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在冬天寒冷的黑夜里，我跑了八英里，跑过哈佛桥，沿着查尔斯河，从朗费罗桥过河折回。在我奔跑时，波士顿的街头灯光在我的泪眼后模糊了。我回来时感到了一种满足，我至少比单单站在摔跤房里靠着墙得到了更大的锻炼。但在内心我并没有真的得到满足。
我知道得去跟教练谈谈。我不敢肯定如何说出我的感受。我的害怕和情绪反应可能在他看起来是歇斯底里。
我充满了纠缠不清的恐惧。心理上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就像那天汤米的手那样。当时教练用一根跳绳的绳子绑住他的双臂和中腹部，来帮助他学会把胳膊肘保持向内。我试图在我脑海里克服自己的恐惧感，用耸肩、慢行、摆动等来把那结滑下来，可是我的努力毫无用处。那些纠结着的恐惧变得更加紧了，有一种红色的疼痛在烧。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来帮我解开那些结。可为了寻求帮助，我需要说话。我的恐惧还是不断抑制着、绑缚着我。
我害怕我说了，可教练不理解，我的话会混乱而不连贯，让人难以理解，这都是因为我把它们像一份包装笨拙的礼物拿到他面前。然而我决定去跟他谈。
第二天训练前，我站在过道里三次，然后又转回去，没能走到摔跤房里去。最后我走了进去，穿上摔跤鞋，表现得一切都很正常。我鼓足勇气，向教练走过去。他手里拿着哨子，正靠墙坐着。“你昨天去哪里了？”他问，让我明白我最好有一个没参加训练的理由。我用一种只有在自己认为那根本不是我的声音的时候才能保持常态的声音说：“我觉得不舒服。”
“感觉好点了吗？”他问。
“不。”我说道，静静地，看着他的脸。
“你想谈谈？”他问道，担心地站了起来。我点点头，现在确实没法说话，眼里忍着眼泪。我们一起走了出去，穿过男子更衣室，来到他办公室。
“我不希望错过训练。”我说。
“这更加重要。”他说道。我很高兴他这样想。
几滴眼泪流了出来，我把它们飞快地擦掉了。前一天晚上我在日记本里已经排练过准备跟他说的话。我面对教练坐着，没有抱起双臂或者叉起双腿，这样我会觉得自己要说的东西更开放。我的声音很有力。下面差不多就是我说的话：
我不想影响别人。我希望有一个竭尽全力训练的机会——在我自己的锦标赛中夺得好成绩。也许我们可以商量出个道道。如果是在男生们的一次重要比赛之前几天，如果没有人可以和我一起训练，那些天里我可以就去跑跑步。我只是不想靠墙站在那儿。我在这个队里有一个位置吗？我在这里有关系吗？男生们很支持我。我只希望自己有些什么可以带回给摔跤队作为回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我只想尽最大努力。我还没有交出我的目标，因为对这些目标我有难处。我不敢肯定自己在这个队里的位置。我为哈佛摔跤队贡献了什么？我说的是，要是这个队的目标只是要在东部锦标赛、在全国NCAA中获胜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呢？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教练的回答重新恢复了我的信心。他那样专心地听着，我几乎没有意识到一直是自己在说话。我听见了他的说话声，被一个教练直接对着我说的那么多话的不寻常声音吓了一跳。他令我感到我是属于摔跤队的。
在这个队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队员。你看到东部赛冠军艾德·莫斯利了吧？你并没有看到他得到任何特别的对待。你是这个队完全的成员。你属于这里，你在这里有个位置，你也是来这里找出自己的目标的。我跟新队员说的大实话，还有人们问起我们队时，我告诉他们我们有这些队员……我们还有一个女队员，没有很多经验。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事努力，我们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一起。我跟他们说这个。这很重要。你在这里所做的跟其他每个人都一样。
那也是这项运动的意义。给自己设立目标，努力去实现目标。那是不再参加比赛后我最怀念的东西——我不能设立那些训练的目标，然后每天训练，看到自己在进步。你们这些家伙不知道你们有多运气。当然，在这里当教练我仍然有目标——而且我总是把那些目标放在心里。我时不时地会改变它们——你可以改变它们——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最终目标变得过多——你想要看得见它们。
运动办公室的人问我：“那女生还在摔跤吗？”我对他们说：“当然，萝拉莉还在摔跤。她为什么不呢？”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女生去摔跤。
可是对我，摔跤是要带着一辈子的东西。我摔跤学到的东西，今天仍然在帮助我。那是关于纪律、目标、勤奋工作、坚持不懈。你必须热爱你做的事。我在这里当教练最好的部分，便是我可以跟你们这些哈佛学生一起训练。我真的喜欢看到每个人都在达到他们的目标。你们大家都是很优秀的人。忘掉摔跤，忘掉你赢得的什么锦标赛。你真正会一直记得的是和你一起训练的人，以及那些你将来在生活中会用到的技能。
教练的话如同一盒沁人心脾的清凉油。我感到那么的舒畅。此刻变化发生了，教练开始让我放心我是有搭档的。要是我分在一个三人组里，他就重新安排摔跤运动员，这样每个人都会有个好搭档。我再没有一语不发地站在一边。要是我没有人对练，教练自己有时候会跟我练。我们商量沟通得更好了。然而跟他谈话让我有更多的需要说，还有更多的东西我想听。几天后我交了目标计划，写了五页纸长。
我写道：
哈佛摔跤队有三类目标。最可触摸到的目标是赢得比赛。
另外还有两个主要目标，跟第一个目标不仅不相对，而且是互补的。哈佛摔跤队员的第二个目标是每个队员要努力变得自律，在追求个人在技能、忍耐、力量和心理态度等方面的进步时决不妥协，坚持不懈。
第三个目标是整个团队要支持每一名成员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和对摔跤队目标的贡献。“队员们要一起工作、互相教育”意思是在个人目标出现矛盾时要坦诚地说出和互相交流，要承认矛盾并找出解决办法。“支持”意思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口头鼓励、身体的紧张和专注促动每名队员增加输出和准确性。“团队”意思是理解，当一名队员某一天情绪不好或者累了的时候要理解，并帮助他或她渡过难关，不用负面言语或行为压制别人，而是去建立他们的自信心。
所有这三个目标是互相依赖的。为了让全队一起训练得好，互相取得成绩，每个队员必须从内心驱动自己竭尽全力投入到训练中去。对追求个人目标的每个个体，他们需要队员的支持和尊重。为了让摔跤队实现赢得比赛和锦标赛的有形目标，后面的两个目标必须得到承认并有效。
我给教练交了目标计划的第二天，训练完后他招手把我叫过去。“我看了你写的东西，谢谢你。那是在我整个摔跤生涯中看过的最感人的东西。我哭了。”耶！我想喊，我的脑海在欣喜地跳上跳下。
我们两个都在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作为一个男人，他是不应该哭或者承认哭的——然而他很坚强地哭了，并且把这告诉了我。
他问：“我可以把这里面的几部分读给全队听吗？你写出了我对哈佛摔跤队的梦想……准确无误地。我希望有更多的队员理解你写的东西。有时候我也很无助。他们不反省，他们不听话，不互相帮助。”我要他在路上的时候念给他们听，因为，即使他不会说出写的人的名字，我也担心自己在场的话会脸红的。不过我很高兴他会分享它。很多教练在跟队员们谈到其他和赢得比赛一样重要的目标时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由于我没有经验或体力跟男子I级摔跤运动员比赛，我只得去寻找自己比赛的机会。美国摔跤联盟是个全国性的自由式摔跤组织，有男子组和女子组，在全国举行很多锦标赛。离哈佛最近的女子锦标赛在纽约举行。大二时，我只出得起参加两次锦标赛的钱。大三时，在我们一年一度的摔跤队宴会上，几个队员的母亲建议我向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经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从拉德克里夫、哈佛本科生委员会、拉德克里夫学生协会得到了经费。每年的经费超过了两千元，用于购买装备，作为旅费、住宿费、餐费和参赛费用。这笔费用足够用来参加主要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比赛了，每年七到十次比赛。我去参加过在纽约、密歇根、亚里桑纳和佛罗里达等地举行的锦标赛。我的成绩不错，跟其他女运动员摔跤获得了许多经验。参加全国性比赛是我高中时起就有的梦想。大三那年，在全国比赛前两周我的手骨折了。但大四那年我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的女子全国锦标赛。
在那个赛季的目标计划里，我写道，自己想要在全国锦标赛中进入前六名。我获得了第六名。尽管我感到自己本可以摔得更好，不过我很高兴实现了目标，尤其是当我回想起那所有的感情起伏、体力训练，以及为获得经费去参加比赛而投入的努力的时候。
在达到我的目标后的那个星期的一天上午，我跟教练连续对练。我采取胸位和头位让双臂探到他腋窝下绕到他背后。一旦我得到了一个下勾，我可以用这样的杠杆把他扔到任意位置。当然，教练比我强壮得多、魁梧得多，因此他只用出足够的抵抗力，让我要使出全力才能控制住他。然后他反击，重新控制我。这样我们来了几个回合。因为我感到得到了他的信任和珍视，我训练得很狠，投入很深，使出尽可能大的推力。我来回连续摔打，头在他脖子两侧游走。我从教练的棉T恤上感觉到他强健而在缩动的肌肉。连续摔打就像游动进他的身体，游进一种对彼此关系的新的理解。
第四部分 毕业第25节 与父亲相会（1）
我跪在大二宿舍的床上，看到了克里丝蒂一年多前给我写的一封信。她是妈妈的女儿，我的同母异父姐姐。信里有我亲生父亲的地址。信上满是脏污，皱巴巴的，在床下靠墙边。克里丝蒂在俄勒冈法院工作，我父亲是那里的法官。一年前，她曾问我要不要他工作的地址，我说，好的。或许有一天我会给他写信。不过我还没有写过。
上高中时，记者们为了写出一个好的报道，曾经问我：“你会去找你父亲吗？”这个问题让我很失落。不认我这个女儿是他的选择。我四岁时，妈妈曾经给他去过一封信，寄过几张照片。可他从来没有回过信。我对跟这样一个人见面毫无欲望。但是报纸和电视片段总是用这样的话结束：“萝拉莉的下一个计划是找到她父亲。”或者是我“有另一个追求：去跟（我）父亲联系。”
到我上了大学后，我的想法稍微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依然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去写信给他或去认识他，但我脑海里有一个头发花白六十多岁老人的形象，他每天都在老去。要是他突然去世，而我却从未联系过他，那会怎样呢？我对那个曾经给了我一半基因的人产生了一点隐约的好奇。我知道自己放弃了一个满足好奇心的机会的话会后悔的。
我从尘埃中找出了姐姐的信，并且意识到——人永远不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时候。我永远不会说出十全十美的话。我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更多的话要对他说。
我在桌子前坐下，拿出一张白纸，一张小纸片，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多少要写。我写了简短的三段话，一份简短的自传。
亲爱的罗伯特·摩根：
你好！我是你女儿，不论这个关系意味着什么。我猜想我的确无法从你那儿要或指望得到任何东西。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我从未见过你的照片，我对你一无所知。
我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对知道我不是件重要的事。嗯……我参加这里的大学摔跤队。那很有意思，我认为是最好的运动。
不管怎样，随信附上我一年前拍的一张照片。我的同屋是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她拍的这张照片）。
要是你想回信什么的，我的学校地址是
——亚当斯邮件中心
剑桥 马萨诸塞州 02138…7520
诚挚的，
萝拉莉·萨默
1996年1月28日
（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很久了，不过我似乎没法写得更好）
（要是你回信，我会很高兴寄更多的照片并作说明）
我那冷淡的笔调掩盖了内容的重要性。我并不指望从那儿会有什么发生。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信。我不想关心。
我用花朵和星星图案的墨水图章装饰好了信纸，把信和照片放进信封，封好口。我没有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地址，因为我不想任何人，包括他，来猜测信是谁写来的。我不希望他还没拆信就把它扔出去。
我想知道他会有多么惊讶。他曾经想起过我吗？
我的同班同学互相讲着他们的父母是怎样认识的，在哈佛，或许在韦德纳图书馆的堆栈里。讲有关何时我们每个人在父亲的眼里变成了宝贝星星以外的什么。我那位古怪朋友约翰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举行了一个聚会，纪念他妈妈受孕怀上他的日子。不过我被受孕怀上涉及到矛盾、伤心、误会以及两个人，我只知道其中一个。那故事里一定会有做爱，可那是我从来没有从妈妈那儿听到的部分。
我上哈佛的第一年，深夜在一间昏暗的宿舍里，人们随着柔美的音乐跳舞，进入了最佳状态。“我父亲也跳这些非洲舞蹈。”阿本娜说，“他看上去很滑稽。”奈伊玛接口说：“我觉得跳舞时，所有的父亲看上去都傻傻的。”其他人模仿着她们父亲笨拙、过时的舞步。他们笑着，而我则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我告诉自己，父亲不想知道我对我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无法接受他对我的否认。他从不知道我。被一个陌生人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