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资；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名角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他很快死于非命。
李达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7月19日。”毛泽东看信后指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8月10日。”王任重后来说，毛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陈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一个罕见的奇迹！跳楼的陈景润安然无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说：“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钟惦斐在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斐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钱钟书、吴晓铃两人曾在干校里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第五部分 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第38节 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8年全国第４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施蛰存主编了30年代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现代》，并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文坛对施蛰存误会很深，他跟鲁迅的论战，使得鲁迅给了他一个“洋场恶少”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施蛰存自嘲说：“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康有为未捷前，上万言书，大谈时政，又著《新学伪经考》以惊鄙儒，一时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为宣尼复生，遂呼为康圣人。礼闱既捷，声名愈大，虚声所播，光绪皇帝亦颇闻之，将为不次之擢。翁同和窃窥上意，就力保康有为，说是“其才胜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规，乃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如此言语，可以不至受过矣。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对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开凌辱，如肃亲王善耆、御史陈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粪、运石头，当时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蔚为奇观。怀塔布当时官居礼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姻亲，被用来拉车，一个洋鬼子坐在车上，手拉缰绳，不时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响，怀尚书回头笑说：“老爷子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地方的。”
《辛丑条约》后，清廷下“罪己诏”，始施改革，几乎尽行康梁当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特权的扩大又导致腐败的加深。孙中山当时就说：“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
良弼留学东京士官学校，亲见革命风潮之烈，归而语满人大佬说：“不用害怕，这些人每月给他们数万金银，赏一顶戴，他们就会闭口了。”后来的袁世凯也是对付人事里手，惯技就是以钱铺路，黄远庸因此说袁世凯是良弼的徒弟。黄的车夫与一车夫当街吵架，站岗巡警云：“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黄以为对付之思想亦是专制教育之体现，又说这位巡警是袁世凯的徒弟。
袁世凯做总统后，极为提倡尊孔，他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913年起，他连续发布了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12月，到天坛祭天。
严复年轻时对清政府的昏庸颟顸大为忧虑，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从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也因此对革命持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世昌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他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
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孙中山应邀北上，但到天津后，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张作霖在宴会上说：“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则虽流血所不辞。”
胡汉民曾对张学良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胡汉民是办内务的，得说实话，他在总理面前什么都说，结果得罪了总理。
1927年，井冈山的边区特委开会时，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写上各人的出身。陈正人读过两年师范，虽然未读完初中，在这些大老粗中间，他算是知识分子了。当开会选举，他当选为特委书记时，有人说：“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结果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
北伐完成，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根基稳固，开始不买元老们的账。某日，张静江约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对蒋发泄不满，要求大家向蒋进言。吴稚晖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大家不宜进言。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吴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痞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混迹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1954年4月，吴国桢见到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相当一致。谈话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回答说大约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亲近蒋介石，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辩护，甚至指责吴国桢的“背叛”。吴只好公布了这段谈话。
潘怀素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潘同邓演达交情很深，1930年和邓演达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们在屋里开会，季方是在门外站岗放哨的。建国后，季方做了主席，潘怀素是布衣学者之身。有一次潘怀素去找季方，季对潘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反右期间，有关方面要龙云承认跟陈铭枢结成了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龙云当场拒绝，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起，这个事怎么能行呢？
溥仪被改造后，政府组织他和其他战犯去东北参观，他们去当地农家参观，主人刘大娘不知他们是何人，忆苦思甜，控诉在伪满洲国时代的悲惨生活，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时代。刘大娘顺手拉开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她的独生子笑起来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立刻反驳说：“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溥仪受不了了，站起来向刘大娘低头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同去的几个伪大臣将官也站了起来：“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务部大臣……”“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区司令……”刘大娘呆住了，最后擦着眼泪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1962年，陈虞孙率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一次他与众人开会，中间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拂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真情流露一刹，而上台讲演仍大骂香港。
60年代初，郭世英、张鹤慈和曹天宇等年轻人敏于思考，他们对时代社会感动痛苦、无能为力又想做点什么。他们的倾向受到父辈和公安机关的严密注视。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曾跟翦伯赞谈论孩子们的思想，并把年轻人的文字给翦看，问翦感想。翦反问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们年轻时。”翦伯赞说：“可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套不行了。”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