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同①。
可见司马昭是一位智勇兼备，特别是以谋略见长的军事家。司马昭迅速平定淮南之乱，不仅巩固了司马氏集团的统治，而且使人民免遭兵灾战祸，其功绩应予肯定。
三、灭蜀，为统一全国奠定基础。
司马昭“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晋书》卷二《文帝纪》。，积极准备消灭蜀、吴，统一天下。对司马昭来说，统一天下的关键是消灭蜀国。蜀虽偏据西南一隅，军事、经济力量均不如曹魏，然而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前期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治国，他内修农战，严明法令，外伐曹魏，以攻为守。故蜀汉乃曹魏之劲敌，当诸葛亮北伐中原之时，连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司马懿也“畏蜀如虎”，“闭军固垒，莫敢争锋”。《晋书》卷一《宣帝纪》制曰。但自诸葛亮死后，蜀汉国力日趋衰落。姜维对魏连年用兵，败多胜少；刘禅不理朝政，昏庸无能，以致“蜀人愁苦”，“百姓疲弊”《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与蜀汉情况相反，司马氏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比较清明，而且大力推行军事屯田，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不仅洛阳地区垦田增多，而且边缘地区荒田亦被开垦。淮河流域到司马懿执政时已是“仓庾相望”，关中地区到司马师掌权时已有大批余粮，这就为司马氏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敢不敢于发动战略进攻，趁蜀汉衰弱之际，发兵消灭之呢？曹魏朝廷中很多人没有看出灭蜀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对蜀汉军事力量估计过高，又认为巴蜀天险难以逾越，故“朝臣多以为不可”伐蜀。《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甚至连名将邓艾也“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同上。。但司马昭力排众议，他知己知彼，洞悉局势，看出蜀汉已是“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同上。。在对吴、蜀二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地形、气候条件作出全面分析后，他及时把握战机，制订了先灭蜀后平吴的战略计划。其部署是“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晋书》卷二《文帝纪》。。可见司马昭对伐蜀战役，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3）
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司马昭又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来迷惑吴、蜀二国。他下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这就使孙吴不敢轻举妄动，发兵救蜀。公元263年，司马昭派智勇双全、善于用兵的大将钟会和邓艾率兵伐蜀。魏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按照司马昭的战略步骤。结果姜维被邓艾牵制在汉中，钟会就乘机“出其空虚之地”，一举攻克蜀汉战略要地——汉中。接着，魏军势如破竹，直逼成都。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汉这时“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晋书》卷二《文帝纪》。，朝野上下一片慌乱。最后刘禅投降于邓艾，蜀汉至此灭亡。
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一举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注引《袁子》。。这是因为他看准了形势，及时组织了战略进攻，故取得了胜利。正如吴人张悌所分析的，“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疲，兢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传》。。事实证明，张悌的这个评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何来评价司马昭的灭蜀战争呢？我认为三国鼎峙虽较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要好些，但三国之间干戈不止，天下无一日之宁，这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所以当邓艾兵“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蜀汉统治者虽欲抵抗，但人民都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的割据局面。由此可见，要求统一不仅是司马氏集团的愿望，同时也是人民的迫切要求。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司马昭灭蜀是继承了曹操的事业，它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为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但是，过去有些论者对司马昭的灭蜀功绩评价不高。他们分析三国统一的原因，往往比较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吴、蜀，这就为统一创造了条件。其实客观条件即使已经具备，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积极作用，统一还是不能实现。例如，战国后期尽管秦对东方六国已占绝对优势，但如果不出现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统一进程也势必延缓。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昭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也是不可能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综观三国历史，习氏的这一见解确是中的之论。
四、迅速平定钟会的叛乱，防止蜀地的重新割据。
钟会伐蜀成功后，“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面对钟会叛乱的严重局势，司马昭毫不惊慌。他对此事其实早有估计。早在司马昭遣钟会伐蜀时，谋士邵悌“言于帝曰：钟会难信，不可令行”《晋书》卷二《文帝纪》。，建议司马昭另选伐蜀元帅。司马昭答道：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同②。
可见司马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已把钟会控制于手掌之中。当钟会除掉邓艾后，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昭对他十分信任。但这时司马昭已亲自率军十万屯驻长安，并令中护军贾充领军入斜谷，随时准备镇压钟会的叛乱。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4）
钟会发觉司马昭对他已有防范，慌忙诈传郭太后遗诏，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其部将都不愿随他作乱，钟会只得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严兵围困欲尽杀之”。不料其谋泄漏，魏兵得知情况，起兵攻打钟会，钟会措手不及，和姜维一起被杀。这场叛乱遂以失败而告终。
钟会起兵反对司马昭，其性质虽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钟会的打算是“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如其谋一旦得逞，势必重建割据政权，分裂局面又将延续。但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亡之后，遗民宁肯归于晋，也不会拥护钟会再行割据。北方将士各自思归，更不会随他留在蜀中。所以钟会作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由于国家长期分裂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统一确实是人心所向，司马昭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这场叛乱，稳定了蜀中的局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的。
五、实施正确的治蜀政策。
司马昭平蜀以后，面临如何治蜀的问题。因为蜀汉政权虽遭覆灭，但益州地主集团尚有相当的力量；而且此时蜀之南中、巴东等地还在继续抵抗，不肯降服。“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非步卒所涉，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注引“孙盛曰”。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昭懂得如果单纯使用武力，采取军事压服手段，并不能迅速消灭蜀汉残余势力。因此他根据蜀中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巩固他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首先是缓和蜀地的社会矛盾。蜀中百姓在刘禅统治下，赋役负担极其沉重，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战士”，七家民户养活一个“吏”，这样沉重的剥削，当然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司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以苏民困。他还“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用经济上的优待政策，鼓励益州士民迁徙到中原地区去。
其次，为了防范蜀汉政府卵翼下的残余势力在益州东山再起，同时也为了满足益州土著集团驱逐外来势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中原地区，给他们官做，有的还赐以爵位，如“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势力已随着蜀汉的灭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颇思蜀否？”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此事诚然确实反映了刘禅昏庸驽下，忘掉了亡国之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有“乐不思蜀”之谓。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5）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司马氏凭借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终于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治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马氏、曹氏集团优劣论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