次一句为“状元榜眼做侬郎”，其后变韵，而殿以“让侬一家过一家”。北伐成功，政府下令，强迫乡村妇女改装，抗战胜利，我回福州，已经不能看到乡村妇女三把刀的装饰了。
第一部分 上海第5节 雷峰塔、岳王庙及灵隐
在直奉战争之时，也许是在直奉战争之前，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忽然倾倒了。建塔的砖，每块都有绢写的经，因为历时太久，一被风吹，就见粉碎。据传说，白蛇即关在雷峰塔之内，雷峰塔既已倾倒，白蛇要出来了。大家都恐怕发生洪水之灾，那知是年没有洪水，而发生直奉第二次战争之事。
民国十三年，我曾到过杭州，西湖的风景，我不觉得什么可观。但我很注意雷峰塔，塔不甚高，我所以对此特别感觉兴趣者，就是因为白蛇与许仙之事，白蛇与法海斗法之事，白蛇生下的儿子，后来中了状元，状元拜塔之事。任何风景区必有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可以增加风景区的神秘。夏天杭州的气候并不凉快，唯于夕阳将次下山之时，泛舟湖中，看游舫泛来泛去，比较有趣。西湖生产鱼虾，同行朋友，有的敢吃生虾，我则不敢吃，因为西湖之水未必干净之故。
杭州有岳王庙，即岳飞之庙，庙前跪有男女各一，男的是秦桧，女的是秦桧之妻。游人常将小便放在秦桧夫妻头上，奇臭无比。我们到了岳王庙，不禁也向岳王行鞠躬之礼。据说，岳王庙之树枝都是北向的，即表示至死还要北伐之意。前清本来要封岳飞为武圣，而牌板挂上三次，丢下三次，盖清乃女真之后，故岳飞不愿接受，后来清室才封关羽为武圣，而关帝庙遂遍设各省，关羽在民间的威望就比岳飞高些。关羽所注意的是“义”字，岳飞所注意的是“忠”字。这个忠字不止忠于一姓，而且忠于国家。关羽是失败的英雄，岳飞是失败的民族英雄，国人对于失败的人常给予以较大的信仰。孔子栖栖季世，卒为万世师表，若其为鲁司寇，得行其志，大不过为伊尹吕尚，小不过为管仲赵衰。唯其失败，世人遂不知其才有那样的大。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人，也是因为他六出岐山，而不成功。
杭州有许多风景区，我最爱玩的乃是灵隐，灵隐庙在深山之中，庙之后壁画有一幅观世音赤足站在鲤鱼背上之像，状至健美，竟令我百看不厌。庙内陈设一百零八位罗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荷荷而死”的梁武帝就是罗汉之一。每尊罗汉均有五六尺高，乡导告我：“你要数一百零八位罗汉是数不清的，只有拿了一百零八枝香，每数一人，即用香插在该罗汉面前的香炉。这样，你才不会重复去数。否则数了又数，一百零八位要变成二百以上了。”排置罗汉之室宇，甚见清洁，而罗汉金身亦甚崭新，可知保护很见周到。吾国名胜，多由和尚管理，和尚没有娶妻生儿，否则这一处挂了小孩的尿布，那一处又挂了太太的内衣，势必破坏名胜的风景。
第一部分 上海第6节 第一次三皮生活
十四年国父逝世于北京，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十六年攻克上海及南京，而实行清党。此时我仍住在逢源坊。炮火之声，不断地听到。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之时，满街贴有“打倒国家主义派”的标语，三民主义第一讲，明明白白地说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既然要救出中国于列强压迫之中，则“国家主义”何必排斥。当时总政治部主任为吴稚晖，副主任为陈铭枢及刘文岛。在立法院内，我常对刘文岛说，“你是我的老上司”，他连说，“不敢，不敢”，大约是他忘记了。吴稚晖不常来部，实权在于副主任陈铭枢，陈铭枢自称他的军队是钢军，以与张发奎的铁军相抗。是时宁汉分裂，南京总政治部成立伊始，陈铭枢知道孤军社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托人请孤军社同人整个加入国民党，负宣传工作。我们初到南京之时，尚听到隔江有炮火之声。我们到了南京之后，均改穿军装，穿皮靴，拿皮包，挂皮带，这叫做三皮主义。总政治部设在花牌楼一个巷内，工作人数甚多。此际我们要创办一个《革命军日报》，请陈布雷君为主编，陈君初亦答应，而来到南京之后，旋即离开。盖承蒋公之邀，赴前线去了。《革命军日报》遂至流产。
我负编纂宣传品的工作，宣传品如何写法呢？我把过去宣传品看了一下，原来有一定公式，最初是说明理由，最后必殿以许多口号，口号之上必写“我们高喊”。千篇一律，有何效果，值得研究。
我在总政治部工作，只有二个月，即辞职不干。因为三次要讨伐武汉，我三次写了讨伐武汉文檄，三次均作罢论。我是学习政治学的人，干政治的须取主动。三次写，三次不讨伐，我就于某夜将行李送至火车站，并写信给陈铭枢，谓我不干。约略二星期后，蒋公引退，南京秩序大乱，许多友人坐火车回沪，状极狼狈，他们都说我有先见之明。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当中国组织共产党之时，佛海确是发起人七人中一人，后来因听河上肇经济学，即离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据他说，七人开会是在上海一个小旅馆内，鲍罗廷曾来参加。鲍谓目前中国共产党尚非行动时代，只有宣传与组织，这种策略，我知道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之中明文定下的。
当民国十九年，我到政校教书之时，翌年招考新生，竟然遇到左舜生、陈启天两君。原来他们两人是蒋公聘请来校执教的。当时国民党气焰甚高，青年党似难存在，此际蒋公聘请他们两人到党办学校教书，蒋公见解之高超毕竟与凡人不同。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小温泉，左君尚在政校讲授中国近代史一课。当时训导处训导，尤其王慕尊，党意甚见强烈，极力排挤，翌年左君便不续聘了。此位王慕尊与政校出身的王慕曾是两个不同的人。后者在政校办理毕业生事务。在台湾时，我曾见过数次。抗战末期，前者（王慕尊）曾做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是研究哲学的，何以能做法学院院长，我实在不能了解。抗战胜利，王星拱先生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我则由朱家骅先生之推荐，由王校长聘任为法学院院长。我与朱先生很少来往，何以他希望我到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我亦不甚了解。学校讲堂都有两扇门，一扇门开在接近讲台之处，一扇门开在接近后排学生座位之处。我到中山大学之时，许多教员告我：“当王慕尊上课之时，必把后一扇门锁住。”我问何故，他们说：“王君讲书，学生不甚欢迎，往往他在黑板写字之时，回头一看，学生已溜走了一半，所以必须锁闭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