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迈出了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后，台湾当局又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印，有限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的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海峡毕竟有了春水涌动。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这样，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第三部分：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第9节： 蒋经国为贾亦斌主持婚礼
蒋经国曾主动为贾亦斌与谭吟瑞的婚事操劳，为他们当证婚人，并负责主持他们的婚礼。 谭吟瑞还是名人之后，她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孙女儿。贾亦斌是经同事徐思贤的介绍认识她的。蒋经国知道贾亦斌要与他素来敬仰的谭嗣同烈士的后代结婚，很是高兴。本来贾亦斌准备婚事简办，并没有把举行婚礼的事告诉他。后来，蒋经国主动找到贾亦斌，在办公室当着众人面对贾亦斌说：“你们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接着又说：“这样吧，我来为你们作证婚人，你们的婚礼事宜，也一应由我们机关来筹办，不用你们自己操心了。”这话一出，简直就是命令，同事们都很热情地为他们操办婚礼而忙碌起来。 贾亦斌回忆道：婚礼那天，蒋经国、徐思贤、郑果、徐恒瀛等和青年军管理处的全体人员百余人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态度亲切而又极为幽默，博得全场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我当时比较兴奋而又紧张，事隔多年，竟然怎么也回想不起他当晚讲话的内容，只是当时欢乐、热闹的情景还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像昨天一样鲜活生动。这样的婚礼，可真是别有情趣，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不容易了。 婚后，蒋经国又派了一辆吉普车将贾亦斌夫妇俩送到北碚温泉度蜜月。第二天，重庆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报道了贾亦斌结婚的事。同事们都认为，贾亦斌的婚礼得到了蒋经国如此重视，是难得的荣耀，因而表现出对贾亦斌异乎寻常的尊重。贾亦斌也觉得蒋经国确实对他厚爱，也因此对蒋经国非常感激。 一个月的蜜月刚过了一星期，彭位仁就派司机接贾亦斌夫妇俩回重庆。原来，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正筹备改组工作，事务非常繁忙。贾亦斌一回重庆，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并筹建国防部。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并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6月1日，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此时亦奉命撤销，该处的三位副处长各自承担不同任务：彭位仁负责筹建国防部监察局；邓文仪负责筹建国防部新闻局（仿美国体制，后改为政工局）；蒋经国负责筹建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要贾亦斌帮他筹建，同时要求贾亦斌对青年军的复员工作做一次全面检讨，以总结经验。就这样，中断了贾亦斌度蜜月。1946年7月，贾亦斌先飞南京。 一个月后，贾亦斌夫人谭吟瑞也随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办公厅主任戴奇之等人同机来南京。第二年（1947年）6月1日，贾亦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蒋经国知道后，当即向贾亦斌道喜，并特派人送来50元礼券，以示祝贺。 没过多久，贾亦斌接母亲来南京带孩子。那时，南京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贾亦斌一家人的生活始终很清苦。贾亦斌的一个堂哥贾肇先曾来他家住了几个星期，当时贾亦斌的生活很艰苦，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他。他回家后常对人说，在亦斌那里简直饿得发慌，没有东西吃，菜里放几片肉，薄得像纸一样，风都吹得起来。可见贾亦斌的生活之清苦。 蒋经国见贾亦斌生活太拮据，养家不易，每逢过节，总要派人送来一二百元补助费。钱虽不多，但情意可感。 当时，蒋经国在南京手头也不宽裕。他和秘书住在励志社2楼，只有两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兼宿舍，而蒋方良和孩子住在杭州，所以生活很不方便。贾亦斌曾问他为什么不把家眷接来一起住？他说：“没有房子”。贾亦斌信以为真，想办法为他找到了一套房子。可蒋经国仍然没有把蒋方良接来，反而又把房子让给了留苏同学刘汉清等人居住。贾亦斌感到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让方良住在杭州是宋美龄的主意。因为方良是苏联人，当时南京设有苏联大使馆，宋美龄担心方良与苏联大使馆发生联系，而蒋经国又是留苏学生，易于造成美国人的猜忌，会影响到美蒋关系。至此，贾亦斌才恍然大悟。 蒋方良在杭州平时无事可干，就由秘书陪着她打麻将。方良没什么钱，打麻将只能赢不能输，秘书没有办法，只好让着她。方良钱用完了，就跑到南京来找宋美龄，开口喊“妈妈”，喊得很亲热。宋美龄很高兴，就给方良一些钱。每次都这样，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方良来南京找宋美龄喊“妈妈”，就知道方良又缺钱花了。这成了当时南京一个趣闻。
第三部分：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第10节：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1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的“铁腕”使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贾亦斌；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贾亦斌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时；贾亦斌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贾亦斌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贾亦斌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先在扬子饭店住下；旋即去外滩附近的中央银行看望他。但在那里；他忙于接待许多客人；无暇与贾亦斌交谈；于是他对贾亦斌说：“这里不好谈话；还是今天晚上8时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号）来谈为好。”
第三部分：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第11节：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2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贾亦斌按时到了逸村；蒋经国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座之后；他得意地问贾亦斌：“你看怎么样？”想听听贾亦斌对他在上海政绩的评价；并且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而贾亦斌却毫不隐晦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贾亦斌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惺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贾亦斌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贾亦斌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贾亦斌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现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贾亦斌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贾亦斌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贾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贾亦斌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贾亦斌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缺乏；生产停顿；到处出现抢购风；老百姓怨声载道。贾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现了一片抢购风潮；贾亦斌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贾亦斌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旅馆之后；贾亦斌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来贾亦斌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涨的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着。特别是当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对于国民党；贾亦斌早就失去了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