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拍摄全都是在实景拍。故宫，颐和园，慈禧当年垂帘听政的养心殿，还有西太后的陵墓东陵……全都为我们开放。
我手上拿的扇子，我屁股下的座位，脚踩的凤在上龙在下的丹墀，全都是价值连城的真品。由于是祖国的文物，制片主任时时提醒大家要分外小心。
一次我拍一个慈禧大怒拍案而起的镜头，我自己设计的动作是先拍案再说台词：“我要八百里廷寄押他回京！”然后站起，走出画面。开拍前试了几次没什么问题，定位置走得准是我向来的优势。
正式开拍了。按往常的惯例，打板，导演喊：“开始！”我等机器空跑两秒钟稳定转速，然后集中精力，拍案，讲话，站起，走出画……突然全场一齐大喊，我不由得站住四处乱瞧，随着我头的转动大家又一起乱叫。我吓得赶紧不动，僵立在原地。
原来是我头上的簪子挂住了宫灯的红穗子，宫灯已经摇摇欲坠，灰尘已经纷纷下落，只要我一动，那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宝就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我站在那里，把脖子冻结。手顺着头饰一点一点地往上摸，这时跑上来场记，才帮我把那纠缠不清的红穗子解了下来，我已大汗淋漓。
现在我们在避暑山庄拍戏，仍然是同样的情况。我坐的椅子，御榻，用的扇子，茶几，全是当年皇帝们用的真品。再加上是我演慈禧，避暑山庄里每天围观的人成群结队，维持现场秩序的安定是摄制组最头疼的事情。在每个镜头开拍之前我们必须全体大喊：“安静！安静！安静！”还得派出固定的人员把走进镜头范围内的人赶开，在混乱中抢拍。
这一天是个星期天。人群特别拥挤。像往常一样，组里每个人都在喊着：“别说话！安静！请协助一下！”剧务们心烦意乱地赶着不停地往前拥的人群。喊了、赶了好长时间没有什么效果，要拍的镜头一直拍不成。
我努力在乱中求静，保持自己良好的心境。因为拍的是少女慈禧勾引皇上的一段戏，我必须旁若无人，把眼前的一棵树——现在也看不见树，只看得见笑嘻嘻盯着我看的眼睛，我必须把眼前的一个人当成皇帝的脸并且对他转盼流光，表演出万种风情。
灯光已打亮快十分钟，人群仍然不能散开，平均每几秒钟会冲进一两个人来站在面前、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那样看上我一阵，再哈哈大笑着回到人群里。
我的血开始往上涌，我感到我马上要失去拍戏的心情，于是恼羞成怒地回头大喊一声：“安静！”我愤怒的叫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人群的哄堂大笑。在我气得头昏眼花的同时，晃过一个熟悉的身影，赶紧回头一看：是陈国军！他正帮着维持秩序，同时冲着我一笑。
在赶快拍完这几个镜头后我到了他的身边。当然没忘了假惺惺地把他介绍给大家：“这是长影演员，我们合作过《心灵深处》，现在他拍戏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马上就要走的。”接着我们立即攀谈起来。
原来是他接到电报后立即去请假，可是剧团领导由于风闻他与我的关系又在离婚对他已有了怀疑。当他终于请到假赶来时，我已经离开北京了。我问他以什么理由请的假？他说母亲病危。他父母在佳木斯，倒是一个好的借口，不过说母亲病危不大吉利，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下午他假装离开我们去了别处。晚上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来到我的房间。在部队他是侦察兵，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才华。这个才华，在我后来与他离婚时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在约定时间他会在窗户外面吹口哨，吹的是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大坂城的姑娘》，这首歌在长影拍戏时他常常唱，尤其是其中“要是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这句歌词，每当看到我时总是一再重复。他在窗下吹口哨也吹的是这一句。于是我把左边窗户打开表示屋里没人，过十分钟他就可以进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先去化装，等我们出发以后他再想办法离开。然后在拍摄现场他假装从外面再赶来，站在那里一直陪我拍戏到天黑。
两三天过去了。在现场我们之间一颦一笑的交流已让摄制组的人看穿了秘密。顺藤摸瓜当然他们开始想到其实那个每天陪我拍戏的“小胡子”（因他留着胡子，大家都叫他“小胡子”）每晚是住在我的房间。
本来我是戏里的绝对主角，又是女演员，又是单身，已分外招眼，这种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本来就惹人议论，并且人们议论起来乐此不疲还正好点缀了摄制组单调的生活。
我的房间开始不停地有人来。有时要拿东西有时与我聊天找各种借口进来看看。经常在我这里上厕所看看有没有人藏在里面，来来去去人次多了，索性我把厕所门打开让他们一览无遗。
不过我心里还是紧张。不是紧张别的，而是紧张陈国军还是别人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儿子的父亲。
为了事情的进展顺利绝对不能公开我们的事。一旦传出去传回长影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这只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但我们还是费尽了心机，陈国军为此也吃尽了苦头。几次他正在房间里就响起了敲门声，陈国军只有立即藏起来只不过不是藏在卫生间而是藏在大衣橱里。记得有一次制片主任进来东看西看，我一直为柜子里不时发出的轻微嘎嘎声汗如雨下，我看得出主任明显感觉到柜子有问题，只不过不好意思当我面打开，只好悻悻而去。
好不容易等他走后我们立即改变方针，下一次来了人我故意把柜橱打开拿衣服，而实际上人是爬在墙上小窗口里修理下水道的梯子上。
我们开始探讨他离婚的策略及可能性。我了解到最大的困难是他的儿子。
第四章第26节 深深的歉疚
陈国军是东北人。东北人的重男轻女全国闻名。他们讨厌女儿，不要女儿，“一个闺女半个贼”这句话就是东北的俗语。而东北的女儿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出嫁前出嫁后在思想里都以夫家为家，一心向着婆婆，时常将娘家的东西搬到夫家确实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说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媳妇就是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得来的。
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节目叫“双回门”，是写夫妻在春节大年初一双双回门的风俗，我一直看不懂。后来才弄清楚东北的闺女出嫁以后按规矩大年三十不许回去，只有初一才可以回娘家。恐怕是图个吉利，怕女儿离婚吧。
在东北的家庭里，假如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儿子那这个母亲就十分自豪，单凭这一点足可以立于左邻右舍之林面趾高气扬。假如生的全是女儿则不好意思抬头，见人矮三分。产妇生产，生了儿子放鞭炮告知大家，贺喜的、讨红蛋吃的门庭若市。要是生的是女儿则堰旗息鼓，不敢声张，婆婆公公给脸子瞧，产妇要哭也不能哭出声。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就亲眼见过一桩事：一个东北农村的媳妇，因为头胎生了女儿，在公婆丈夫的压力及自己的强烈意愿下怀了第二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只许生一个不许生第二个，怕公社不让生，于是偷偷回娘家石家庄去生。
那一天是冬季，窗外大雪纷飞，媳妇由婆婆陪着，上车时已大腹便便。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婆媳俩都挺着。
车快到石家庄突然阵痛发作，孩子已经等不及生了出来。产妇抱着孩子，脐带还在肚子里硬从四车厢走到有广播室的十一车厢，红腥腥的鲜血流了一路。列车员一边广播、一边采取措施，等医生到来剪断了脐带简单作了处理，列车上再为她们安排了一个卧铺。
我看见那位媳妇脸色苍白眼含泪水躺在卧铺上，由于生的还是女儿那位婆婆铁青着脸。不多时到了石家庄车站，婆媳俩冒着大雪抱着新生儿走出了大门……
这个故事直到我现在写这件事时仍然激动得心里发颤。也就是它使我当初深深理解了陈国军的儿子在他父母心目中的分量。
陈国军的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几个媳妇生的都是女儿，只有老大生了一个儿子。后来陈国军有了儿子，父母亲及全家欣喜若狂，于是这个儿子从满月起就由爷爷奶奶亲手带大，是两位老人的命根子。母以子贵，陈国军的爱人赵雅珉受到全家的爱戴，一离婚赵雅珉作为母亲当然要孩子，那就等于要了陈国军父母的半条命。过去在长春如果赵雅珉出外景，儿子就去爷爷奶奶家，赵雅珉回来，爷爷奶奶哥哥嫂嫂便集体将儿子送过来，并陪吃陪住带孙子直到赵雅珉再外出。两位老人家实际上是为这个孙子活着。现在听说要离婚有可能失去孙子，已经天天哭得死去活来了。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完全能体会到陈国军父母的心情。陈国军是个孝子，这也是我对他的钦佩之处。“不孝顺的人不可交”，这是我与人往来的信条。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赵雅珉本人也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当时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报纸上一再发表这些批判文章甚至社论，严重的还要判刑，这门那门全都占全了，还正好在风口浪尖上。先不说我，陈国军面临的前景是一条死路。
算了吧。我不甘愿地劝他说。越有压力我反叛的心理越强，这是我的个性。可这主要是他的事情，我只好压抑住自己劝他。
“你别管了，好好拍你的戏吧。”他说。
我也只好就杆下地撒手不管。我也管不了。我根本就不能出面，我越出面越麻烦。本来就够乱的了。
陈国军回去了。他回到了“战场”。他从此陷入了不是与妻子，而是与单位领导及周围人群的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
每一个人都去管他。尽管当事人——赵雅珉一言未发。
陈国军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打电话，或是想方设法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我那时也一文不名，不可能资助他。
除了每次给我打电话必须偷偷摸摸外，每次要来看我也是一场斗争：先告诉赵雅珉要去北京——他从来不瞒她。然后去请假，照例又是母亲病危或是送儿子回佳木斯之类，接着再打电话给父母统一口径，或是先送儿子回佳木斯再从佳木斯到北京。
陈国军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男人刚而易脆，像陈国军那样有毅力的男人真的不多。没有钱买卧铺就全部坐硬座，车太拥挤就站着，差不多每次他都是不吃不喝站到北京！
组织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他的行为，左查右查没有结果，就从赵雅珉身上找突破口，正经受深切苦痛的赵雅珉自始至终对此事不说一个字。
赵雅珉，是我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最佩服的女人之一。不管周围怎么对她寄予同情循循善诱，逼急了她会说一句：“这是我们两口子自己的事，你们甭管了！”须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心灵受到创伤的妻子对伸出双手帮助她、拯救她的“组织”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多么高尚的情操。
后来，全中国报纸都登载了陈国军离婚与我相好的消息，甚至再往后我们结婚又离婚时记者无数次访问过她，她也从未说过任何一句话。
如果在陈国军离婚的当时赵雅珉开口说话并提供“炮弹”，那么情况就一定会和现在大不相同。我不敢说他们还能维持他们的婚姻，但是陈国军和我其中有一个进监狱或是上法院是完全可能的。
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之多！会议内容是解决他与赵雅珉的婚姻问题，同时要查清陈国军不在长影时去了什么地方。
由于去北京次数太多时间过长不能总说回佳木斯，同时组织也调查到陈国军的母亲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病危”，陈国军只有改口说去了北京朋友陈征的家里，因为陈征在帮忙为他联系上一部电影的事，由于电影还没有谈成所以不想告诉别人。
陈征是我在部队的一位战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蒋的丈夫，他们两人是我从小的至交，我和陈国军的事当时只有他们知道。
每次“斗争会”开完以后陈国军总要立即打电话给陈征，让他牢记一个时间表，如果长春来调查让他照这个时间表答复。陈征接到电话后便赶紧背诵：“十月一日在北京三天，见×××导演，十一月×日在北京×天，见×××编剧……”
那些导演和编剧都要是熟人，最好是名不见经传，这样不好查也查不到。如果有他们可能知道的编剧、导演也找我们要好的朋友，也让他们背诵一个时间表以便查询，至于为什么不许问，我们也守口如瓶。
常常是一个时间表没有背好电话又来了——又换了新的时间表。于是陈征又赶紧照陈国军在长春“斗争会”上重新交待的情况再背一遍。我还时不时打电话过去嘱咐他千万别背错了！既不能背错了还不能太熟练，免得演得不像。好在陈征是个好演员，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长春的电话也一直没有打来过。
此时在陈国军的家中，一场争夺儿子孙子的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为防备爷爷奶奶不放孙子，赵雅珉带儿子去自己父母家，在火车站交接时的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全家人送孙子到车厢门口，火车汽笛己鸣响车轮已起动，爷爷奶奶抱着孩子死不松手，无奈何抢过儿子往车厢门口一站，孙子大声哭叫“爷爷，奶奶”的声音与两位老人撕心揪肺的喊声融成一片，火车徐徐向前，在全家的搀扶下爷爷奶奶跌跌撞撞地跟着车跑，直到筋疲力尽，直到火车无影无踪，老人嗓子哭哑了再也走不动路才瘫软在地上。
失去了孙子的爷爷奶奶从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失魂落魄。在后来我与陈国军离婚的两年中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母亲五十岁父亲五十六岁。虽然母亲是死于肝癌，父亲是死于心脏病，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与陈国军离婚失去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