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西在婚后的第六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因为我们永远不告别。
这副头骨，就是死也不给人的，就请它陪着我，在奔向彼岸的时候，一同去赴一个久等了的约会吧。
第一个奴隶
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照片中明明是一个双面鼓，怎么把它混错了，写成了一个人呢。
鼓的由来是这样的：
有一回先生和我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开了车远离沙漠的小城——阿雍，跑到两三百里外的荒野里去露营。沙漠的风景并不单调，一样有高山、沙丘、绿洲、深谷。
在这些景色里，唯一相同的东西就是成千上兆的沙子。
我们每回出游，必然在行李中放些吃不死人的普通药品和面粉、白糖这些东西。这并不为了自己，而是事先为了途中可能经过的沙漠居民而备的——因为他们需要。
就在我们扎营起火的那个黄昏，一个撒哈拉威人不知由哪里冒出来的，站在火光的圈圈之外凝视着我们。与我们同去的西班牙女友很没见识，荒野里看到阿拉伯人就尖叫起来了。
为了表示我们并没有排斥这个陌生人的来临，我打了一下那个张大了眼睛还叫个不停的黛娥一下，丢了锅子快速的向来人迎了上去。那时候荷西也跟上来了，拉着我的手。那个撒哈拉威人不会说太完整的西班牙话，我们讲单字，也讲懂了——他想要一些我们吃剩的东西。
知道了来意，我赶快拉他去汽车后车箱给他看，指着一袋面粉和一小袋白糖及药品，说都是给他的。可——是，因为步行太累了，第二日早晨我们拔营之后可以开车替他送去，请这个撒哈拉威人先回去吧，明早再来。
第二天早晨，才起来呢，那个昨日来过的人像只鹰似的蹲在一块大石头上。
先生和我拔了营就要跟去那个人的家——当然是一个帐篷。一般城外的人都那么住的。
女友黛娥死也不肯去，我们不敢在大漠里把两辆车分开——因为那太危险，就强迫黛娥和她的先生非去不可。他们也不敢跟我们分开，勉强跟去了。
那个撒哈拉威人说是住得并不远，车子开了好久好久才看到一个孤零零的帐篷立在沙地上。我心里很同情这位步行来的人，他必然在太阳上升以前就开始往我们走来了。“那么远，你昨天怎么知道有人来了？”我问他。“我就是知道啦！”他说。我猜他是看烟尘的。沙漠人有他们过人的灵敏和直觉，毕竟这片土地是他们的。
到了那个千疮百补的大帐篷时，女人都羞得立即蒙上了脸，小孩子有三、四个，我一近他们，他们就哗一下又叫又笑的逃开，我一静，他们又聚上来。实在是不懂，这一家人——就只一家人，住在这荒郊野地里做什么？
当时，西属撒哈拉的原住民族，是可以拿补助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工作，西班牙政府补助他们九千元西币，在当时相当于四千台币左右。用这份补助，买水、面粉是足够了，至于要吃什么肉，只好杀自己的羊或骆驼了。我们去的那个帐篷没有骆驼，只有一小群瘦极了的羊，半死不活的呆站着。
去了帐篷，我们搬下了白糖和面粉、药。而那时候，一个穿着袍子的黑人正开始起火——用拾来的干树枝，起火烧茶待客。他们有一个汽油桶装的水，很当心的拿了一杓出来。喝茶时，荷西和我的眼圈上立刻被叮满了金头大苍蝇。黛娥用草帽蒙住头。我们，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很快跑到女人堆里去了，那个回教徒，三个太太加一位老母亲，都住在一起。
“外面那个黑人是谁？”我问。
女人们听不懂我的话，推来推去的笑个不停。一般阿拉伯人肤色接近浅浅的棕色，并不是黑的。
那一天，我们喝完了茶，就告辞回家了，走之前，黛娥他们车内还有半盒子的鸡蛋、几颗洋葱，我们尽己所有的，都留下了才去。
这件事情，很普遍，事后也就忘了。
过了十几天以后，晚上有人敲门，我跑去开门，门外就站着那个帐篷中相遇过的人，夜色里，跟着一个穿袍子的黑人；那个烧茶水的。
我大喊了一声：“荷——西——来——”
那个人对我们夫妇说，要送给我们一个奴——隶，说着往身后那个高大的黑人一指。
我们拚命拒绝，说家太小，也没有钱再养一个人，更不肯养奴隶，请他不要为难我们，这太可怕了。
那个主人不肯，一定要送。又说：“叫他睡在天台上好了，一天一个面包就可以养活了。”
我拉过那个黑人袖子，把他拉到灯下来看了一看，问他：“你，要不要自由？如果我们先收了你，再放了你，就自由了。要不要？”
那个奴隶很聪明，他完全明白我的话，等到我说要放他自由，他吓坏了，一直拉住主人的袖子，口里说：“不、不、不……”
“你给他自由，叫他到哪里去？”主人说。
“那你还是把他带回去吧！我们这种礼物是绝不收的。”我喊着，往荷西背后躲。
“不收？”“真的不能收，太贵重了。”
“那我另外给你们一样东西。”主人说。
“只要不是人，都可以。”我说。
那个送奴隶的人弯下身去，在一个面粉口袋中掏，掏出来的就是照片中那只羊皮鼓。
这个东西，使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它不是个活人。以后我们在家就叫这只鼓——“奴隶”。
搬家到加纳利群岛去时，我们打扮房子，我站着指点荷西：“对，把那个奴隶再移左边一点，斜斜的摆，对了，这样奴隶比较好看……”
在一旁听的邻居，一头雾水，头上冒出好多问号来，像漫画人物一般——好看。
你的那双眼睛
一九八二年冬天，经过北极，转飞温哥华，经过温哥华，抵达了大约生存着一千两百万人口的墨西哥城。
初抵墨西哥的大都会，又可以讲西班牙语，心情上欢喜得发狂，因为不须再用英语了。
对于某些女人来说，墨西哥风味的衣饰可能完全不能适合于她们。可是在台湾，就齐豫和我来说，这对民族风味的东西，好似是为我们定做的一样。
抵达墨西哥，不过是一场长程旅行的首站，以后全部中南美洲都得慢慢去走。而我，身为一个女人，完全忘掉了这场长途旅行绝对不可以犯的禁忌，就是买东西。
当我走在墨西哥城内所谓的“玫瑰区”时，被那些披风、衬衫、裙子、毡子弄得发狂，一心只想尽可能的买个够，至于能不能带着走，谁又去想它呢。
于是，我在挂着布料的小摊子之间穿梭，好似梦游一般东摸摸、西探探，迷惑在全然的幸福里。这种滋味，在一般百货公司陈列的衣物中，是找不到的。
好在买的衣物不是棉的就是麻的，它们可以折成很小，也耐得住绉。买了一大包东西，不死心，再跑到帘子后面去试一件衬衫。当我穿好衣服，拉开布幔，跑去照镜子的时候，一双深奥含悲的大眼睛，从镜子里注视着我。
我转身，看见了那个专卖铜器的摊位，在那摊位边，坐着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年。我盯住他看，眼神交错了一下，彼此笑了笑，可是即使是微笑着，那个少年的黑眼睛里，还是藏着深悲。
他的摊子，完全没有一个人驻脚。
看了一下那堆铜器，打量了一下它们的体积。计算了一下行李的空间，这，就狠心不去看他了。不行，再怎么美吧，也不能买。太占地方了，除非把刚刚买下的衣服全都丢掉。少年的那双眼神，在那半年艰苦的中南美之旅中，没有释放过我。只因没有买下那个摊子上的铜器，使我背负了那么重的歉疚感一站一站的走下去。
半年之后，旅行已到尾声，重新回到墨西哥城去转机回台。我发觉，如果咬一咬牙，手提行李还可以再加一两样东西。就这么欢天喜地的往“玫瑰区”奔去。半年了，那个摊子还在，那双少年的眼睛，一样含悲。
我挑了两只紫铜的壶，没有讲价，快快的把钱交给这个少年。那时，我的心，终于得到了一点点自由。我走了，走时，忍不住回过头去，再看他一次。这一回，他的那双眼睛，仍然躲着一种悲伤，于是我想，他的哀愁，和买卖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因为这一回头，反而更难过了。
我的宝贝锁
这种中国的饰物带着“拴命”的意思，孩子生下来给个小锁戴上，那么谁也取不去心肝宝贝的命了。不想它的象征意义戴着还算好玩，稍一多想，就觉得四周全是张牙舞爪小鬼妖魔等着伺机索命。这种时候，万一晚上睡觉时拿下锁来，心里必定发毛。
是去台北光华商场看人家开标卖玉的，这非常有趣，尤其是细看那些专心买物、低声交谈的一桌人，还有冬夜里灯下的玉。
看了好一会，没取下标，传递中的玉又使我联想到“宝玉”“黛玉”、“妙玉”、“玉色大蝴蝶”……欲欲欲欲……。
结果心血来潮在一家店里买下了三个银锁，一个给了心爱的学生印可，两个跟着自己。左边那只锁上方两边转进中间去的地方，勾得尖锐了些，兵器的感觉重；右边那个比较小，可是淳厚。
都没有戴过，无论是锁或是已有的三块玉。将它们放在盆子里，偶尔把玩。其实，是更爱玉的，它们是另一种东西了，那真是不同的。
笼子里的小丑
很多朋友看见我专收瓷脸做成的娃娃，总是不喜欢。他们说：“阳气那么重，看上去好似有灵魂躲在里面一样，根本不可爱，看了就是怕的感觉。”
真的，布脸娃娃是比较可亲的，可是瓷脸人偶的那份灵气，在布娃娃身上是找不到的。虽然我也觉得瓷脸人偶的表情甚而接近戏剧，那份怕的感觉我也有过联想，可是偏偏去收集它们。一共有三十八个。
这一个瓷人精品，有一位女朋友忍痛割爱给我的，她是一位画家，我们专爱这种尖锐美的面具、人形，放在房中小孩子来了都不肯近门，我知道孩子们不喜欢那种第六感。
瓷人放在台湾的家中很久，没有一个角落配得上它，因为它太冷。我只好把它放在盒子里了。
好几年以后，去了一趟竹山，在那一家又一家艺品店中，看来看去都没有合意的东西。虽然竹子不俗，可是竹子做出来的手工艺总是透着一点匠气，是设计上的问题，和竹子本身无关的。
就在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落里，看见了一个朱红的鸟笼，我立刻喜欢上了那份颜色和线条，也不还价，提了它就走。事实上，我不爱什么动物，除了马和流浪的野狗之外，其他的动物都不太喜欢，也只是个养植物的人。
回到台湾来的日子，总是挤着过，悠闲的生活在这儿没有可能。在这儿，忍受被打扰的滋味就好似上了枷锁的人一样，只活在每天的记事簿上，就怕忘了那天给了人什么承诺。有一次拒绝了别人的要求，对方在电话里很无礼的嘲讽了我几句，啪一下挂了。
并没有因此不快，偏偏灵感突然而来，翻出盒子里的瓷人——那个小丑，拿出鸟笼，打开门，把这个“我”硬给塞进笼子里去。姿势是挣扎的，一半在笼内，一半在笼外。关进了小丑，心里说不出有多么畅快——叫它替我去受罪。“你怎么把人放在笼子里呢？快快拿出来，看了怕死了。”我的一个朋友进了我家就喊起来。
我不拿。
“风水不好，难怪你老是生病。”又说。
我还是不拿。
以后许多人问过我这小丑的事情，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你的一生，就不是生活在笼子里吗？偶尔半个身子爬了出来，还算幸运的呢。”
心里本来没有感触的人，听了这句话，都会一愣，接着而来的表情，就露出了辛酸。
这样偶尔的整人，成了我生活中一种不算恶意的玩笑。看了这张照片上——你，你在笼子里的什么地方呢？
第一匹白马
白马不是一辆吉普车，只是一辆普通的小型汽车。吉普车是每一个沙漠居民的美梦，可是太贵了。
我们——先生和我，不喜欢分期付款，因此缩衣节食的省哪——省出来一辆最平民化的汽车钱。指定要白色的，订了一个月不到，汽车飘洋过海的来了。
沙漠的白天，气温高过五十度以上，车子没有库房，就只有给它晒着。等到下午由我开车去接先生下班时，得先把坐垫上放一小块席子，方向盘用冷水浸过的抹布包住，这才上路。
回想起来，也是够疯的了，就用这辆不合适沙漠情况的车子，三年中，跑了近十八万公里的路。有一回，从西属撒哈拉横着往右上方开，一直开到“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去。
又有一次，把车子往沙漠地图下方开，穿过“茅乌尼它尼亚”一直开到“达荷美”；而今称为贝林共和国的地方才停止。
这辆车子——我们叫它“马儿”的，性能好得教人对它感激涕零。它从来不在沙漠中赖皮。无论怎么样的路况，总也很合作的飞驰过去。
就算是四个轮子都陷在沙里了，我们铺上木板，加上毯子，用力一发动，白马就勇敢的跳出来。马儿吃的汽油少，而且从不生病。
到了后来，沙漠的强风，夹带着沙子，天天吹打着驾驶人要看路的那块玻璃。将玻璃打成毛沙的了。
“白马眼睛毛啦！”我对先生说。
那时候我们已经住在没有沙尘的岛上了。
也舍不得换那片玻璃，将它当成了一场美丽生活的回忆。我们就在岛上迷迷糊糊的开着它，直到有一天，邻居说要买一辆旧车给大儿子去开。他，看中了我们的。
我舍不得，虽然开出的价格十分引诱人。
“换啦！”荷西说。我看看他，不讲话。
“都那么多公里了，还不换，以后再也没有人出这种价格了。”
我终于答应了，看了一辆新车，又是白色的。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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