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麻疯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着护士。
“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着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
大胡子与我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一个一个的送掉了。
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一样都没经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竟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当时他头也不抬的说：“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细的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一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只是两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帐，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她不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来，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再的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一个像‘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一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打不出来。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一件旧夹克，太太一顶叫花子呢帽，两人进了旅馆，总很客气的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双人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