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还以为他是逃犯，既而发现他的脸孔非常的熟，似在报纸上已经看过。熟视良久，知道他的相貌与日本领事相同，即劝他走出森林，同到卫戍司令部。此人不会说中国话，只能笔谈。他说他对不起中华民国，他就是日本失踪的领事。一切困难忽然解决，后来日本公使谓其有神经病，引渡回国。大约回国之后，必处死刑。大率日本军阀命令该领事自杀，再假他杀之名，造成纠纷，以便进兵南京。日本领事失踪之事，想今日在台之人当能记得，而谷正伦先生祷告国父之事，知者未必甚多。当时我在警官学校兼课，故知之甚详。
第二部分 南京第11节 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五年，考试院举行第二次（？）高考，我受任为典试委员，我即请襄试委员开一次会，讨论命题，我以为第一次高考，题目太过偏僻。考试题目是叫考生答的，不是出题的人表示自己的学问，我希望偏僻的题目不要再出，考生答案须从普通学说，不能以考官自己特殊的见解，决定分数高低，与会的人都认为很对。
典试及襄试委员均须入闱，禁止出去，我们住在考试院内，晚间九时以后，常常集合闲谈，或在叶溯中住的房间，比赛将棋。我下得最坏，因为我不能长考虑，只能依直观的方法，随便移动棋子，而性又急，对方严守，我又冒险进攻，固然有时亦可以得到胜利，但十盘之中，必败九盘。下得最好的是李宣果先生（现在国防医学院），那个时候我尚不知道李君是我的亲戚。此时有一襄试委员（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与李君对下，我们均在傍边观战，李君常胜，该委员不服气，要求再下。如此，连续下去，下到午夜，我们在傍边作无声的拉拉队。大家都希望李君获胜，因为李君获胜，我们可以再看一盘，李君不负众望，累战累胜，那位襄试委员则累北累战，有不胜不休之心，下到夜里十二时以后，才行罢战。明晚再下，情形还是一样。
一天，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陈大齐先生于午饭时，忽然宣布西安事变。我们听了之后，心情都觉沉重，是晚谁都没有闲情下棋，大家聚合，无非讨论西安事变。此时日本军阀因知中国将统一起来，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使中国无法统一，“一·二八上海事变”呢，“中日塘沽协定”呢，“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制造呢，层出不穷。
我记得抗战时期，梅仲协先生曾在政校纪念周，作了一次演讲，说明抗战以前，全国人民如何信任委员长。他说：“一天，邮差送信来了，我问他，中日战云日紧，你们的看法如何。该邮差说：‘老蒋自有办法，我们何必忧愁。’”
那知这个时期，竟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高考完毕，我们出闱之日，委员长尚在西安，一切游艺场均自动停止游乐。一夜我听见鞭炮之声，自远而近，连续不断，有二三小时之久，委员长由张学良护送返都。
然而因此，日本军阀怕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即以大陆政策为目标，其方法为： 先取韩国，次进满洲，以高屋建瓴之势，南压区夏。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他们看到委员长返都，他们怕了，遂于翌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急急发动“七七事变”，于是全面抗战开始，前此西南与西北尚不是完全服从中央，抗战开始，全国于委员长领导之下，一致抗日了。这是日本军阀意料不到的事，结果，日军陷入泥滓之中，不能自拔。此际人民生活是极穷苦的，但是大家有信心，深信必能战胜日本。果然，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忽然胜利，我们老百姓一方欢愉，同时不免惊心。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2节 三上庐山
抗战开始之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我曾三次上了庐山。第一次是在暑假期间，接到通知，去参加庐山训练，与我同行的有刘振东、吴铸人两位先生。我们乘船，先到九江，次至庐山海会寺报到。我们是去工作么，是去受训么，完全不知道。住在海会寺一个宿舍之内，等了三天，没有消息。吴铸人君不知何往，我同刘君都觉得无聊之至。海会寺是在山脚，天气热极，而宿舍臭虫又多。我最怕臭虫，床上有一匹臭虫，就睡不着。第一夜过去了，第二夜刘君夜半醒来，看见我受了臭虫的扰，即对我说：“我这个床没有臭虫，我们交换一下。”交换之后，刘君又呼呼大睡，我仍觉得臭虫不少，快要睡了，这里痒，那里痒，还是睡不着。我很佩服刘君不怕臭虫，当时没有DDT，不怕臭虫，就是有福气。第三天，我们仍无工作，即通知有关机关，我们回到南京。
第二次上庐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要全面抗战了。委员长蒋公召集全国大学教授，在庐山开会。此会本来是由委员长亲自主持，因为军事吃紧，就派汪兆铭为代表。此际，政校教授应聘上山者，除我外，尚有数人，我们均住在旅馆之内，山上风景甚佳，路旁植有许多花草，至为美丽。会议是讨论对日政策，此非熟悉日本军备、列强态度、中国地理等各种情形，不能发表高明的意见。各教授对这问题大约是门外汉，他们讲演无非是慷慨悲歌之辞，虽然博得全场鼓掌，事实上没有内容。中国各种会议属于此种形式者甚多。会议预定三天（？），而时局紧张，北平各教授均欲回平，所以两天就见结束，我又同政校教授回到南京。
第三次是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庐山传习学舍上课之时，我也同薛伯康先生，由常德，渡洞庭湖，到汉口，至九江，而上庐山，我的家眷则留在常德胡善恒先生家里。在庐山时，我们仍坚守自己岗位，上课、下课，似忘记了战争之事。此时我与教育系主任汪典存君同住一室，他是苏州人，他说的国语最初我只听得三成，渐渐进步到五六成，五六成之后，就不进步，半懂半不懂。我的国语，想汪君也是半懂半不懂。时同事家眷搬到庐山者甚多，他们均劝我将家眷接来。我定下房子之后，打长途电话给我内子，叫她带两儿一女及厨子老嬷同来。他们到了九江之时，我同薛伯康君下山往接。此时庐山天气已经冷了。下午，我常同妻子游览风景，黄龙潭及乌龙潭是我们常到之处。我们有时登到高峰，看见山下日本飞机顺长江而飞。我们在上，敌机在下，小儿常拾起石头，向敌机扔去，那里扔得着呢。不久，庐山下雪了，早晨起来，看树叶都变成银花，别有一番风景，不是抗战，谁会在冬天上庐山赏雪。
我家眷上山之后，不及一月，敌军已沿京沪铁路，向南京进攻。我记得政府任命唐生智坚守南京，唐生智最初是宣布以死报国，那知不及数天，唐生智并不死守，敌军似不甚费力地攻下南京。南京失守，政校又决定再迁。迁到那里？教员意见与总务主任吴挹峰之意见完全相反。吴先生要迁往昆明，教员只肯先迁湖南。一夜，教育长陈立夫先生上山来了，他与诸教员交换意见。在未交换以前，王凤喈、寿勉成两君与我商量，谓讨论时我们应极力反对迁往昆明。那知开会之时，寿勉成默不作声，只唯我与凤喈兄与吴挹峰君辩论。最后立夫先生说：“中国人做事都采取中庸之道，现在我们先至长沙，到长沙后，看情况如何，再决定迁到那里。”经此次会议，我看破了寿勉成之为人。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3节 由南京到常德
话要倒回来一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回到南京，战事急转直下，变成全面抗战。老实说，这是我预料不到的。大约是八月吧，日机来炸南京，我家玻璃窗均贴以棉纸，盖恐玻璃粉碎，伤及人身。吴挹峰君告我，战事必定扩大，你的家眷须离开南京。搬到那里呢？上海战事甚见激烈，我们不能乘船回闽。我虽然摒挡行李，解散本地工人，即拉车的小周及收拾楼上房间的王嬷，每人多发三个月薪水，令他们赶快回乡，只留住福州带来的林厨子及看顾小孩的陈老嬷，因为他们也无法回闽之故。逃避战祸已经决定了，而目的地尚不知何处。此时胡善恒君来访了，他也是政大教授，与我感情甚好，他劝我避到常德，住在他的家里。决定之后，即托人买了船票，先赴汉口。上船之时，码头上人山人海，幸有堂弟师炯及车夫小周等共同保护小孩，才得挤上轮船。师炯自己愿意暂留南京看家，车夫小周亦愿意代他煮饭。那天晚上听到船中广播，谓敌机在南京投下毒弹，我同内子极不安心，不知炯弟如何，拉车的小周如何，王嬷是六合的人，想已回去。此时船上忽然来了薛伯康先生，他带一位年轻的男用人，薛君人极好，胆极小，他对我说：“本拟赴九江，但今日九江被炸了，不知要到那里。”我即劝他同赴常德，他立即应允。在我，避难之时，多一人就是多一人看顾小孩；在薛君，前途茫茫，举地无亲，亦只有随我同行。当轮船将到汉口之时，船上发出警报，时已薄暮，我急急召集诸儿以及用人同在一舱，意谓轮船被炸，不如全部死光，不要只留小孩，而用人又是福州人，语言不通，留得他们，亦甚可怜。俄而薛君及其用人也走入吾舱。我看敌机投下炸弹，黑黑的一颗一颗，投下三四次。轮船轰然一声，隔舱的妇女哭了。我们以为船已中弹，那知不是那会事，隔舱妇女因惧而哭，椅子倒了，故轰然作声，轮船并未中弹。薛君要知道时间，开了手电筒，看看手表，窗前警察大喝一声，薛君急将手电筒关闭。黑夜之中，纵是星星之火，远远的也可以看见，警察为全船安全，当然有禁止的权力。
约在晚间八九时，轮船到了汉口，由“接水”送到客栈，客栈何名，我已忘记了。汉口天气比南京更热，而臭虫又多，真是欲睡不得。而小女公昭时方三岁，又发烧了，侥幸薛君用人对于汉口情况颇见熟悉，由他介绍一位西医诊视。第三天热度尚未退干，我们又坐洞庭湖的船开往常德。
既到常德之后，先住在客栈之内，第二早往访胡善恒君之长兄，渠已收到善恒来信，谓已收拾三间空房，供给我们住宿。我又告他，尚有一位朋友，也是政大教授，可否亦搬入贵宅。他满口答应。我们迁入胡家之后，建议出点租钱，这是一种禁忌。依吾乡习惯，客人来住家里，不许夫妻同房，谓可破坏房东风水，租钱不拘多少，纵是象征性的一块钱，也可以，推己及人，所以我们必定要出租金，伙食自备，薛君主仆则在吾家吃饭。
过了数天，胡君长兄（他住在第二进）请我们吃饭，请帖上写明下午二时，我们都不敢吃午饭。到了二时，看主人尚无动静，心中怪极，以为请帖上写错了，等到下午七时，主人才派人来请，原来常德有此习惯，写明下午二时，未必就是二时，而是晚餐。
常德物价甚廉，买了数元木柴，可以用到一年。牛肉亦佳，洞庭湖产鱼，鱼价亦甚便宜。我住在常德约有一个月之久，接到政校通知，谓在庐山复课，我又同薛君及其用人渡洞庭湖，坐长江轮船，至九江，而上庐山。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4节 由常德到芷江
我们住在常德约有一月之久，学校当局决定迁往芷江上课。芷江在湖南西部，由常德到芷江，平时常有土匪，胡家虽是湖南人，亦觉得危险。刘振东兄先到芷江，我同汤吉禾一家共雇一辆公共汽车，带些必需物品，将两大皮箱寄在胡善恒兄处，后来长沙大火，常德被炸，我两个皮箱存有许多字画古董也炸光了。
由常德到芷江，须经过桃源、沅陵，学校固然雇了船舶，运送学生及教职员家眷，我与汤吉禾则自己花钱，乘坐汽车。湘西的土匪是很有名的，所以学生均带有长枪，以备万一，夜里停船，且有布哨之举。我听梅仲协先生告我： 一夜，空中发现一个红色气球，大家慌了，以为汉奸所放，那里知道这是湘西人常常玩的气球。
我们乘车的人须日行夜息，车到沅陵之时，风闻前方司机提出要求，改换司机之称呼。过去司机均叫做汽车夫，他们不欲与人力车之车夫为伍，均名为“夫”，后来不知何人想出了司机之名，这就是“司机”名称之来源。我们汽车走近市集，常常看到小宅之外挂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招牌，最初不知所谓，后来才知道这是客栈。任何客栈都很小，比之上海、南京相差远了。我们住在沅陵客栈之内，夜里无事，常于客厅中，同其他旅客闲谈，不问识与不识，听到许多湘西神怪之事。杜牧所谓“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至少不能适用于抗战时一般旅客。
客人谈天说地，虽然初次见面，而彼此均是患难人，感情容易和好。有位客人说到祝由科： 祝由科可将人体之病移到粉壁，最好是移到树木，就是病人身上若生疔疮，祝由科念了咒，画了符，烧了银箔，用手撮你疔疮，向树木一扔，疔疮即移到树木，而后再取出药粉，涂在树木之上，你疔疮好了，该树木就见枯槁。
我告诉他们，我五六岁时，福州没有西医，当然更没有牙科医院。小孩患了龋齿，痛呀，痛呀，毫无办法，只有请人来捉牙虫。捉牙虫的人都是走江湖的老妇，她不用机械，只用一个银针，一只筷子。将银针在龋齿处，抽了又抽，抽出血来。龋齿排血，暂时痛亦小止。最奇怪的，她们拔牙，筷子之上常有许多牙虫，大小长短以及形状与米虫相似。我父亲常谓在小小大牙之内，那会拔出这许多虫来，这只是祝由科的把戏。一次，堂弟本炘也患牙痛，亦请捉牙虫的人来医。我在傍边，看她讨了一杯温水，将药粉放在她自己口中，用温水吞下。而开始治疗之后，果然拔出许多牙虫来。筷子有问题么，我把它看了一下，与普通筷子无别。银针有问题么，只是普通银针，不能预先贮藏许多米虫以当牙虫。药粉有问题么，她自己吃了下去，何能将她吞在肚中的药粉变成病人口中的牙虫，而且牙虫是活的、会动的，不是死的、生硬的。我们虽知是假，而假的理由何在，则无人能够说破。
另一位客人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