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到杭州的海博网络（中国黄页）公司去应聘，而马云此时尚在北京，何一兵也跟着去了。于是，公司大大小小的担子都落到了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刚加入黄页不久的孙彤宇。楼文胜跟孙彤宇谈了几分钟后，第二天就跑黄页去上班了。再过几年，他将跟随马云一路北上、南下，成为生死相随的“十八罗汉”之一。第一次北京之行，马云的主要目的就是一点，让中国黄页上的内容更丰富多彩，做“中国的雅虎”。更简单些说，就是把新闻、文化、体育等各种行业的信息搬到黄页上。而当时能提供这些信息资源的，都掌握在这些行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手里。因此，马云最大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要说服这些部门的头头脑脑，让他们开放信息资源，跟中国黄页全面合作。然而，在当时的处境下，除了钱锋和孙燕君之外，马云在北京几乎没有别的朋友，更没有亲人，因此，他还是要靠这两位朋友的鼎力相助。尤其是孙燕君先生，他是个非常热心的人，经过那次三天三夜的长谈之后，他们就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而孙燕君也的确是尽其所能了，马云对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于是，孙燕君四处托关系找人，帮马云牵线搭桥。而且，对孙燕君而言，有时他也很难托上关系，毕竟他也只是在北京的媒体界轻车熟路，和部委级的头头脑脑们也不是个个都有深交的。他们先是敲开了当时的国家信息中心的大门，对方的负责人还算客气，并没有直白地拒绝马云。但是，人家的话语中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堂堂的国家信息中心，会与你这个小小的个体户合作吗？接着，他们又拜访了《经济日报》、文化部、国家体委等单位，结果可以用八个字形容：乘兴而去，失望而归。尤其是拜访文化部和国家体委两大部委时，当时马云甚至提出把自己抢先注册的“中国文化”、“中国体育”域名免费奉送给他们，只要他们能提供内容支持就行，无奈人家毫不领情。马云在北京街头的上门推销，在各大部委、媒体中的高层攻关，都是无果而终——合同，没戏；信息，甭提；订单，空谈！于是，在杭州还算颇有名气的马云，到了北京就成了街头的无业游民，行走在寒风凛凛的北京街头，徘徊于各个部委的大楼前，彷徨在几大媒体的建筑旁……也许，《书生马云》的最后一幕可以为马云的北京之行做一个收尾：他疲惫地坐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的街灯，一脸茫然，神色凝重，喃喃地说：“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再过几年，你们都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声嘶力竭的呐喊，似乎至今仍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荡着……三、泪别黄页从1995年4月的“24人会议”，到1997年11月的桐庐之别，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马云一手创办的“中国黄页”就改名换姓了。在资本和体制的双重挤压下，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悲情英雄，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出局”了。选了一个最有前途的行业，却找了一个最不可靠的合作伙伴，真是“上对花轿嫁错郎”。这真是一个奇妙无穷的行业，在互联网之前，似乎从来没有一个行业能演绎如此精彩、炫目、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台台大戏。这些大戏背后的“总导演”，名字就叫“资本”。马云是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再过一年，一个叫张树新的巾帼英雄将会步他的后尘；再过四年，一个叫王志东的“神童”比他牺牲得更壮烈、更悲情。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数百年”。第一次成为“牺牲品”的经历，给了马云重重地一击，也让他深刻洞悉了资本时代的新“游戏规则”。若干年后，他这样说：“我马云做公司，从来没想过要控股，但也绝不容许其他人控股。投资者只能是我们的娘舅，这是个死规定！”1。黄页改姓尽管马云的第一次北上，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但杭州的黄页总部，却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业务，拓展市场。从1995年上半年到下半年，经过几个月地艰难开拓，马云和他的中国黄页团队成功创办和运营了中国第一个商业网站，成功推出和验证了一个崭新的电子商务模式。虽然这个模式很简单，就是在网上发布企业广告，但它的示范效应却是不容小视的，特别是浙江省外宣办“金鸽工程”的推出，开了中国政府上网的先河，更是给中国黄页带来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直到1995年底，中国黄页还没有实现盈利。于是，作为股东之一的宋卫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提前撤资退出了。当时的营业额，已经突破百万，盈利已是近在咫尺。尽管钱没赚多少，但马云的名气却不可小视：为浙江省外宣办做了“金鸽工程”，又把《人民日报》搬上了网，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北京，马云都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个体户”了。在黄页成立时隔一个月后，中国互联网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发生了。这年5月，中科院下属的高能物理所，建立了中国第一台Web服务器，并在这个服务器上推出中国第一个自主建设的网站——“中国之窗”。从时间上计算，这个“中国之窗”，可以算得上是中国黄页的第一个竞争对手。有中科院的背景，“中国之窗”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多家网络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联系，在国内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中科院的背景也让“中国之窗”带有比较明显的实验室色彩。它没有什么盈利压力，自然在商业运营上也就没有太大建树。另外，从地缘因素的角度来说，“中国之窗”的大本营在首都北京，对远在大江沿岸的中国黄页并没有实质性的商业威胁，也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同质竞争。除了“中国之窗”以外，还有田溯宁的亚信、杭州电信等旗鼓相当的对手。于是，作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网站，中国黄页很快就遭遇了“十面埋伏”的处境。到了1996年的时候，中国黄页遭遇的所有竞争对手中，最可怕、最强大的当属杭州电信。与“中国之窗”、亚信等“天高皇帝远”的对手不一样，杭州电信是家门口的对手，而且实力极其雄厚。杭州电信从中国黄页的成功中看见了互联网市场的前景，于是开始全力抢占这块市场。凭马云的个性，硬碰硬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从小就是打着架长大的，什么场面没见过呢！然而，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竞争。当时的杭州电信拥有高达3个亿的注册资本，中国黄页仅为10万元人民币；杭州电信有政府做后盾，有着强大的行政资源，而中国黄页根本没有“红帽子”（国有或集体经济）支撑，背后就一群以马云为首的小个体户；杭州电信垄断着整个杭州市的网络技术平台，有足够的宽带资源和服务器，而当时的中国黄页还只能依靠海外（美国）的服务器系统。另外，在1996年左右，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产业仍然实行统一管制，并没有红头文件指示这个行业可以实行“私有化”，可以让个体户来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云和他的中国黄页实际上正是充当了政府的试验田。正因为这样，无论在企业、政府还是普通百姓眼里，马云的团队都只能算是一支“土八路”、“游击队”，现在可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了，这些个体户怎么能跟杭州电信那样的正规军抗衡呢！是的，按常理而言，正规军打败游击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杀鸡哪用得着宰牛刀呢，人家杭州电信随便动用一些资源，打一个喷嚏，马云不就得跟着咳嗽吗？然而，有些事就是那么奇怪。首轮较量，中国黄页居然初战告捷。甚至连当时的杭州市政府都不否认：中国黄页的业务做得就是比杭州电信的好。于是，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中国黄页步步为营，杭州电信则节节败退。但是，中国黄页一时的取胜并不能化解公司面临的严重危机：资金匮乏，资源匮乏，信息匮乏。1996年初，黄页就曾一度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尴尬处境，好在马云后来启动的代理制很快有了成效——纺织进出口行业的广告代理顺利签单，10万元进账，解了黄页的燃眉之急。但是，仅仅是解了燃眉之急而已，从成立的第一天起，马云和这个年轻的公司就经常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粮状态中。资金，资金！一向坚持“不要把钱看得太重”的马云，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如此渴望过钱这个东西，即使到了后来阿里巴巴再度面临“断奶”，他也没那么焦急过。除了资金上的困难之外，还有信息资源的匮乏问题。1995年的北京之行，让原本激情澎湃的马云开始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失落感与悲凉感。北上之前，马云雄心勃勃，一心要把中国黄页变成“中国雅虎”（直到1997年时，杨致远才带领雅虎进军中国市场），甚至要把总部搬北京。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愿望和梦想都已化为泡影，别说是总部迁移，就连把新闻、体育、文化装进中国黄页的计划都无法得到实现。空有一腔热血，哀叹壮志难酬，力不从心的马云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从更现实的处境看，马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身处杭州，黄页要想完全摆脱杭州电信的阴影是不现实的，如果继续斗下去，黄页最终只能沦为“烈士”。这个道理很简单，杭州就这么大一个“庙”，容不下两个“和尚”。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何况马云面对的还是一头强悍的“东北虎”。无奈，不轻易低头的马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做一次妥协。1996年3月，中国黄页与杭州电信以合资的形式实现合并：中国黄页将资产折合人民币60万元，占30％的股份；杭州电信所属的迪富公司投资140万人民币，占70％的股份。当时的杭州电信属于政府的一个局级行政机关，只能采取控股企业法人的形式参与企业经营运作，这与后来外经贸部控股EDI、国富通公司是同样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合资是一种政府控股的国企对民企的变相收编。对于在合作协议书上签下自己鼎鼎大名的马云而言，初涉商海、乳臭未干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亲笔签下的这一纸协议，日后竟会成为自己的“卖身契”。2。集体辞职风波吉利集团老板、人称“汽车疯子”的李书福经常说一句话：合资，比鸦片还害人。2007年，就连中国的饮料巨头——娃哈哈都因合资和达能公司闹得沸沸扬扬，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看来，“疯子”的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对1996年的马云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找个政府当靠山，似乎成了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宿命和不成文的法则。比如，张朝阳在创办爱特信公司的时候，第一个项目是建了一个“中国工商网”，当时还是首次“以麻省理工博士的身份，才最终说服国家电信部门”；而从国外回来创办亚信的田溯宁和丁健，从一开始就跟中国电信“纠缠”在一起。就这次合作本身而言，也算是中国互联网服务业最早的一次强强联合。马云有一帮能干的团队，有丰富的运营经验，杭州电信方面有强势的政府公共资源，有充足的国有资本做后盾。合资之后的初期，新公司的业务推进还算顺利。对于5万元人民币起家、长期患“资金饥渴症”的中国黄页来说，140万是个天文数字，初次创业的马云也第一次体会到“有钱真好”的感觉。因为有了资金支持，新中国黄页的业务扩展大大加快。到了1996年年底，中国黄页不但实现了盈利，营业额更是突破了600万！但是，狂欢的盛宴仅仅是“十面埋伏”的前奏。在中国黄页与杭州电信合资后的股份公司中，作为创始人的马云仍出任总经理，但大股东是占有70％股权的杭州电信。一开始马云与杭州电信的合作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种被逼无奈的“招安”也注定了随后的合作是不愉快的。 ；
第三章 创业时代：（4）
更新时间：2009…12…17 17：08：40 字数：7634
不久，双方的合作就出现了分歧。自古以来，“志同”才能“道合”，而对立双方的根本问题，恰恰出现在“志”的差异上。用管理术语来说，是战略层面的分歧。当时，马云的宏伟目标是把黄页打造成“中国的雅虎”，他主张先培育市场，做大之后再考虑盈利；截然相反的是，杭州电信方面把盈利作为首要任务，他们急于赚钱、赚大钱。志在千里的马云对杭州电信在经营上的短视感到痛心，他曾经这样质问对方：“做公司犹如养一个孩子，你们总不能让3岁小孩去挣钱吧？”事实上，“不让3岁小孩赚钱”的商业准则几乎贯穿在马云的整个创业历程中。在他后来的三个“孩子”中，“老大”阿里巴巴做到100万会员才开始考虑盈利，“老二”淘宝至今仍是“免费红旗飘飘”，“老三”支付宝则要到“哈佛毕业”之后才能考虑赚钱的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经营理念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决策上的巨大分歧。在一个与政府合资的企业中，马云的声音并不够强大，也不会被重视。到后来，马云提出的所有经营方案几乎都被杭州电信方面一口否决。这种意料之中的现象，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来解释，在一个资本做主的市场经济年代，股权就是“王权”，控股权就是“霸权”。一方是拥有七成控股权的国资股东，一方是仅占可怜的三成股份的民资股东，谁说了算，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随后，双方的裂痕则愈来愈深，分歧日益加重。再后来，双方从经营战略上的分歧逐渐扩展到个人情绪上，老队伍里的很多伙伴都表示要辞职。俗话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应该说，双方冲突的心理基础从一开始合作就形成了，犹如一颗定时炸弹，不是不“爆”，只是时机未到。迪富公司是杭州电信出资的企业法人，其主要员工是“金身”、“贵命”，金饭碗端着，自然不愁吃喝；以马云为首的老队伍，大都是教师出身的知识分子，是“铁身”、“贱命”，下了海就没有回头路，不成功便成仁。于是，双方合作之后，在没有红头文件的规定下，就“明确”了各自的分工：以马云为首的老团队，做“外勤”，到处跑业务、全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