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
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
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
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
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
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
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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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
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
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
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
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
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
还是挤挤嚷嚷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
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
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
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
票不是二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
车票抢到手里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
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
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
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
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
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地，害
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
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
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
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
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
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
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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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
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
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
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
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
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
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
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
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
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
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
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
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
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
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
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
天，回到r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
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
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
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义先生讲
完了他逃离夹边沟农场的故事。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
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
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先生，
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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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
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
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
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
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
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
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
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
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
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
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
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
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
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
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
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
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
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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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亡
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
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
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
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
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
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干
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那时候的河
西走廊，包括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
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
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
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轱辘
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
十八条。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
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条支撑，中问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
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
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远把图
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
用。夹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
围着看。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
子完了，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
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
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凭本事吃饭。前车
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
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
择，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
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
出去搞副业，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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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
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
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的师傅
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
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
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
为师终生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不做活
的时问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
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
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
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
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所以他在夹边
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
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
他在夹边沟的处境就最艰难。我就尽可能地帮助他吃上点喝上
点。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养兔场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
墙。你知道吧，夹边沟农场场部的对面有两座不高的土岗子，不
高，北边的那座一二十公尺高，南端的也就七八公尺高。不知为什
么，劳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
农场就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养兔子，叫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
那天我去修篱笆，也怪了，有几只兔子好像是没见过人，稀罕人，总
往我跟前跑，蹲在旁边看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就趁兔子不怕我的
机会，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兔子好打得很，只要瞄准它的鼻
梁，轻轻一打，它就扑噜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神
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边，想找个机会把
它煮着吃了。还真是巧得很，天赐良机，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
天，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给伙房烧饭烧水用。我们木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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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
要出两个人。打柴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木工组的人都不愿去，
每次都是组长派，派年轻人去。那天我不等组长派就主动要求我
和我的师傅去打柴。师傅不愿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
彻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于是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
色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最终组长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柴。
从场部出来往沙漠里走，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
柴。他气得要命。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
叫他看，他就不再说我了，还笑了，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跟
他说，这种事能说吗？叫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我就是不“升级”也
得叫人捆一绳子呀！
那天呀，到了北边的沙漠，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
我从怀里——我穿着一件黄大衣，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怀里能装很
多东西——拽出兔子来，挖了些柴烧着吃。两只兔子我们一人一
只吃得那个美那个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们把毛皮和肠肚挖个坑埋掉了。——小心不
叫别人发现呀。
昨天我说了，到了1960年的夏收，木工组没啥活干了，木工组
就差不多解散了，——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剩下两三个
木工了。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队去了，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但是后来迁场，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
场，到达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
来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滩上，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
有挖好足够的地窝子和窑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伙
房附近——当时的伙房建在山水沟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沟土坎
上挖窑洞。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因为领导叫我带过来了
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窑洞
的地方离场领导的办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
近，便于领导叫我。记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师傅突然找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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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了，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长，头发像一把乱草，瘦得
一把骨头，面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腿上从大腿往下，
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成这个样
子了？在木工组的时候，他还经常刮胡子的，衣裳补缀得也比较整
齐，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
的行李丢了。问他怎么丢了，他说是坐闷罐火车来明水的路上，火
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们都喊明
水到了，下车下车。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
李推了下去。可是人还没下车，火车又开动了，加速了，往东走。
到了明水，农场派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