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跳到半空中去了——他说，他没有见到文件，又说这件事改变了整个局面，因为这是日本人没有诚意的证据，他们一面谈判全面休战——全面撤军——一面却又派这支远征军南下到印度支那。我对他说，这件事实是G…2 和海军机密情报局送到我这里的，我立即把昨夜送去的文件又备了抄件，并且派遣专差给他送去。”
这种说法（把日本人言行不一的证据说得这么具体）令人十分费解的是，这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会没有送到白宫呢。头一天下午信使在去白宫途中出了什么事？难道总统府的工作人员竟把应该属于急件的信件弄丢了？如果这件文件是象史汀生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包含着这么惊人的消息，那他为什么没有立即同总统通电话呢？答案也许可以从赫尔对他那天下午打的电话的反应中找到。史汀生并没有记载说国务卿“怒不可遏”——而赫尔的田纳西州人的炮筒子脾气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对日本人的不耐烦远远超过了罗斯福。相反，他对那天晚上发生事情的记载并未提到收到日本人言行不一的惊人消息，这个消息本来会使他对中国大使的请求更表同情。
把事情全部推翻
罗斯福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曾经收到过某种惊人的情报，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有关临时协议的政策而论，能促使赫尔“把事情全部推翻”，情况当然是糟透了——如果没有总统的同意，他显然决不会作出这个决定，不论他内心对丘吉尔看重蒋介石的抗议感到多么刺痛。
现在可以颇有几分把握地断定，的确重要的并不是史汀生的报告。那份“失踪”的文件已经在最近解除保密规定的陆军部长机密档案中发现了。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五比《致总统备忘录》，题目是《日本船队驶向印度支那》，谈到有一支“十艘到三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结集在“上海以南的扬子江口附近”。船队载有一支估计为五万人的日本部队。史汀生说得十分清楚：“军事情报局有关的军官们认为，除非我们收到其他的消息，这种事多少要算是正常的调动，也就是说，是他们事先通知过维希政府的合理后续行动。”
报告一次“多少要算正常的调动”，又是已经从六周前“魔术”小组截获给维希的电报中预料到的行动，不会是那种日本言行不一的大暴露，使得哪怕是道貌岸然的赫尔也跳了起来——当然更不必说很是深沉持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了。史汀生的日记说得好象是炸弹般的东西，经过检查证明只不过是一枚受了潮的炮竹而已。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综合估计显然已随信件送到白宫，其中也没有什么惊人的透露。其实，这是英国密码无线电报的正式文本，在四天前从伦敦发出时被陆军情报局截获。破译（截获的英国秘密信件！）的副本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已送交国务卿，用的标题是：“为了保护情报来源，不要向英国人透露你收到过下列材料。”这是一个事例，陆军部的先生们可以事先看到“别的先生的信件”而感到心安理得。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英国情报机构对东京意图的一致看法是：“日本将作最后的努力求得同美国达成协议。有关是否采取动用主要力量的侵略行动的决定，要在会谈失败之后作出。”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作出这种决定，泰国可能将是第一个目标，是在重大的冲突中招致危险性最小的。。。对俄国采取行动很可能要推迟到俄国在远东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之后。。。中国的战事在与美国没有总协议的情况下将继续下去。。。早日向缅甸公路发动袭击是不大可能的。。。”
陆军部长看到这些材料一定感到十分放心，也会使国务卿解除忧虑，他担心继续谈判将威胁到中国人。至于总统有什么反应就只能推测了——因为这两个文件在送到罗斯福的办公室之前肯定并未遗失。总统的心腹助手、机要秘书埃德温·沃森少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把这些文件退回陆军部，前面附有他的措词极为隐晦的短函：
亲爱的部长先生，
随函送上英国人的估计和您星期二下午送呈总统的报告原件。
我们是在一位极其显赫的先生衣服内层的口袋里及时发现这份文件的。
我是您十分忠诚的
“老爹”·沃森＇签字＇
人们很难相信史汀生的说法，他说他那封谈到警卫森严的“魔术”小组材料和内中有截获的英国情报的绝密信件并没有送到收信人手中——特别是由于信件是总统最信任的助手、主管他在白宫的私人办公室的人退回的。因此可以作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这位“极为显赫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自这种猜疑还有进一步的道理，因为原件以及那封奇怪的短函并没有归入史汀生的白宫公函档案。不知是事出偶然，还是由于另有考虑，这两份文件都埋藏在有关菲律宾的数量庞大的一般信件中间。可是，陆军部长与总统的往来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档案里却有第二封信用复写纸打印的副本。信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告诉罗斯福，他随信附上“有关日本人从上海向南推进的另一份备忘录”，还附有英国方面的估计。史汀生很细心地为文件加了注释，“这份文件己把原来的口头材料大加压缩。”把这两个备忘录作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试图加上这一行字来增强第二个备忘录原有的紧迫性。“后来收到的报告表明，这项行动已经付诸实行，有人在台湾以南见到了这些船只。”可是陆军部长显然是在那天上午与军事情报机构通过电话之后匆匆写下的记录中，他明确地写道：“自从这五条船的船长上次从上海发来报告后，未收到过各位出海船长新的直接报告。”
而且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已经加盖印章归档，原件是奎克中士的手笔（填写的），还细心地加上收信的时间是十二时二十分。在这份文件的上端有铅笔写的附注，“要看全份材料（？）请看白宫档案”。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非要说总统未曾收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原件呢？其中透露的只不过是日本人在执行预定的行动计划这种并不十分惊人的消息。史汀生传递同一情报的电话和副本在送到后的当天就被退回了——这些消息促使人们放弃为同日本人达成协议而作的任何进一步的企图应该是很惊人的——说明这么做很可能起了方便的伪装作用。显然，假如陆军部长有关那一天的事情说法能够成立，就不会有这封信的两个副本仍然留在总统的档案里了。史汀生认为这些文件特别重大，从这些文件被深藏在他的最机密的档案菲律宾文件的卷宗里而得到证实。可是他的“公务”日记里关于罗斯福如何“勃然大怒”的事是在一九四六年国会提出珍珠港事件报告时才公之于众的。
于是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统和陆军部长编造了一个似乎有道理的故事，用来隐瞒那天早上送到总统早餐托盘上的那份情报的真正性质和来源。既然史汀生的说法特别与据说是一份未曾投递的某个报告的情况密切相关，就说明对从陆军和海军渠道得到的、可能说明日本意图的其他情报就更不受重视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魔术”小组截获材料说明，入侵泰国的行动在即；同一天有消息说，看来是运送部队的船只在台湾南部集结，而前一天荷兰的一艘潜艇发现一支远征部队乘船向帕劳群岛驶去。
看来史汀生的信件，或者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的情报总览，都不大可能竟会成为足以促使总统作出惊人反应的有效推动因素。几个小时之前，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已从他们在千岛群岛的秘密会合点驶出，但是由于他们严格遵守不得使用无线电台的规定，他们这次的日本作战计划的开头行动不可能——也的确没有——被美国的监听站发现。已经得到的证据表明，日本部队继续南移，但是前进的速度可以预料是不会过分惊动美国的军事分析家的。荷兰的潜艇经由伦敦提出的报告作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有关这种行动的方向或实力尚无明显的迹象，情况必须加以监视。”
的确，这两项临则建议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制止日本有任何进一步的南进。所以，凡是能说服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把事情全部推翻”的事，必定严重到足以使他们相信，避免冲突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他们那天上午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而且很快就会爆发——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决定放弃为取得三个月的和解而作的任何谈判努力了，这种和解肯定会被人们指责为姑息，而且在日本发动攻击时削弱美国政府，甚至使政府丧失信誉。
因此，如果推断，不论总统那天上午得到了什么消息，都必然是某种正面的战争警告，这是合乎逻辑的。再者，消息一定十分明确，绝对可信，来源可靠，而且是通过完全秘密的渠道传给他的。关于也许能指出消息可能的来源和渠道的线索，可以从威廉·斯蒂芬森的叙述中找到，他是英国当时在美国的秘密情报网的负责人。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上校把已经放弃试图达成临时协议的消息告诉了他。斯蒂芬森便在第二天电告丘吉尔：“对日谈判己经停止。”还说：“各军预计在两周之内即有行动。”
罗斯福委托自己的儿子作他与斯蒂芬森之间的中人，丘吉尔称斯蒂芬森为“无畏者”。他是首相和总统之间交换绝密情报的沟通渠道，那些情报是不能用通常的渠道传递的。看来他经斯蒂芬森的手转来了答复，据说是因为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到弗吉尼亚州去了，这说明总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收到的不论何种战争警告，可以肯定都是来自丘吉尔的。“明确的证据”
从已经公布的记述，或者是迄今可以看到的首相文件中都没有迹象表明，他一定是提出警告的来源。只有丘吉尔自己的一个叙述，看来他在其中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甚至否认他前一晚发出的电报曾打算影响美国的决定。他还离开主题，否认英国人能及时得到有关日本人的最新情报，甚至就在他们用自己的“魔术”情报机器破译日本的外交信件的时候这样说，而且从英国的官方历史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在窃听日本帝国海军的作战密码方面，也比美国人更有成就。
十分有趣的是，丘吉尔费尽心机试图使自己远离美国作出的决定。当人们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对付日本的威慑战略何等密切相关，特别是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举行了大西洋宪章会议以后，好奇心导致了怀疑。而且如果你查阅了在公共档案局内的首相文件，疑心就会更重了。在卷宗PREM3（里面是丘吉尔最机密的战时情报简报）的第二五二册关于一九四一年日本局势的材料已经公开了，其中青一个使人好奇的短缺部分，有关十一月份全月发生的事件的第五分册都不在内，上面标有官方的最后定论，“保密七十五年”。
仍然封存在伦敦的这批文件是否隐瞒了首相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两周转给总统的有关战争警告的详细情况呢？根据这个新的证据，有关史汀生和官方对美国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如此突然引人注目地改变了对日政策的说法必然会引起疑问，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确有隐瞒。那天白宫的确收到了某种战争警告，这是金梅尔海军上将所深信不疑的。是否有人告诉过他这件事却不大清楚；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国海军举行调查会议期间，他的确曾设法肯定有过这种警告。七月二十九日那天斯塔克海军上将的证词纪录表明，这位前太平洋舰队司令作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查明人家不让他知道的具体情况”。
金梅尔在调查时间斯塔克：“你是否记得，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或者是在这天的前后，你曾收到过海军情报局的情报，说他们有明确的证据，日本打算向英美两国发动进攻战？”斯塔克拒绝回答，声称这是国家机密，军法官也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超出了直接调查的范围。法庭判定，此事系不得公开的情报，而意义重大的是，这件事既未得到证实，也不曾加以否认。
金梅尔海军上将第一个公开提出，十一月二十六日曾经收到过明确的战争警告，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个战争警告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史汀生“丢失了”的备忘录必然对一直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提出极大的怀疑，这种说法是以上海的调兵报告、赫尔因无视蒋介石的反对而于心不安，以及丘吉尔对临时协议的反应冷淡作为解释的，可是，在新的证据支持下，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警告采取什么形式，都一定被看作是进攻在即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除非情报是由接近日本内阁、宫廷或军事指挥部的可靠人士透露的——可以作这种设想，但是却不大有此可能，因为能作出开始敌对行动决定的御前会议是十二月一日才召开的——足以使伦敦和华盛顿的军事分析家们相信的唯一其他情况来源只能是作战计划本身的确切细节。
的确，看来这也是最有可能的来源，因为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命令是十一月份第一周下达的。从使馆武官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计划散发的范围很广，主要的大使馆如驻曼谷使馆都收到了副本。因此，到了十一月份的第三周，知道日本的全部或部分巨大军事机密的人数增加了几千倍：海军第一号作战命令散发了七百份。究竟是心怀不满的日本人走漏了消息，还是外国间谍获得了全部或部分作战计划，仍然是任人猜测的事。这个重要的情报又是经由什么途径到达伦敦的，也靠猜测。荷兰人也跟英国人一样，在远东保持着四通八达的情报网，中心目的在于他们广泛的商业利益。荷兰皇家海军的潜艇一直监视着日本的航运。苏联的谍报人员参与其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左尔格的间谍网暴露了还不到一个月，这个情报网曾向斯大林提供过情报，证实日本决定向南推进。这个情报使他得以在德国发动最后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