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钥匙。
“百花奖”颁奖大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得奖的呼声越高，我越忐忑不安，我的心里开始“倒计时读秒”。
许多重大的时刻往往都从毫不起眼、平凡普通的环节开始。
这一天，我在北影放映室看我正在拍摄的电影《神秘的大佛》样片。这是“文革”后拍摄的第一部武打片，而我、葛存壮等演员们都从没有拍过此类影片，争强好胜的我为拍武打动作摔得遍体鳞伤。几天前练习武术，我从站在地上的教练头上鱼跃过去再翻滚一周，跳了两次都成功了，第三次为了动作更漂亮更潇洒我过早弯了膝盖，结果在翻滚时膝头擦到左脸，左眼周围立刻出现一大片淤血，成了一个“乌眼青”。
“乌眼青”和摄制组的导、摄、美、演员们一起坐在放映间里，全身每一个关节都疼。银幕上正放着样片，没有音乐，没有台词，只有画面，放映间里鸦雀无声。只有我过几分钟不得不换一种姿势，椅子随着我缓慢而迟钝的动作嘎嘎作响，我身边坐着《大众电影》的总编崔博泉。
崔博泉是电影界的元老之一，一生都从事电影宣传事业。他热爱电影，对我们呵护备至，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崔妈妈”。
他虽然年纪不算老，却是中国电影界的资深前辈，从默片时期的老明星如阮玲玉、胡蝶到后来的白杨、张瑞芳，然后是王晓棠、田华、谢芳直到我们这些新苗，都与他有过交往，他亲眼目睹明星们的兴衰存亡，是电影界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的中国电影史的活见证。
时至我写书的今日，崔博泉已白发苍苍，尽管他精神矍铄，我仍然开玩笑地称他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当时的崔博泉正当壮年，他是本届“百花奖”的主办人、负责人。那天凑巧他在北影公干，于是被导演邀请进来看我们的样片。银幕上无声无息地变动着画面，我仍然浑身酸痛在椅子上翻过来调过去。
“这次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是陈冲。”他突然说。我扭头看他，眼前有许多小星星在飞。“你是最佳配角奖获得者。”他继续说。
“哦。”我回头看着银幕，什么也看不见。
恍惚中听见老崔的声音远远地：“本来这次‘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和配角奖都是你一个人的，但因为你有两部影片参赛，一部《婚礼》、一部《小花》，两个角色选票号码不同，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票数分散了。”
我猛地又扭头过去，像一个拨浪鼓。
我瞪圆了眼睛盯着他看，充满了恼怒，就像一个一点火就会着的装满了汽油的汽油桶。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无话可说。我也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第三届“百花奖”获奖名单公布了。情况完全没有朝我预期的方向发展，我不仅没有得到最佳女演员奖，人们也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为我鸣不平，而是纷纷向我祝贺：祝贺我获得了最佳配角奖！
天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得这个臭配角奖。我是主角，凭什么得配角奖？本来主角奖和配角奖都是我的，为什么不公平？假使本届奖公平了，两项殊荣都被我一人获得，那是什么成色？
没有人理我这个茬。无论我怎么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地球照样转，太阳照样高挂在天上，花草禾苗照样茁壮成长，世界万物仍然按部就班地各得其所。
只有零星几个朋友安慰我。人数少得可怜，一二个吧。就连这一二个帐的人数里也没有一个是立场坚定分子，他们不约而同都觉得我够幸运的了：《瞧这一家子》只有二十八个镜头却获得了配角奖；《小花》、《婚礼》我演的角色分别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第二名第三名；其中《小花》的角色我还获得了上海《文汇报》“文汇电影奖”最佳配角奖，同时我还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青年创作奖”。我昏头昏脑地参加了“百花奖”及各种奖项的颁奖仪式。
懵懵懂懂地上台，踏着棉花下台，领完了这个奖领那个奖，文化部的“优秀创作奖”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领，赖在外景地不去北京，结果是张金玲帮我领了奖。
那些程序是怎么过来的我简直不能记忆，心中只充满了委屈与不平。也不敢与人多说话，只怕一触动伤心事便会当众“泪飞顿作倾盆雨”。
几年以后偶尔一次翻看过去的报刊杂志，突然看到一张我在那届“百花奖”为大家表演打扬琴的照片，还有慰问部队战士与陈强一起表演《瞧这一家子》张岚打电话片断的照片，真为我当时的毅力感到吃惊，没想到我处在如此巨大的失望之中还能有头脑清醒的余地策划出表演的节目，尤其是还能演奏那速度节奏极快难度又高的扬琴独奏曲《欢乐的草原》！
我有没有打错许多音符？只有天晓得。
奋发图强，“愤”发图强。自那以后，我拍每一部影片都为创作精品而拍，都为显示我的实力而拍，内心深处希望人们能为自己的错误后悔。
扪心自问，其实只是为了得奖而拍。这个角色没有得奖，换一种角色来演，这种类型、风格的影片拍过了，就换不同类型、风格的影片去拍。反正一年里接的剧本多得很，最多的一次同时有三十个剧本在等我去演。挑选的余地大着哩。
一个、两个……几个角色过去了；一部、两部……好几部影片拍完了；一年、两年、三年……一下子又是几个年头了……
第一章第4节 歪打正着（4）
我没有得奖。我一直得不到奖。
后来，“金鸡奖”诞生了。我还是没有得奖。
李秀明、张瑜、方舒、岳红、龚雪、斯琴高娃、潘虹、李羚……差不多所有的中国电影女演员都“轮流坐庄”，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奖项，而我却总是与奖无缘。
虽然每一次民意测验我都是最喜爱的女演员第一名，可是，却总是与“百花奖”、“金鸡奖”失之交臂。
差不多每年都有事故发生：《神秘的大佛》虽然作为中国“文革”后第一部武打片票房为全国第一，可是不能参加评奖；《原野》没有获得通过，不能在国内公映自然不能参加评奖；《潜网》由于描写多角恋爱引起争论也不能参加评奖；《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因为是与香港合拍片也不参加评奖；我独立制片并主演主唱的电影《无情的情人》由于牵涉到某些民俗风情问题被停映，当然也不可能参加评奖……
不能参加评奖肯定就得不了奖。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影片的拍摄和自己的表演上越来越严格，同时我也越来越失望了。
在沮丧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观众面越来越广，对我赞赏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形象逐渐深人人心。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我的抱屈心理？也许我为了得奖而一部影片换一种风格、一个角色换一个形象恰恰符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个性？
同时我也心惊胆颤地看到许多得奖的明星和没有得奖的明星开始殒落或是已经殒落了！年纪轻轻还没有开花开朵便永远失去了发挥自己的天地了！
人们不允许他们修正自己的错误，不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唇亡齿寒，物伤其类，这些前车之鉴使我开始考虑我的人生设计。
我甚至感谢并且开始庆幸当年我没有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了。正因为如此使我清醒，使我没有昏昏然；正因为如此使我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从而没有背上成功的包袱；正因为如此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努力在艺术上追求完美；正因为如此我不停地变换形象，从一类角色跳到另一类角色；正因为如此使我保持了观众，使人们认为我的努力及才华超过我的所得，产生不平心理从而认为那些得奖的演员们不贵我……
我的影响渗透了全中国。虽然我从没有得过奖，可我上台为得奖的演员颁奖，在观众心目中，我是无冕皇后。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大众电影》破天荒发行专辑讨论“刘晓庆现象”。
我开始仔细分析许多明星转瞬即逝的原因，并对自己的成功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仔细观看明星们的作品及他（她）们的做事为人，一点一滴地回想我走过的道路。我想起了《大众电影》。又是《大众电影》！
不久前，《大众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举办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刘晓庆现象”。编辑部去了工厂，去了大学，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用了极大的篇幅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可是我对这种千载难逢的特别待遇竟不以为然！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除了中央领导人再不就是去世的老艺术家在特别的纪念日（比如说一百周年诞辰什么的）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别人能享受到这份殊荣！
恩将仇报，我跳起脚与老崔大吵了一顿。《大众电影》编辑部有一位编辑平日与我相熟，我打电话去把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恩”，本来一直不能得奖就是我的心病，现在他们又来集体扼杀一个天才的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在关于“刘晓庆现象”的讨论里，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本人的色彩、个性比对我的表演更感兴趣。那位编辑作为相熟的哥们，居然也趋炎附势，人云亦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肯定这种说法，简直岂有此理。更有甚者，一位叫王××的文章对我大加攻击，把我批驳得一无是处！只有一位女士写了几句话使我略微感到有些欣慰，好像她是姓邱，文章大意是说：“晓庆，我的孩子，我一直在关注着你……”
当然这篇小文章于事无补。我为他们没有充分肯定我的表演而痛心疾首。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作为一个社会人，以我的个性、思想、观点、行为，再加上我的电影、我的企业、我的书、我的演唱会、我的音乐夯不郎混为一体，从而奠定了在中国现时代地位的时候，“刘晓庆”三个字的含义也就早已超越了我自己肉体、灵魂的本身。
而当年的那本《大众电影》正是对后来几足鼎立的自己的启蒙和提醒。
我的人生就像是打台球。而我是一个球艺不高的球员。我的全部证明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道理。时常发生的情况是：本来我想打这只球，吃不下睡不着去研究打它的战术，眯缝了眼睛屏住了气息全力以赴打出一球，结果球根本没有朝我希望的道路前进，它横冲直撞自由散漫地去了另一个地方，把别的我从未想过的球打进了洞里。而我还是得了分。尽管不是我事先安排好的结果，但我仍然是赢家，常常是那个别的球得分反而比我预想的高。
突然我的后脊梁出了一背的冷汗。我一着急后背就会出汗。我好比一头黄牛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脚底下遍是坑坑洼洼，想绕开就是绕不开，只能一边踏着泥泞向前，一边怨天尤人地埋怨命运的不公平，等以为快到目的地了站起身来喘口气，结果发现只有这条艰难曲折的小径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自己已站在比目的地更远的地方。
我越想越后怕。假如当时第三届“百花奖”我同时得了“最佳女主角奖”、“最佳配角奖”，我是否能经受得起成功的考验呢？我是否能承受得起众望所归，满足人们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呢？人们也会由于我一下得奖太多而失去对我的新鲜感而将希望与同情寄到别的演员身上，我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扭转这种历史潮流，于是我年纪轻轻还没有反应过来艺术生命就结束了。
那么，观众也就看不到我演的花金子、胡玉音、慈禧太后、春桃等形象了。一句话，我也没有今天了。
我的历史证明，许多事都被我歪打正着。因为要辩诬而写了《我的路》，结果引起全国大小报纸的批判却被人们大加赞扬并因此加入了作家协会；我与丈夫离婚自己痛苦万分却闹了一个举国上下的大新闻；《原野》影片虽然八年不能上映却该看的人都看过并且评价相当高……真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虽然歪打正着，我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第一章第5节 深深的烙印（1）
我离过两次婚。尽管在艺术上声名鹊起，却穷困潦倒，数次濒临破产边缘。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由于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我还看到一个人刚拿着一个饼在吃另一个人跑来夺走，边吃边跑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一次我们全家在饭店吃饭，突然有人往我的碗里吐了口唾沫，我觉得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地将我的饭拿过去，公然吃了下去。
除了看见这些情景以外，我自己本身并没有太感觉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据说在那三年期间，农村颗粒无收。
由于父母级别较高，我们总是有补助。记得最清楚的是有高知专用票，时常发给我们黄豆吃。我们还每隔一定时期可以凭票在饭店改善伙食，饱餐一顿。
小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与周围相比是宽裕的。况且我家人口又少，只有我和妹妹两姐妹，加上爸爸妈妈，后来接来了外婆，一共只有五口人。母亲手脚大方乐于助人，这方面对我后来很有影响。
父亲精通中国历史并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我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父亲与我脑海中男子汉的形象相去甚远：个子又矮又小，头发又少又秃，像冬天荒芜的草地。他是川东地下党员，又出生于地主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地主”。在牛棚里他宁死不屈，坚决不肯供出他的“同党（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同党），造反派打断了他的双腿，从此他永远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