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这张照片下面的那条粗麻淡色宽带子——它的来处，是西班牙南部的哈恩省。
这种带子，完全手工织做的，用来绑在驴子的身上，由驴背绕到驴肚子，中间穿过一个鞍子，给人骑时安稳些，不会滑来滑去。
当我那一年，由撒哈拉沙漠飞去丈夫的舅舅家度假时，吵着舅舅带我去看这种做马鞍、驴鞍的工匠店。舅舅笑着说，这种店铺实在等于没有了，在一般人都开汽车的今天，谁会去养一匹马或驴子来驮东西呢。
禁不起我的纠缠，那个好舅舅带着我到一个又一个酒吧去喝酒，一面喝一面打听什么地方还有这种匠人，半大不小的城里，打听消息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酒吧，在那儿，什么事情都有人晓得，比报纸的广告有效得多。
弯来弯去绕到黄昏，才在一条涂得雪白的长墙角下，找到了一家半开的店铺。说它是个店铺吧，不如说是一家工作室。一个弯着腰的黑衣老人，坐在门口，手中拿着好结实的麻线，不用机器，一针一针在钉这种带子，好似早年的中国人纳布鞋底一般。
我远远的站住了脚，把那白墙、小店和老人，看了个够，却不举照相机。舅舅和我站着看，这个匠人低低的喊了一声：“午安！”
看那墙上挂满了的手工品，想到那位伟大的散文诗作家——璜拉蒙·希美纳斯的那本叫人一读首篇就会哭的书——《灰毛驴与我》，我轻轻的摸过一副皮革的小鞍子，眼前一匹温柔的小毛驴就浮现出来了。
“这副鞍子可不可以卖给我？大概多少钱？”缓缓的问，尽可能的柔和，对待这位老人。说时，一直看他那双粗糙极了的手。
“啊——不卖的，这是今生最后一副了。老了，做不动了。”老人沙哑的说，并不抬头。
“没有人跟您学手艺吧？”我说。
“这个时代？难罗！年轻人学这个做什么？”
“那您收不收我做徒弟？好心的，您收不收？”我蹲在这老人面前轻喊起来，双手扑在他的膝盖上。
老人听不懂似的盯住我，眼神里有一丝强烈的东西一闪，又不见了。接着他将视线投射到我的手上去。
“我的手很细，可是能够训练的，我会吃苦，肯吃苦，也会有耐性，您收不收呀？”还是趴在这位老人面前不肯起来。
舅舅在一旁看戏，他一直笑一直笑，我回过身去，向胖胖的他——呀了一声。
“好啦！起来吧！我们买一条这种带子，就走罗！”舅舅说。
老人拿下了照片中这条带子，没有叫我付钱，一定不肯收钱，说要送给我。
“我——”我说不出什么话来。
“在这种时代，还有你这么爱手工的人，就算做个朋友吧！钱！算什么鬼东西，呸！”老人说着说着，把一口芋草给呸了出来。
那个晚上，我的丈夫也来到了舅舅家，来接我同去马德里。把这条带子给他看，又讲起那副漂亮得令人心痛的马鞍，这一回轮到丈夫喊了：“明天再去问他收不收徒弟，我们两个一起去学，免得这种手艺失传了。”
同一张照片上摆着的一条皮带，是我在撒哈拉沙漠中闲时无聊做的手工。原先买来的本是一条宽皮带，边上有着花纹。后来闲着不忙，心里不舒服，就托人去西班牙本土买了好大一包打皮鞋洞的铜扣，把这条皮带打出了好多小洞洞。那个皮带铜扣，是先做木头的模，再差上铜片，把花纹打出来的，这个，是丈夫的手工。
做好了皮带之后，没怎么用它，也没有丢掉。许多年也就过去了。
有一日，我的邻居送来一个好大的牛铃，是他以前在瑞士时存下的东西。十分宝爱这件礼物，东摆摆，西放放，家中总也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角落给它。
就在一个深夜里，翻箱子，翻出了那条当年手做的老皮带，这时灵机一动，跑到车房中去找工具，把皮带环的一边卷过牛铃，成了一副带子。这副带子顺手一挂挂在书架上，就成了一个好画面。
这一回，照片上的东西都跟着我飘洋过海的回到了台湾，它们好似整个世界的融合，在我小小的屋子里，诉说着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那份平和之爱。
我的宝贝双鱼
深夜的街道斜斜的往上通，她的摊子有一支蜡烛在风里晃。天冷，地势海拔四千公尺，总是冷的，尤其在夜里。我停下来买一条煎鱼，鱼是煎好的，放在报纸下面，印第安女人很自然的要将鱼放回到油锅内再热给我。看到地上纸盒子里还睡着一个娃娃，不忍她为了我一点小生意再麻烦，再说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当时是要戒严的，我催着她要付钱，说冷鱼也很好吃，快卖了给我收收摊子回去吧！那个女人仍然要给我煎，一面下锅一面问我几点了，我告诉她，她起身紧了一紧披风，急着收摊子背娃佳，就在那时候，我发现她的身上、胸口，晃动着两只银色的鱼，是晃动的，好似在游着一般闪闪发光。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摸。“你卖不卖这对鱼？”问着自己先脸红了。那女人愣了一下，怕我反悔似的急急的说：“卖的，卖！”唉，我是个讨厌的人，利用了别人小小的贫穷。我们双方都说不出这双银鱼该付多少钱才好，对着微笑，都很不好意思，最后我说了价，问她够不够，她急忙点头怕我要反悔，急着将银鱼从自己身上拿下来，鱼下来了，夜风一吹，吹掉了她没有别针的披风。
“我还有老东西。”她说，要我第二天去街上找她，我去了，第二天晚上，她给了我照片下面的两副红石头的耳环，也是我出的价，她猛点头。拿下了她的家当，有好一阵心里不平安，将耳环用手帕包了又解，解了又包，好几年来，这个女人的身影和她的摊子，还有那个婴儿，一直在我的心里参杂着一份内疚不能退去。我想，再过几年如果回去拉巴斯，我要将这几样东西送回给那个女人，毕竟，这是她心爱的。
刻进去的生命
有一年，我从欧洲回到台湾去，要去三个月，结果两个月满了母亲就要赶我走，说留下丈夫一个人在远方太寂寞了。我先生没有说他寂寞，当他再见我的时候。
小小的房子里，做了好多格书架，一只细细木条编的鸟笼，许多新栽的盆景，洗得发亮的地，还有新铺的房顶，全是我回台后家里多出来的东西。然后，发现了墙上的铜盘。
照片里的铜盘放横了。如果细细去找，可以发现上面有字，有人的名字，有潜水训练班的名字，有船上的锚，有潜水用的蛙鞋，还有一条海豚。
这是去五金店买铜片，放在一边。再去木材店买木材，在木板上用刀细心刻出凹凸的鱼啦锚啦名字啦蛙鞋啦等东西，成为一个模子。然后将铜片放在刻好的木块上，轻轻敲打，轻轻的敲上几千下，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浮塑便出来了，将铜片割成圆的，成了盘子。
我爱这两块牌子——一个不太说话的男人在盘子上诉尽了他的爱情，对海的还有对人的。
我猜，当我不在先生身边的时候，他是寂寞的。
第一条项链
在我出国的时候，母亲给过我一条细细的金链子，下面挂了一个小小的“福”字，算做保护和祝福女儿的纪念品。
我个人喜欢比较粗犷的饰物，对于那条细链子，只是因为情感的因素将它当心的包扎起来，平日是不挂的。所以它成了母爱的代名词，不算我自己所要的项链。
照片中这一串经常被我所挂的首饰，是结婚当天，被一个沙漠妇人送到家里来卖给我的。这个故事曾经刊在《俏》杂志上，在此不再重复。想再说一遍的是：首饰送来时只有中间那一块银子，其他的部份，是先生用脚踏车的零件为我装饰的。至于那两颗琉璃珠子是沙漠小店中去配来的。
我将这条项链当成了生命中的一部份，尤其在先生过世之后，几乎每天挂着它。
这个故事因而有了续篇。
在一个深夜里，大约十一点钟吧，胡茵梦跑来找我，说有一个通灵的异人——石朝霖教授，正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谈些超心理的话语，叫我一起去。因为石教授住在台中，来一次台北并不简单，要见到他很难的。
当茵茵和我赶去那位朋友家时，那个客厅已经挤满了大批的人群，我们只有挤在一角，就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当然，在那种场合，根本谈不上介绍了，因为人太多。
石教授所讲的不是怪力乱神的话语。他在讲“宇宙和磁场”。
等到石教授讲完了话之后，在座的朋友纷纷将自己身上佩戴的古玉或新玉传了上去，请石教授看看那件东西挂了对身心有什么作用，因为涉及到磁场问题。
有些人的配件递上去，石教授极谦虚的摸了一摸，很平淡的讲：“很纯净，可以挂。”有些陪葬的古玉被石教授摸过，他也是轻描淡写的说：“不要再挂了。”并不是很夸张的语气。当时，我坐在很远的地板上，我解下了身上这条项链，请人传上去给石教授。
当他拿到这块银牌子时，没有立即说话，又将反面也看了一下，说：“很古老的东西了。”我想，不过两百年吧，不算老。比起家中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腓尼基人宝瓶，它实在算不上老。
我等着石教授再说什么，他拿着那条项链的神色，突然有着一种极微妙的变化，好似有一丝悲悯由他心中掠过，而我，很直接的看进了他那善良的心去，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而已。
大家都在等石教授讲话，他说：“这条项链不好说。”我讲：“石教授，请你明讲，没有关系的。”
他沉吟了一会儿，才对我讲：“你是个天生通灵的人，就像个强力天线一样，身体情形太单薄，还是不要弄那些事情了。”
当时，石教授绝对不认识我的，在场数十个人，他就挑我出来讲。我拚命点头，说绝对不会刻意去通灵。那这才讲了项链。
石教授说：“这串项链里面，锁进了太多的眼泪，里面凝聚着一个爱情故事，对不对？”
我重重一点头，就将身子趴到膝盖上去。
散会的时候，石教授问茵茵：“你的朋友是谁？”茵茵说：“是三毛呀！那个写故事的人嘛！”
石教授表明他以前没有听过我。
那条被他说中了的项链，被我搁下了两三年，在倒吞眼泪的那几年里，就没有再去看它。
这一年，又开始戴了。我想，因为心情不再相同，这条项链的磁场必然会改变，因我正在开开心心的爱着它，带着往日快乐的回忆好好的活下去。
天衣无缝
朋友常常笑我，说我的家等于卡夫卡书中的“城堡”，轻易不请人去，可说永远也不给人进去，总结一句话：“管得好紧。”
每听这种话，总是笑着说：“嗳，没有碗给你们吃饭呀！”
等到有一次由民生东路的房子移到现在定居的家来时，搬家工人对我说：“小姐，你的碗怎么那么多呀？才一个人。”方才发觉，自己的碗盘实在太多了，如果客人肯用这种粗碗吃饭，请上十几二十个人根本没有问题。
奇怪的是，一直把这些东西看成宝贝，反而忽略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这就失之太痴，也不合自然。
后来家居生活中，开始用这种老碗装菜装做，每用到它们，心里会对自己说：“真奢侈。”那种碗，最好不放白米，加些番薯签进去煮来盛，可能更富田园风味。
就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想到小摊子上的肉羹面线，深夜里捧了这个大碗，穿一双木屐，把整条安静的巷子踏出卡卡、卡卡的回音，跑到好远的夜市去买面。当我把这种大花碗递给老板娘时，她笑着说：“呀唷！小姐，我这保丽龙做的碗没有细菌啦，你这种古早碗，看起来就怕死人呢。”
我捧着那碗冒着热气的面线，又一路卡卡、卡卡的走回来。那条巷子，因为加添了这唯一的拖板声，反而更加衬出它的寂静。
照片中的左上方那个蓝花大碗，是在淡水的锅碗店里找到的。那家店陈设的气派很大，由里而外，放满了各色各样的食具——都是现代的。幸好那位老板娘大发慈心，也具文化水准，沟通起来又快又干脆。她，蹲在柜子底下拚命的替我翻，翻出了十几个同样的老碗来。说是同样的并不精确，当年，那些花彩可是手绘的，看似相同，其实细看上去，又没有一只是一样的。也因为这十几个老碗，使我和这家人做了朋友，每去淡水，必然去打个招呼，问候一声才走。
有趣的是，有一年回国，跑到台南新营去看朋友，朋友问我想看什么景色，我说——要看最老的锅碗店，风景不必了。
右下方那一个平平的盘子，就在新营的老店里被朋友和我翻箱倒柜似的大搜索之下，出现了。不是一个，是一叠。
回到台北，把这两组粗陶放在一起，突然发觉它们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一套。
有那么偶尔的一次，一个女友来我家中做采访，我把这种碗里放满了冰块出来，请她在红茶中加冰。这个女友，看见那个碗，大大的羡慕了我一场，临走时，她说：“如果我结婚，什么礼物都不必送，就给我这一套碗和盘。”当时爱友心切，很希望她快快找到归宿，就说：“那你去进行呀！你结婚，就送了。”
自此以后，每次跟这位朋友打电话，总是探问她有没有好消息。朋友说：“咦！我不急，你急什么？”
我哪里是急什么别人的婚礼呢。所担心的是，那个女友一旦找到了饭票时，这套碗可得立即送去给她装饭呀！
老别针
双鱼左下方的一个大别针来源得自一场争执，老妈妈在市场坐着晒太阳织毛袜子，我经过，拍了一张她的照片。老妈妈反应快，去叫着骂人，被骂了，我一直道歉，不敢走，那是在秘鲁的古城“古斯哥”火车站前的市场里，她叫我买一双毛袜子做赔偿——照片费，我看那些袜子尺寸都太大了，不肯买，双方都有气，又是笑着骂着气着的，一看她的身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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