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案。假如他私吞了黑猪一笔大的赌资，为了杀人灭口，故意不将周进兵的越狱计划告诉六监区的干警，刘黄光出事后赶忙打电话给鲁再国，请他不要说出他们已提前知道越狱计划的事实……不对呀！他如果不告诉鲁再国，岂不完全是天衣无缝了！但如果越过这一点，其他的地方则完全能讲得通：他事先截获周进兵的越狱计划，借周进兵之手杀死知道他的黑幕的刘黄光和黑猪，然后又杀了周进兵和何志同；黑猪的弟兄消息灵通，知道内情，为了报仇而企图杀掉左光辉。这无论从动机还是从逻辑上，都讲得通，而如果怀疑鲁再国，则很多地方讲不通，尤其在动机上，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半点证据支持他这种疯狂的极端行为。”她自言自语地分析着，时喜时忧。
“小徐，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能不能具体告诉我是谁讲的？”
“监狱内的大部分干警和犯人都在这么议论，我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讲的；你们要想进一步了解，最好穿便衣单独找犯人了解。”
林洋洋问：“穿便衣单独找犯人？为什么？”
“消除犯人的顾虑呀！这些犯人最怕警察，如果你们穿了制服，尤其是和狱政狱侦科及分监区的干警在一起，他们会顾虑重重，什么也不敢讲；你们穿了便衣情形会好一些。”
“他们不怕你们教育科的？”
“相对来讲，要好得多，尤其是搞犯罪心理咨询的。”
“那你陪我们去调查。”徐杰说：“我很乐意，但监狱可能不允许，这属于狱侦科的事。你们最好办一个特别通行证，这样会方便一些，如果你们争取，监狱领导也许会同意由我来陪同。”
袁世民说：“我们到协调会上试一下。”
下午，监狱的会议室，一片肃静。
省监狱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廖天峰和陈东方都是副厅，但廖局长的警衔稍高一点，已是二级警监，而陈东方是在地级市里，升得慢一些，还是三级警监。他们两人并排坐在椭圆桌的一端，警徽之下，也就是说，他们都坐在前面。下边大部分是监狱管理局和红山监狱的人，市局的蒋伟平秦长江袁世民等几个刑侦骨干，杂在其中。
廖天峰黑着脸说：“红山监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被谋杀了一名干警两名罪犯和一名有关联的市民，另有一干警遇袭，至今昏迷不醒，这是我省监狱系统内从没有过的怪事，如果把这些事件都连在一起，完全是我省监狱内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恶性案件。自从左光辉在值班期间遭到莫明其妙的袭击后，已引起司法部的高度关注，这一次又在监狱的围墙下面发现了两具尸体，司法部的领导都感到非常震惊，将派一个工作组来督促此案，几天后就会赶到。”
“刚才我与红山市公安局的几位同志交流了一下情况，感觉这些案件确实非同寻常，很有可能是一个或一伙极为残忍又很狡猾的犯罪分子所为，因此，从刑侦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一系列极为严重又很棘手的疑难案件，需要强大又专业的刑侦力量来侦办。这些案件虽有部分发生在狱内，但狱内狱外的案情紧密地连在一起，必须一起侦查，而我们监狱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侦查力量，必须由专门的刑侦部门来担任。另外，多方面的情况表明，凶手有可能是红山监狱的干警职工，所以侦查工作只有由红山市公安局担任，监狱的所有部门不宜插手，只全力配合。”
“我在这里事先强调，监狱内所有的干警职工，既不能干扰阻挠专案组的工作，又不能私下里向专案组成员打听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这是刑侦工作的需要，也是一项铁的纪律，希望所有的干警职工都严格遵守，这样对自己也很有好处，避免嫌疑嘛。陈书记，本来我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案件的侦破情况，既然案情这么特殊复杂，这一项现在就免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
陈东方坐直身子，不紧不慢地说：“就象刚才廖局长所讲的，这些案件的确很严重也很棘手，又是发生在狱内或与监狱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也很特殊，增加了侦查的难度。同时，我们目前还难以确定凶手是在押犯还是劳改释放人员，是狱外的普通公民还是监狱内部的工作人员，故按着有关的侦查程序和惯例，在案件被完全侦破之前，红山监狱的每一个干警每一个罪犯，都有一定的嫌疑，都有可能被我们调查访问，希望同行们充分理解并支持我们。上午专案组的一些同志提出，希望能够给几个主要侦办人员办好特别通行证，在任何时候都可进入罪犯的生活区域内，并可单独对任何一名在押犯进行充分的调查访问。”
廖天峰爽快地答应：“这个好办，吴处长，通知你们狱政处立即把特别通行证办好，迅速送过来；红山监狱的狱政狱侦部门，要增加一倍的警力值班，只要专案组的办案人员进入，随时陪同进出门卫。在具体调查时，可以不在场，以消除犯人的戒惧心理，但必须在外面守候，充分保证侦查人员的人身安全。”
袁世民迟疑一下，终于说：“听说狱内的犯人最怕狱政狱侦部门和所在的监区干警，所以，必要时能不能让其他一些部门的干警陪同，如教育科的一些人员。”
会议室里有人小声窃笑，廖局长也微笑着说：“也可以，让教育科一些搞心理咨询的同志陪你们，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陈东方对秦长江他们说：“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有就尽管提。”无人应答，陈东方站起来说：“廖局长，老汪，那我们先走了，省公安厅也来人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去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第四卷 第十七章 第一节
省公安厅接到省司法厅和红山市公安局的案情通报后，也觉得此案非同寻常，立即从技术处抽了两名刑侦专家下来加强力量。
一个是副处长曾光兴，此人约三十六七，有些胖，虎头虎脑，对毒杀案颇有研究，另一位是一个科长，叫蔡健伟，瘦高个，曾在某市的安全局工作过，对间谍器材比较了解。
刑警支队的大办公室里，再一次挤挤满堂，大部分人都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前几次案情分析会的记录和有关资料，了解案情。
陈东方首先发言：“袁世民，你们在那个沉沙井里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没有？”
“我们专案组四人和监狱的两名职工，将那个沉沙井里所有的淤积物都捞了上来，放在平地上仔细地筛查了几遍，没有发现有侦查意义的物品和痕迹，但在中午吃饭时，红山监狱一干警徐杰告诉我们监狱内一个很普遍的说法，讲左光辉私吞了一个外号叫黑猪的罪犯的大笔赌资；他为了防止事情露败，借周进兵之手杀了黑猪和刘黄光，然后又杀了周进兵和他的同伙，黑猪在外面有一帮兄弟，为了给他们的二哥报仇，便企图杀死左光辉。”
“黑猪的一帮兄弟？黑猪？这个外号有些熟悉？他的那帮兄弟你们了解吗？”
“黑猪真名叫谭小军，曾是一个团伙的二号人物，在前几年的一次绑架案中，被判了无期。那个案子是区分局经办的，刚才我问了一下分局的刑警大队，他们说黑猪的那个团伙遭受那次打击后，分成几个小团伙，其中一个小团伙的头目是欧海洋，外号叫三君子，是警校的毕业生，与黑猪的联系最为密切。”
“老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左光辉的嫌疑确实比较大。”他转头对蔡健伟说：“小蔡，你曾在安全局工作过，狱内一些犯人说左光辉使用了窃听器抓赌，他也可能熟悉音频变换器，你在这方面多注意一下。”
蔡健伟点点头：“刚才我了解到，左光辉曾在我的母校培训过，那他肯定对窃听器有所了解。听我一些留校的同学说，目前在西方某些国家，窃听器相当泛滥，我国沿海部分地区，窃听器的买卖及使用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有泛滥之势，因此他们在课堂上讲到了这方面的知识，并有一些实物演示。左光辉敢在监狱内私吞大笔赌资，说明他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为了聚敛钱财，他也完全有可能私自购买窃听器，在此基础上，他杀人灭口的可能性也不小。我建议立即对他的住所和办公室进行仔细的检查，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器材。”
蒋伟平看了一眼林洋洋，见她正低着头，脸上有戚戚之色。他试着问：“左光辉的新房内现在有人住吗？”
“自从我妹妹去世后，我再没有与他联系过。左光辉遭到袭击后，由于他还有可能苏醒过来，为了不伤他父母的心，红山监狱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因此，这段时间他的住房应没有人去过。”
“你有没有他住房的钥匙？”
“我母亲那里可能还有。”
“那这样，你和蔡科长、袁队长到他的住房里仔细地搜查一下，主要对象是间谍器材和毒物，现在就去。”三人应命而去。
陈东方对曾光兴说：“曾处长，你对毒杀案比较了解，请你在这方面多给我们一些指导。”又对秦长江说：“黑猪的那帮兄弟，即使他们没有搅进这些案件，只要他们还纠缠在一起，肯定不会干好事，我们也要把他们纳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对，这些有前科的人只要纠缠在一起，肯定没好事干，我们在查毒品来源的时候，可以同时调查他们。如果是他们袭击了左光辉，他们应该藏有或者接触过氰化钾这种剧毒药，而即使他们没有犯这事，也应该知道左光辉和刘黄光的一些内幕，可以帮我们更快地查清事实。”
下午，左光辉昏暗的新房内，林洋洋与袁世民蔡健伟戴着白色手套，正准备仔细地搜查。这新房的布置有林洋洋的一份功劳，林洋洋看着这些熟悉的器物，尤其是墙上她妹妹的几副大特写，不禁触景生情，黯然泪下。
袁世民走进卧室，惊叫一声：“你们看，失盗了！”
卧室里一片零乱，衣柜、书桌抽屉和被褥都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
蔡健伟说：“林洋洋，你仔细清点一下，看丢失了什么东西没有。”
林洋洋伤感地说：“我也是这房里的客人，怎么知道！哎，真是祸不单行！”
袁世民说：“丢没丢什么东西，只有主人才能慢慢地知道，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查清。现在我们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仔细地搜查，看有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蔡健伟说：“如果发现清晰又新鲜的指纹，我们要保存下来，说不定这个小偷是个不同寻常的贼。”
三人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
林洋洋顺手操起电话听筒，发现电话还是通的，又翻看了一下电话机上的屏幕，惊叫一声：“你们看，那晚打了很多电话。”
其他两人迅速凑过去，翻看上面的电话记录。果然，在1月9日的夜里十一点多，几分钟里便打出了整整二十个电话，但全都是112、114之类没有个性的公益性号码。
第四卷 第十七章 第二节
林洋洋说：“那天晚上左光辉在监狱值夜班，又遭受了致命的袭击，这些电话肯定是那个不速之客打的。他为什么要连拔二十个这样的号码呢？”
袁世民说：“只有一种可能：他用这些没有个性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显示屏上的其他号码挤掉，而这些号码可能与他本人有一定的联系。”
蔡健伟说：“这有什么意义？我们到电信局查一下，不就一下子知道了！”
林洋洋说：“我估计到电信局去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所拔的其他电话根本没有人接听，而电信局和其他通迅公司对所有的未接电话，是不做任何记录的。”
蔡健伟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他拔的其他电话没有人接听？”
“据我所知，左光辉经常更换手机卡，所用的电话号码至少有十个了，所以他的家里应该有数张用过的废卡，但我们刚才已经对这套房子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手机卡，这说明那个不速之客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这些东西。我估计，左光辉可能是掌握了这个不速之客的隐私，并用一个新手机卡威胁了他。那人发现了某些破绽，怀疑是左光辉在捣鬼，便偷偷地潜进左光辉的住房，把这里所有的卡装进他自己的手机，用这里的固定电话拔打曾威胁过他的那个陌生号码，结果发现里面果然有一张卡正好与这个号码相吻合，从而证实左光辉正是掌握了他的隐私并企图敲诈他的人。接下来他一不做二不休，连夜赶到监狱，企图杀死左光辉，以彻底封死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既然是试卡，他肯定不会去傻乎乎地接听，因而我们到电信局不会查出任何结果。”
蔡健伟觉得她分析得有点孤军深入，太玄，想反驳，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袁世民说：“这个推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待更多的事实来证明，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电话显示屏上这组不正常的电话号码可以进一步证明那个不速之客不是一般的小偷；这次失盗与同一晚左光辉的遇袭事件，也应该不是一般的巧合，极有可能是同一伙甚至同一人所为。我们再仔细地找一找，看能否发现其他有价值的蛛丝马迹。”
然而三人折腾了几个小时，几乎是一无所获，仅仅是在厕所里发现了一个倒在浴缸里的电脑主机。
蔡健伟拿起一看，里面流出了水，破口骂道：“他妈的，这人也真够损的了！主机不偷，竟要破坏它！”
林洋洋说：“不过，这说不定也是好事。小偷一般是在没有偷到有价值的东西时，才破坏财产；将主机浸泡在水里，说明他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才拿电脑来出气。”
袁世民皱着眉头说：“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往客厅的电视机里灌水呢？这个大彩电应该更贵也解气吧……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个人怀疑电脑里有什么令他感到害怕的秘密，才灌水以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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