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应该在这儿搞点什么。”邱大立的父亲心想。他站在小山的顶端，看着无垠的大地思索着。灵感很快就来了。
“房地产。对呀！这个地方几乎是天生就在等着我来开发房地产的。把世界各地的人吸引到这儿来生活，接受大自然的荡涤。”邱大立的父亲被这个想法弄得眼睛都湿润了起来。
一旦这个想法定格在脑海中，他觉得假如不把它付诸实践，就是犯罪。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使得他如此斩钉截铁要在这个小镇上安顿下来的原因：邱大立的父亲自幼酷爱放鞭炮，这一嗜好丝毫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得到削弱。然而，自从国家下达了在大中城市禁放的法令之后，他只好被迫放弃此项娱乐。往后的日子里，他总感觉生活得不够充分了，特别是逢年过节，邱大立的父亲老是一个人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发呆，就像一只被阉掉的牲口在发情季节里的表现一样。邱大立的奶奶好不伤心，但是她也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儿子像小时候一样快乐起来。
邱大立的父亲隐隐约约记得，小城市是在禁放令管制之外的，特别是这种鲜为人知的小镇。他决定问个明白。
他找到镇政府，向镇长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他对镇长说，我打算在贵地开发房地产业。
几分钟以前，早就有人向镇长汇报说有个驾驶“京”字头小车的人要找他。镇长对这位来自京城的客人非常殷勤，一俟邱大立的父亲表明来意，便表示会大力支持他的举措。邱大立的父亲说，最好能说一下贵地地皮的价格，好让他有个大致的投资预算。镇长打电话招来另一个当地官员，那个官员对邱大立的父亲说：
“我们的土地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一般是不会出卖的，此前只有一个台湾同胞要在我们这儿投资办厂，本来我们也不打算答应，但考虑到国家对两岸关系的重视，最后勉强同意以每亩一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五亩土地。”邱大立的父亲问，那个台湾人建的厂在哪儿呢？那个官员有些难为情地说，就要签合同前不久，那个台湾同胞不幸破产了，此事只好不了了之。邱大立的父亲问，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出售土地发展本地经济的打算？那个官员看了看镇长，镇长正催促邱大立的父亲喝茶。镇长说，邱先生，喝茶呀，要不就凉了。
“原则上当然是不可能了，但是既然邱先生对我们这个小地方如此感兴趣，我们也不可能不通情理。”当地官员说道。
“那您看什么价钱合适呢？”
“您也知道，当前物价上涨很快，土地尤其如此。只能这样，离镇子较远的地还是每亩一万，至于镇周围的部分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相当有用啊，如果您需要的话——”那个官员不敢正视邱大立的父亲了，他将头侧向一边，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怎么也得一万五吧。”
邱大立的父亲毫不迟疑的接受了这个价钱，他对镇长和那个土地官员说自己打算首次购置镇郊和镇中土地各二十亩，并许诺将尽快携款前来签订正式的合约。
临走时，邱大立的父亲好像想起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说，“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年过节时没有不准放鞭炮的规定吧？”
邱大立的父亲得到的回答是让他满意的。
第一章返京路上
4
返京的路上，邱大立的父亲感到与来时的路不一样了。整个世界，包括自己都显得那么透彻，不容置疑。在这个崭新的时刻，作为一个生活的老手，做人的熟练工，他找不到从前所作所为的立足之地。怎么说呢，邱大立的父亲从心里打了个比方：就如同母亲在他懵懂无知时生下他之后，他又冷静而确凿地将自己生了一遍。
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邱大立的父亲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便为自己的三十二家成人用品商店找到了新主人，以三百五十万人民币的价格一次性转让了出去。接下来的两天，他相继卖掉了朝阳门内大街为儿子准备的一套楼房、位于新街口由父亲留下来的老四合院和正住着的那套三居室。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三日，邱大立的父亲将妻子、母亲、五岁的邱大立和好多好多的钱塞进那辆一九八七年出厂的红旗轿车沿109国道驶向那个让他心仪的小镇。
光阴似箭，日月荏苒，转眼间便到了国庆。镇上的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纷纷在大门口挂起五星红旗和大红灯笼以资庆祝。那些经济上特别宽裕的机关和企业还在大门的两侧摆上整齐、对称的盆栽菊花和鸡冠花。有的地方你甚至能看到来自南方的龙舌兰、棕榈等价格不菲的植物。邱大立的父亲也在自己正施工的工地上挂了国旗和几个灯笼。但他心里很难过。一期工程计划内的十二座六层住宅楼已经盖好了三层，他手头只剩下不到五十万。镇长答应贷五十万给他，这是镇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贷款。工地已经停工一周了，邱大立的父亲想不清接下来应该怎样开始。他看不到想像中的建筑物，眼前的这堆东西只是用砖头和水泥砌成的一个个硬梆梆的噩梦。
随着冬天的来临，重新开工的希望更加渺茫了。邱大立的父亲也没了秋天时的焦虑，他似乎忘记自己曾经干过些什么了。腊月廿八的镇集上，他买了二百包当地农民自己卷的被称为“白纸包”的又大又响的鞭炮，狠狠地过了一个年。
镇人代会第十四次会议如期召开了。同时进行的还有镇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德高望重的老镇长深情地作了最后一次讲话后光荣退休。接着是新上任的年轻镇长进行大会发言，他首先对上届领导特别是老镇长为小镇的发展和繁荣所作的诸多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假如没有各位老领导多年来在我镇各方面奠定的坚实根基，那么，我的新时期工作的开展将不堪设想。新镇长强调，近年的任务将重点放在农业上——开发农业新产品，改进农产品生产方式。
“要想富，多种地。”新镇长在最后幽默地总结道。
他的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特别是那些农民代表们，简直要将长满老茧的掌心拍出火花来。
新镇长将堵在邱大立他爸爸胸口的心腹之患摆平了。上任后的第二个星期由镇政府出资铲除了那些“房地产”，同时把废旧建筑材料清理得干干净净，就像这儿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东西一样。邱大立的父亲在镇长的陪同下站在那片一尘不染的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连思想的底层都鸦雀无声，过了很久才恢复了些许感知的能力。恍惚中，有个声音在向他提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呢？”
新镇长讲了一通宏观调控的道理之后，建议邱大立的父亲在自己的地里种芝麻或者绿豆。
“如果四十亩绿豆生长顺利的话，收入将是相当可观的。”
邱大立的父亲没有按镇长的吩咐办。他不想再让那四十亩地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了。有大约半年的时间，邱大立的父亲没怎么出门，终日呆在布局、装饰风格上依然散发着殷实气息的家里。他将原先点缀书房的几套世界名著认真地看了一遍，还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书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并被一代代的人称颂，是有道理的。当不胜阅读的疲惫，他就在书房的小床上躺下来，思考一些在人世中奔波操劳时无暇顾及的问题。半年后，当邱大立的父亲在书桌上铺开一叠稿纸，打算自己写些东西时，邱大立的妈妈离开了他。
邱大立的妈妈到澳大利亚投奔自己的哥哥去了。那时邱大立刚满六周岁。
邱大立的爸爸对妻子说，和袋鼠一起生活有意思吗？
他妻子说，肯定比你有意思。
邱大立很羡慕自己的妈妈，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和一种陌生的动物生活，而且那是一种比爸爸还有意思的动物。以前，他从没想过有什么东西会比爸爸还有意思。“袋鼠”这个生僻的名词，很快在他的想像中成形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由老鼠组成的队伍，每只老鼠都长得标致无比，肩上背着漂亮的小口袋，快乐地在世界上奔驰着。世界将邱大立的脑袋撑大了，他想，世界上一定有特别多特别多陌生的地方，每一个陌生的地方，都生活着一种比爸爸还有意思的动物。
邱大立的爸爸终于写出了一篇东西——《幸亏这些年有了一点钱》，他还找镇上的打字员将它打了出来，做成一本书的样子摆进了书橱。就夹在《巴黎圣母院》和《三个火枪手》之间。
这时候，邱大立已经背起书包，成为镇中心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有一天放学回家，爸爸告诉他，妈妈明天要回来。邱大立兴奋得很晚才睡着，他想妈妈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口袋，甚至连小袋鼠都生出来了。很小的时候，邱大立就知道，女人总要生孩子的，这种事情不管去多远多陌生的地方都避免不了。第二天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一响，邱大立就冲出了教室，飞也似地跑回了家。看到妈妈，他很高兴，同时又很失望。妈妈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小袋鼠也没有小口袋。但他没问妈妈把小口袋放到哪儿了。邱大立生来就像爸爸一样不爱说话，这些年，随着爸爸的日益沉默寡言，他也就变得更不喜欢说话了。
邱大立一进门，妈妈便把他抱在了怀里，紧紧地搂着，将他的小脸贴到自己的脸上，还流了泪。邱大立很担心，他想妈妈可能还不知道，她走后的这些日子，自己又长大了，再像小时候那样抱在怀里会很吃力的。
过了几天，妈妈又要走了。妈妈像来的时候一样将邱大立搂在怀里，不过没有把他抱起来，而是蹲下身把他的小脸紧贴到自己脸上。邱大立的脸颊又湿了一大片。
有一天晚上，邱大立在自己房间做作业时，听见奶奶对爸爸说，说离就离，跑那么远，不为别的，总得为孩子想想吧；把孩子生出来就跟没事儿一样，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唉，奶奶叹了口气，又说，大立真是可怜。
邱大立可没觉得妈妈有什么不对。他知道，就算妈妈不生他，迟早也会被别人的妈妈给生出来。不能因为别人生了你一次，就要求别人得翻来覆去地把你生了又生吧。
第一章疯了的春天
5
还得过好几个小时天才会黑。砂砾不断敲打着窗玻璃，看样子，这次风是一定要撕碎天空才肯罢休了。邱大立将录音机的音量又拧大了一点。一个像是正在碎玻璃中打滚的声音在悲哀地唱着：秋风吹开了妹妹的花裙在萧瑟地飘。由于加大了音量，歌声听上去异乎寻常得悲伤。这简直不能算是音乐，可邱大立像着了魔似地喜欢，每次听到那句“秋风吹开了妹妹的花裙在萧瑟地飘”时，他便觉得脑海里爬满了各种款式的花裙子和妹妹，被各种念头和思绪牵扯的脑浆被花裙子和妹妹们搅成了再也联系不起来的柔软的一团。那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几乎要将灵魂揉出来的深入的按摩。
杨波有些坐立不安。他对音乐不怎么感兴趣，所以对花裙子和妹妹在脑海里蠕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此刻，他虽然呆在屋子里，却完全是一副户外的心情。每当风沙撞击在玻璃上的力量骤然加大时，他都会不自觉地眨一下眼，仿佛隔窗传来的风声便足以迷住他的眼睛。
眼下的春天已经不是小学课本上描写的春天了。杨波想，春天已经受够了没完没了地扮演春天，它再也不想每年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季节里，继续拿出温和的脸让诗人对着它抒情了。
春天已经被诗人们给逼疯了，可人们还蒙在鼓里呢。
只是苦了那些草呀树呀的，自古以来它们就是作为春天的附属品出现的，他们搞不清这错综复杂的世界，只是随着惯性完成荣枯的过程，即使被人以“绿色规划”的名义移来栽去，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有些被移植的草木对新环境不适应，也只是默默地死掉。它们从来不给人添麻烦。就算这样，仍然时常被莫名其妙地烧掉、砍掉或者像破烂货一样的扔到垃圾箱里。
在这疯了的春天里，人们从糟踏够了的世界缩回房子里，将风和天空、树木挡在外面，心安理得地听音乐、看电视，一边陶冶着心灵一边练习着生活的本领。他们丝毫不觉得惭愧，丝毫不觉得脸红，甚至还可能进一步聚在一起相互抱怨这“鬼天气”。杨波很纳闷，当初世界怎么会异想天开地把自己交到人的手上呢？
持续的坏天气，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对环保问题的关注。报纸、电视争先恐后地推出了一个个更加触目惊心的实例、更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各种肤色的人操着五花八门的语言站在不同的国土上慷慨陈词。每个人都被自己形色各异的责任心给感动坏了，噙着各种质地的眼泪不厌其烦地与观众相互打动着。
世界——这个可怜的处女，一诞生，就没了父母。尚处在幼年便被骗上了床，从此，再也下不来了。自大自私的人类祖祖辈辈在世界的肚皮上爬上爬下，想尽各种无耻的花样玩弄她。当世界被操得忍无可忍时，他们开始后悔了，因为世界的坏情绪影响了他们操她的心情，他们发现再次爬到世界的肚皮上时，没有前辈们向他们讲述的那么快乐了。于是他们将淫荡的嘴脸暂时收起来，换上一副语重心长的表情，甚至流几滴泪也在所不惜，企图说服世界至少在他们操她的时候要高兴，要配合。他们说，你就笑一个吧，你就快乐起来吧，我们真的都是在为你着想啊！说着，说着，那张令人作呕的脸就藏不住了。面红耳赤，青筋暴跳，再次扯下了世界的裤子。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有计划有预谋的遗传性的轮奸。
门被打开了，邱大立的奶奶走了进来。隔壁那个男歌手的悲哀让他无法理解，以至六神无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第二次。他的目光跌跌撞撞地先看到了杨波。“咦，大立怎么突然就瘦了呢，头发也长了好多。”她心里犯着嘀咕，定了定神，这才发现自己的孙子正坐在墙角的床沿上，双手托着腮。他还不知道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