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后期则希望和平，双方士气比较一下，抗战必胜，是时间问题。
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十时左右，远远地听见鞭炮之声，此时吾家已迁至虎啸口上面茅舍之内，距离南温泉颇远，俄而邻居来告，日本投降了，战事已经结束。我们得此喜讯，兴奋之至，要睡也睡不着了。翌日上午，我记得是阴天，日本俘虏就在南温泉广场中，搭起戏台，演戏庆祝，他们是庆祝中国胜利么，抑是庆祝战争结束，我们有点莫明其妙。因为他们开幕之时，对观众说的，是中国话“恭喜，恭喜”。案日本开始侵略之时，以为三个月内就可使中国屈膝，那知三个月过了，尚未攻入南京。到了南京沦陷，而中国政府已经迁往重庆了。台儿庄之役又给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一年过去了，汉口方见沦陷，日本兵士看到长江滚滚，犹如大海，才会认识中国之大。而打听重庆何在，尚有一半路呢，且有高山为阻，日本士气已经馁了。何况打到重庆，中国政府还可以迁至青海；打到青海，中国政府又可以迁到新疆。新疆有大沙漠，日本士气更馁了。所以在战争中期以后，日军受了国军包围，即举起白旗投降，我们以空间补助时间，用时间消磨敌人士气，我们胜利了。
第五部分 中山大学二年第24节 中山大学二年
我于民国三十五年暑假过后，赴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至三十七年才行辞职，前共有两年。法学院有沦陷区之称，因为别的学院，教员以广东人居多，只唯法学院，自成立之后，即以外省人教员居多。别的学院，教员教书多用广州话，只唯法学院，必用国语。据说，最初外省人教员有的也用广州话，不但外省学生听不懂，就是广东学生也听不懂，双方都要求改用国语。
在全国大学之中，风潮最多的为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之中，风潮最多的为法学院，驱逐院长，驱逐教员，层出不穷。我很侥幸，在校两年，教员对我，学生对我，都甚和睦。凡办理学校，一要公平，即对于教员，必须一视同仁，绝不宜弄小组织的把戏；二要清廉。中山大学似采取联邦制，教育部发给各院的经费，均由各院院长自由处理。当时货币不断跌价，我请两位教授保管金钱，一是外省人，二是广东人。并叫他们立刻去换港纸，有人认为这是犯法之事，我说为了保持货币价值，如有问题，由我个人负责。购买之时须明白写出那一天买，因为过了一天，货币又不值钱了。有些学院，院长常用此渔利，即暗中购买港币，支出之时，将港币换为关津，一买一换，旬日之间即可获利数倍。我自己不贪不义之财，而为了禁止总务组渔利，故请教员两人保管。我记得外省教授是政治系主任王元明，广东教授是社会系主任龙冠海。龙兄现任台大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当能记得此事。唯有一次，我同龙兄竟然受人欺骗，教育部发下巨款，购买外国书籍，一位文学院教授曾经做过训导长的，开了一间西文书店，谓由该店代购，可打八折。我们信以为真，即由龙君与其订立契约，付出款项，那知月复一月，毫无消息，龙君累次向他交涉，亦无结果，最后他愿意将前此收到的中国纸币全部还偿。但值通货膨胀之时，过去一元，现在只值三四角了。我与龙君均不肯接受，要告到法院，而局势已经不稳，告到法院，亦无结果。我离开中山大学之时，令人妥善保存这个档案，勿令继任院长以为我与龙君横领此笔巨款。此事龙君必会记得。
我是接替代院长梅龚冰之职的。我初到中山大学之时，教员们均以为我们两人必会发生冲突，那知我一上任，最先即往访梅君，请他多多协助，并要求他担任政治系主任之职，梅君虽然不愿担任系主任之职（改由万仲文君担任），但确实帮助我不少的忙。梅君本来也是国民党党员，后来不知何故，对于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不甚满意。当我在中山大学时，他还是本党同志。
我初到中大时，有一学生谓某教授评分不公。我问他何以知道，他说：“考试时，某生坐在我的旁边，他答案全是抄我的，而他得到八十余分，我乃不及格。”我说：“凡教员将分数单送到教务组以后，不得更改。教员评定分数，院长无权干涉。你应该只得零分，他给你一百分，或你可得一百分，而他给你零分，我也只有信任他。如果确有此种情形，我只能于下学年，不再续聘他为教员。然而不续聘之时，你零分还是零分。”他听到了之后，知道无法更改分数，自是而后，学生不再来请求了。
此际中大方由后方返到石牌，不晓得是何原因，竟将学生最后考卷全部遗失。学校要学生补考，在王星拱校长主持之下，开了一次院长会议，我极力主张： 凡责任在学校的，不宜令学生负之。别院如何处理，我不知道。法学院则开了一次院务会议，由我建议： 该课程教授仍在学校的，由该教授依平日学生勤惰及成绩，酌予分数；该课程教授已经离校的，由前任系主任酌予分数；前任系主任已经离校的，由前任院长酌予分数。但最高分数不得高于八十分，最低分数不得低于七十分。这种不合理的办法虽已决定，但我不作正式的宣布。学生消息是灵通的，对此办法无不满意。过了一个多月，学校找出了学生考卷，原来未曾遗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大学功课，不是一堂接一堂的，中间或休息一小时，或休息二小时。法学院建筑在高坡之上，而一院距离别院又远，石牌又离开市区甚远，学生在休息时间，没有地方坐，实在无聊之至。我知楼下有空房数间，即填出两个房间，布置很好的沙发，很好的桌子，且备有烟灰缸，装置电灯，以作学生休息所。最初庶务组职员不甚赞成，以为电灯泡将给学生取去，椅子将给学生换去，我说“我信任学生，你们只有照办”，果然学生休息所布置了之后，学生既有休息的场所，而电灯泡及椅桌也未曾失掉。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中，参政会在南京开最后一次会议，我同广东籍参政员包了一部飞机，到南京开会。参政会将次闭会之时，南京报载，广州学生被捕，教员被捕，学生们以罢考要胁行政当局，释放被捕的教员与学生。翌日参政会闭会，我赶快坐火车，赴上海，拟搭飞机赴粤，那知大风大雨连续三天，飞机停航。第四天，天气放晴，我才得成行，下午五时左右抵粤，我在文明路教员宿舍，好好地睡了一天，翌早才赴石牌。时系主任方在开会，见我回来，不觉同声喊道：“院长回来，现在有办法了。”我查明事实，知道毕业生于后天先行考试。我说，毫无问题。言毕，即赴校长办公厅，此时校长王星拱不在广州，校务由农学院院长邓值仪代理，因为他年龄最大，资格最深之故。我要求邓君马上召集院长会议，开会时，我提议学校出一布告，谓六月二十六日（？）停止办公。是时距离二十六日只有十天（？），盖我知道毕业生无不希望快点毕业，因之他们必希望快点考试，何况二十六日以后，学校停止办公，要想补考，也不可能。学校出了布告之后，我又召集应届毕业生训话。我不劝他们应试，因为你愈劝，他们愈不考。我当时所说的话，今日还能记得。就是：“我在南京，知道学生被捕，我想大约是法学院学生居多。”他们听了之后，无不哈哈大笑。我继续又说：“我知道教员被捕，我想大约也是法学院教员居多。”他们听了，更狂笑不已。全场不闻火药味，这是好的现象。继着又说：“吾国有两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我被捕，我也希望你们罢考。”这话大约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们皆面面相观，静听我下文说的什么。我说：“你们罢考，对于被捕的老师及同学有何用处呢？不如由我设法为佳。我作此语，不是叫你们应考，毕业不毕业在你，不在我。学校已出布告，二十六日以后，停止办公，外省教员都离校回乡，你们要想补考，恐怕出题目的没有人，看卷子的也没有人，此中利害，你们自己去决定。”言毕，竟博得学生鼓掌。我回到院长办公室之后，应届毕业生派代表两人，谓他们愿意考试，我又告他：“不考，是全校学生会决定的，法学院学生不应擅自破坏学生会之决议，其实据我所闻，别的学院学生已经破坏了，他们都暗中应试，法学院学生应光明地应考。”我又暗暗地告诉经济系主任彭尘舜叫学生今晚召集学生会，决议考试之事。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会主席是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而住在宿舍的又以法学院学生为最多。是晚学生会开会，主席致辞之后，即宣布主张罢考的走左边来，反对罢考的留在原地方，这是彭尘舜主任教给他们的。人类都有一动不如一静的惯性，因之，全部学生均留在原位，罢考的问题解决了，毕业生既然应考，三年级以下学生也应考了。一场风潮很容易地解决。但是我既告诉学生，释放员生之事，由我设法，一言斯出，驷马难追。此时教员被捕的为梅龚冰及一助教，学生被捕的人数并不甚多。我对于学生要表示自己不打诳语，我往访张发奎将军，请其协助，梅教授先放出来，以后学生也陆续释放。经此次风潮之后，教员学生对我感情更好，所以后来我到台湾，他们还有电报请我回去。此一段历史，“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刘显琳君亲眼看到。他当时还是助教。
凡对一种事件，最重要的是“以静制动”，世上有不少人士只怕天下无事，芝麻的事往往喜欢扩大，最好是彼此发生摩擦，借此以升官发财。我常称此种的人“吃摩擦饭”。盖情势既然严重，自非设法解决不可。而要解决，非用金钱不可。这样，他的口袋就增加了许多钞票。而情势之严重既已报告在案，如果确有其事，可以减少责任，反之，没有问题，上司又将认我手段高明，而官运也亨通了。这种的人充斥于政界之上，往往因芝麻的事弄成大事。芝麻的事固然说得比天还大，天大的事又说得比芝麻还小。前者是夸张，后者是敷衍。夸张可以败事，敷衍也可以误事。吾人读一部二十四史，就可知道朝代之亡，一半由于夸张而败事，一半由于敷衍而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