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个假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因此，那个婴儿后来安全返回，没有受伤。
那是最快乐的几个案子之一。虽然他在30多年的时间里调查过数十宗案子，但
很少碰到像杀害拉雪尔·尼克尔的人这样凶残的罪犯。巴塞尔今年离退休只有一年
了，他极希望以这个案子作为他一生从警的句号。并没有什么挣分数或者拿奖金的
刺激，他只是想让这条杀人疯狗远离街道。
他清清嗓门：“我一向非常乐观，保罗，但是，我的怀疑对象多达1750万——
12岁以上的所有男性都有可能。我们必须将怀疑对象的范围缩小。”
“好吧，”我说，“首先，我必须尽量了解拉雪尔本人。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有否工作？她一般干些什么？她是深明世事，有观察能力的一个人，还是一个天
真的人？面对生人的时候，她倾向于保守还是微笑，或者进行眼光接触？如果受到
威胁或者攻击，她会不会反抗？她属于攻击型的人还是有可能讥笑别人的那种人？
她还有哪些人际关系？她还有没有别的男友？她以前的男女关系是否以恶劣的方式
结束？她以前做过妓女没有？有没有滥交历史？”
这些都是惯常要问的问题。
“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巴塞特说，有一点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这有什么差别呢？”威克逊说，“她已经死了。我们在证词中不是已经掌握
了足够多的内容吗？”
“不。我需要了解拉雪尔，就好像她此刻就坐在桌子对面一样。她会说什么，
她会怎么想，在任何一种情形之下她会怎么反应？只有当我了解了她，才能够更进
一步了解杀她的人。”
“打个比方说，一位年轻妇女倾向于挑起别人的性欲，不是有意如此，而是无
意而为。她有可能因为自己的长相或行为举止而吸引人，让人产生性幻想。一个男
人走过身旁看她一眼，她有可能会感觉很好，因此而笑着对他说“你好”。这有极
不相同的意义，同样一个年轻女性如果不喜欢出风头，不吸引别人注意自己，也不
与陌生男性打招呼，则情形就绝然不同了。”
我接着说：“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受攻击水平。拉雪尔是一种高风险的受害人
还是低风险的受害人？如果我知道这一点，则可以开始问这个杀手为什么要选择她。”
巴塞特说：“这些答案我们都还没有找到。”
“那就派人去跟她的亲友谈话，特别是她的父母和她的男友。要注意他们的偏
见。他们会掩盖住一切不利的一面。我希望了解有关她的一切情况，这才是事情发
生转机的关键。”
巴塞特说：“你把问题列出来，我们去找答案。”
在屋外，暑热在炙烤着水泥和柏油，行人在汽车废气和商店遮阳篷间断的荫凉
之间懒洋洋地走路。凶案组为我提供了一部汽车和司机，他是位年轻的刑警，我们
一边在下午慢腾腾的汽车队伍里挪动，他一边为我解释路标。
巴登·鲍威尔是童子军的创始人，那部风车就是因为他而著名的，我们开车来
到风车处，停下车来。我凝眸远眺起伏的田野和落满树叶的绿地。米克·威克逊打
头领路，我也脱下夹克搭在肩上，跟着他在被太阳晒得起了硬壳的土路上走着。案
发当天早晨，这里曾是一片湿地。我们走过稍稍隆起的一块地方，然后穿过一片开
阔地，这里的每一个坑坑洼洼都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
我走进一处封闭的林间空地的树阴，立即注意到有人故意误导方向。刑警们找
到的是一处假凶杀地，离真正的案发现场有13米之远，以便阻挡媒体和吊唁人。除
开在附近的一棵树下留下的一些花圈和卡片之外，这地方看上去像是一处理想的野
餐地，有斑驳的阳光，还有微风掠过。
林间空地让人想到公园里的大帐篷，既凉爽又有封闭感，比我看照片时感觉要
私密得多，也更隐蔽得多。这个地方永远也不可能再是凶案发生那天早晨的情景了，
地面植物已经被清除，树叶堆和植物全都在搜查中破坏了。这当然就使凶案现场照
片极其重要了，因为那是当时的现场最原始的记录。
高出这片林地的一个小山丘上长着很多草，比我想像的距离近一些。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很重要，但是，这显然是一个极佳的观察地点，人可以坐在这里等候，可
以观察，看看有没有人顺着小路走到林间空地来。
米克·威克逊指着一些地方为我介绍情况，说明阿列克斯的T恤衫是在哪里找到
的，还有脚印。有人曾看见那人在河边洗手，我就沿着那条小河走了很多次。我在
想，一个人能够多快就在树林里消失呢？这个时候，我看见刑警们在林地里走动。
我在寻找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潜力，树和地面植物能够提供掩护和视点。根据
人们的动机——有天真的恋爱者，他们希望找一个没有人的隐密的地方。也有窥淫
癖、有偷袭者、强奸犯或者杀人犯——我能够明白这个地方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
合适的犯罪地点。目前我还不能够做到的是通过犯罪者的眼睛或者是一个受了惊吓
的临死的年轻妇女的眼睛来看透这一切。
回家的途中，我收听了无线4台的新闻，主要内容是英国警方故事和高等法院涉
及新闻记者佳妮·阿兰的诽谤案。佳妮起诉一家电视台，声称该台污蔑她与南非新
纳粹领导人尤金特里·布郎切有艳事。
里面没有提到拉雪尔的事情。她的凶杀案已经退居次版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
很少有一件凶案引起如此广泛的公众注意力的。她被凶杀的一个星期之前，另一名
年轻妇女佳迪·拉特克利夫也在汉普顿郡遭人刺死。两位女性都是被刺死的——但
是，一件案子上了报纸头条，而另一件案子却很少被人提及。
我可以明白这一点。拉雪尔被攻击是在大白天发生的，是在公共场所发生的，
每天都有上百的妇女和儿童在那里玩耍。惟一的证人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有可
能终生无法忘记这样的心灵创伤。较不明显但有巨大影响的是他们播放了拉雪尔跟
孩子一起玩的时候放声大笑和微笑的录像镜头。如果她的面部只是作为一张照片出
现在电视台上，则绝不会在人们的意识里保持如此鲜活的生命力。
还有别的一些因素也使这次凶杀案的影响超过别的犯罪行为。我听说拉雪尔在
什么地方死亡的消息时也是大吃一惊。温布尔顿公园在母亲和孩子心目中是一个特
别的地方。那是温布尔玩偶们的虚构的家园——就是故事书和电视节目里面的那些
可爱的小精灵的家园，就是这些小精灵使公园成为数以千万计的男女老少心目中的
神奇之地的。杀死拉雪尔的人并不仅仅杀死了一位年轻的母亲，他还水久性地毁掉
了温布尔玩偶的家园，他污染了我们所有人儿时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我想到了小阿列克斯。虽然他还不到两岁，但不会受到能够掩盖其痛苦的整体
创伤性遗忘症的打击。他会记得母亲的尖叫，还有突然之间的沉默，但是，他以后
能否完整地回忆出当时的场景，并且用文字表述出来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码事。
从他心里再次唤起这段记忆的危险在于，这有可能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进一步的损
害。
他没有被杀掉，也没有受伤害，这个事实是一个重要的指示器。这表明，拉雪
尔是非常具体的攻击目标。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困扰着我。拉雪尔的太阳穴上那张折叠起来的纸片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贴在那个地方，谁贴的？是拉雪尔随身带着的，还是
那个杀人者带来的？那是留下来作为一张名片、一个嘲笑，还是出自某种仪式的需
要？那东西贴在那里并不合适。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重复杀人者，会不会再次出击。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哪怕没有详细的分析，
事情看起来还是不太像掩盖起来的家庭谋杀，也不像走了火的争执引起的，也不像
哪个精神病人一时发作而弄出的一次性事件，不像是以后不会再产生的事件。
假定是最糟糕的一个情景，那我们对付的就是一个残暴的性攻击精神病人。但
是，他是以什么样的周期作案的呢？一年，一个月，一天？时钟在滴嗒作响，我们
必须尽快抓到他，以防他再次袭击别人。
在约翰·巴塞特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之前，除了等待之外我什么也于不成。
同时，我必须在一桩高等法院的案子当中提交证据，在那桩案子当中，一名年轻妇
女宣称她在德比的一家旅社受到系列性攻击。旅社的那名雇员被逮捕了，接受了审
讯并受到起诉，但是，他的首席律师的辩护词是：22岁的约瑟芬并无行为能力在法
庭面前提供证据，因为她有严重的智障，因此就不应该产生审判活动。她的父母和
旅社的员工都十分气愤——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能因为一个年轻妇女有智
障就失去了提出自己被强奸的指控权。他们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几乎就是一
份公开的许可证，任何人都可以对有智障的人进行性攻击，因为他们知道法律不能
够拿他们怎么样。他们甚至还与当地的议员艾德温娜·居里联系，寻求她出面帮助。
最后，代表皇家公诉服务处的警方与我联系，请我对约瑟芬进行检查，这样我
就可以对她是否具备行为能力提出意见。我得回答两个问题：她能否区别对错？她
是否明白上帝的概念？
因为她必须在圣经面前发誓。她是否能够按照审判程序行事，是否有能力对律
师提出意见？我的理解是，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全都是否，则不管证据如何也不能
够进行审判。但是，我的工作不是要发现她是否有行为能力，我的作用是为法庭提
供参考意见，而且不管家庭和朋友有什么样的压力，都必须予以客观的建议。
后来证明这是个棘手的案子。一方面，约瑟芬的父母希望在我对她进行检查的
时候支持她，但是，这又不是我工作的方式。同样，因为已经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
怒和怨恨，人们很有可能无意间使约瑟芬对可能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产生偏
见。
我与约瑟芬一起坐下来，用的就是那家旅社的房间，因为周围是她所熟悉的环
境。她很焦急，坐在扶手椅的边角上，双手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儿扇动翅膀一样。
“我要去见我妈妈，”她泪水涟涟地说。
“她就在不远的地方。她一会儿就回来。我只是需要和你谈谈话而已。我不会
伤害你的。”
“我什么也没有干。我什么错事也没有做。”
“我没有说你做了任何错事，约瑟芬。”
她非常焦急，总想为自己开脱，很多有学习障碍的人面临身边的很多事情出错
时都会有这种常见的反应。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责备。
我需要用专注和耐心跟约瑟芬谈话，而且还必须找一个没有时间感的地方。约
瑟芬的障碍是这样的，我必须构造一种语言交换的方法才能够让她明白。她必须明
白我的意思，必须应对我的提问。同时，我的问题必须在口气和暗示性上完全中立。
我必须找到答案，同时不会对她的事件回忆过程产生暗示影响。
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保持开放的思想。没有这一点，我还不如不去那里。
约瑟芬稍微放松一点之后，我开始努力发现她是否理解上帝的概念。问题必须
小心地提出来。我不能问：“谁是上帝？”因为那会暗示上帝是某种人类。
“请对我讲讲上帝，好吗？”我问。
约瑟芬说：“上帝住在天堂。”
（因此她认为那是一个地方，上帝是一种活物。）
“天堂在哪里？”
“就是人死后去的地方。”
“是不是人人都会去天堂？”
“我祖母去了天堂，因为她不坏。”
（这里面的含义是，如果你是坏人，你就不能够进天堂了。）
“上帝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能够上天堂？”
“他总看得见你。他知道你在干什么。”
（她有这样一个意识，认为上帝无所不在，知道人们都在干些什么。）
“听我说，约瑟芬，我必须对法官说你是否知道善恶。”
沉默。
“告诉我做好事是什么。”
“我不坏。”
“坏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坏。”
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太抽象了。她无法给善恶下一个定义。我再次慢慢开始，还
举了一些例子。
“你有没有手袋？”
“有。”
“如果你拿着手袋，那是不是错误的事情？”
“那不是。”
“如果别人拿你的手袋会发生什么事？”
“嗯，那是不对的。那是我的。我不坏，我不拿别人的手袋。”
很明显，约瑟芬有简单的善恶观念，但不具备对其真正的理解。还很明显的是，
她很急躁，很害怕别人说她错了。
在伯明翰郡伊莉莎白二世法院的证人席上，我对法官和陪审团说，约瑟芬有能
力按审判程序进行下去，但法庭必须对她有所让步。律师必须明白她容易受到攻击，
说话的时候不能使用容易增大她的焦虑感的语气。同样，如果他们以正常速度说话，
使用普通的语言，她就会失去方向感。他们必须慢慢讲话，并使用简单的词汇。
可以对约瑟芬进行交叉问询，但不能对她进行恐吓或威吓。这并不意味着就不
能够向她提一些困难的问题，但是，如果律师使用对普通证人的那种突击方法，她
有可能受不了，还有可能受到情绪上的损害。
我对他们说，她有足够明确的上帝概念，但是并不能深刻了解。她明白讲真话
的重要性，不过她对善恶的理解是基于具体的例子而不是抽象的定义上的。如果法
庭坚持要更高的标准，则她的行为能力不够。
法官的判决有利于诉方，尽管辩方提出了争议。结果，因为法庭判令约瑟芬有
行为能力，因此就可以提交物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