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复周礼所制定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就应强调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就应当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例如，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本来违反周礼，孔子也明知这一点。但当别人问他时，他说鲁昭公“知礼”，故意替鲁昭公掩饰。季氏有些僭越行为，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流行的现象了，孔子却特别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要求复兴周礼，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他还对周礼进行了一定的发挥和补充，主要表现在强调道德教化方面。他认为，如果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的事情，引导他们不敢想和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人心自然就归服了。
第一部分而立、不惑、知天命
孔子在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
孔子还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个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知者。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了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个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有个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第一部分应该如何学习？
孔子一生的主要事业是教育。他从事教育近半个世纪，先后有弟子三千。不少弟子学习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孔子的教育事业，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和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以“学而知之者”为教育对象，他虽然承认有“生而知之者”，而且认为“上智”和“下愚”是不能够改变的，但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并不是以“生而知之者”为出发点的，而是把它作为不必讨论的问题悬置起来。他从来没有具体指出过哪个人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相反，他明确地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他把注意力放在后天孜孜不倦的学习上。
在教学内容方面，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他说，学诗能使人振奋，学礼能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学乐能使人的学问得以完成。《论语》中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新”，即以四项科目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经验、对待别人的“忠”、与人交往的“信”。可以看出，孔子教学内容主要限于政治和伦理，也就是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孔子提倡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他自称“好古敏学”，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的学生冉求以“力不足”为理由，不愿学习，他批评说，所谓“力不足”，是走路到半路走不动了，你现在还没有起步就喊“力不足”，这是画地自限，不愿努力。相反，他反复称赞箪食瓢饮，坚持学习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孔子不仅提倡向书本学习，也提倡向周围的人包括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提倡不耻下问。一些浅薄的人看到他这样，以为素称知礼的孔子原来什么也不懂，孔子却认为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态度本身就是知礼。
孔子还根据长期教学的经验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都成为学习的格言。而最有意义的是他提倡学与思的结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是他的名言。另外，还有“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孔子还用譬喻法来阐述学与思的结合。
第一部分大同与小康
孔子在末年鲁国祭祀祖宗和百神时做助祭者，祭祀完毕，登上庙门前的望楼，突然发出长叹。弟子们问他为什么叹息，孔子说，他没有能够赶上上古那非常美好的时代，但心里对那个时代向往极了。
孔子描述那个时代说，那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原则通行的时代。依照那个原则，人人都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讲究信誉，和他人友好。所以人们不仅爱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也爱别人的父母和孩子。老年人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年幼者能够很好地成长，失去父母的孤儿，死了配偶的寡妇，丧失儿女的老人和残疾者，都能得到大家的关怀。男子都有自己的职责，女子都有自己的归宿。财物虽然不可以随便浪费，却不一定要属于自己；不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会感到遗憾，但不必是为了自己。这样的时代，用不着智慧和谋略，也没人偷盗和抢劫，家家都不用关锁门窗。这就是大同时代。
孔子继续说，但是现在，这伟大而美好的原则不见了。人人都为着自己的家，都仅仅爱自己的孩子，把财富据为己有，努力为了自己。君主们都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和壕沟来保护自己。以礼仪作为法则，来规定君臣的职责，来巩固父子的关系，来使兄弟友好，来使夫妻和睦。建立了各种制度，以区分贫贱，以奖励勇敢者和智慧者，以求他们为自己建立功勋。这样，谋略产生了，战争兴起了。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领袖。他们六人，没有不重视礼仪的。他们以礼仪为标准，考察人们的行为，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实行仁义，给人民以行为的规则；不这样做，就被认为是有罪，遭到大家的抛弃。这样的时代，叫做“小康”。
后来的儒者以此为标准，把上古的大同时代作为他们理想的时代，但认为那样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只能努力实行仁政，达到小康。实际上，他们又往往认为，孔子以后的时代，连小康也很难达到。
第一部分和同之辨
和同之辨，这是儒学关于和谐问题的主张。
追求和谐，其中包括追求国家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和谐、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谐，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般说来，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共同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在孔子以前，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讨论过和谐问题。他们认为，和，是保持不同因素的相互协调，比如各种调味品调和起来做成美味佳肴；同，就像不断添加同样的调味品，这样做不出好吃的食物。
用于君臣关系，所谓“和”，也就是在君主说是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非；当君主说非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是，以补充君主的不足。儒学继承了这样的主张，孔子认为君子采取的态度是和，小人采取的态度是同。
孔子否定“同”，后来的儒者就把如何才能做到“和”作为自己讨论的主题，其中周敦颐认为，和的前提是秩序，有了秩序才有和谐。秩序的前提是人人安于本分，即君主要安于君主的地位；臣子要安于臣子的地位，不可想做君主；百姓要安于百姓的地位，按时如数地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担负劳役，而不该有非分之想。只有这样，才有和谐。
第二部分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指三条纲领，五项永恒原则。这是儒学的基本道德规范。
三条纲领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鱼网上的大绳，与纲相对的是目，目是网眼。举起纲，网眼就张开。目对纲，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把君主、父亲、丈夫称为纲，就决定了臣子、儿子和妻子对于他们的绝对服从的关系。
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学的基本道德准则。儒学认为，这五条原则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称为常。
三纲的思想渊源是孔子讲的一句话，即“君要像个君主的样子，臣要像个臣子的样子，父要像个父的样子，子要像个子的样子”。也就是，君、臣、父、子要按照礼制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董仲舒在孔子关于君臣、父子关系的主张之上，又加上了夫妻关系，并且淡化了君主、父亲、丈夫的职责和义务，把臣、子、妻完全放在服从的地位，还将这三条纲领确定为实行王道仁政的三条纲领。董仲舒认为这三条纲领是根据天意制定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的总称，也是董仲舒首先把它们总称为五常，并且认为，王者能够认真实行这五常的道理，就一定能够得到天的保佑、鬼神的支持，使自己的统治扩大到遥远的地方，使百姓享受安乐和幸福。
第二部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所主张的处世原则。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请教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原则，它是我们终身都应该遵守执行的。孔子说，有的，这就是宽恕。宽恕的意思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与这个原则相伴随，孔子主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达到；不愿意别人以某种方式对待自己，自己就首先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
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他的所有主张中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学生们都不理解这个原则是什么，只有曾参理解，曾参说，就是忠诚和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宽恕原则的表现之一。
孔子认为，这个原则，是实行仁义的重要途径。如果每个人都从这里入手，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仁义道德的人。这个原则发展到近代，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的意思。一个人要办什么事，首先要想一想，假如自己处在这样的地位，将会怎么做？这样思考问题，就可能使问题得到比较正确的处理。
因而，这个儒学提倡的原则在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
第二部分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是儒学所主张的基本道德准则。意思是说，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就自己的仁德；宁愿抛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正义。
杀身成仁的话出自《论语》，意思是说，有志向和有仁德的人，没有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而损害仁义道德的，但有为了成就仁义道德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舍生取义的原话出自《孟子》，意思是说，生命，是我想保存的；正义，也是我想保存的。在二者不可同时保全的情况下，那么，我就舍弃生命保全正义。因为生命虽然宝贵，是我所愿意保存的东西，但是我不能不顾及原则，仅仅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死亡，是我所讨厌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让我讨厌的东西，这时候，我就不逃避危险，而宁可选择死亡。
比如说，对于一个饿得快死的人，得到一点食物就可以活命，得不到就可能死亡。假如这个时候有人像对待牲畜一样地对他说：“喂！过来，我给你吃的。”那么，他宁可饿死，也不要施舍的食物。
孔子和孟子所提倡的这样的道德原则，曾经鼓励了许许多多有志向的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民族和国家，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向恶势力低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但是，要成仁，要取义，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仁义。所以宋代儒者就特别强调，在一切行动之前，要先认识仁，先认识义。不然，自己就可能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后人的笑料。儒学在仁义礼原则之后，要加上智，就是要求人们，要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才能很好地遵守儒学的道德原则。
第二部分关关雎鸠
关关睢鸠，这是孔子对《诗经》第一篇《关雎》一诗创作风格的评价。意思是说，快乐而不过分，忧愁而不悲伤。
孔子对待诗歌的态度，是他一贯的处世原则在情感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孔子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握一个适当的度，不要过分，也不要不足。孔子的态度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思想。音乐、诗歌都把中正平和作为抒发感情的标准，激烈的态度往往受到指责和抨击。从诗歌和音乐创作还影响到人的整个处世态度，都把中正平和的态度作为最正确的、合乎礼仪标准的态度。
《关雎》一诗中讲的是一个男子，思念一位美貌而贤惠的女子，他白天黑夜地想念她，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他想，假如能够得到她，将用美妙的音乐让她快乐，将像音乐的和谐那样和她相亲相爱。孔子认为，青年男子思念美貌而贤惠的女子，是正当的追求；担心得不到她而忧愁，也是很正常的感情。但是如果因此而茶饭不进，损害健康，那就是错误的了。假如得到了她，想方设法使她快乐，让她欣赏美妙的音乐，和她相亲相爱，也是男子对待心爱女子的正当态度。假如放纵自己，或者为了使她快乐，而不惜破坏国家制度，不顾国家安危，就是过分的行为了。比如周朝有位君主，娶了一个美貌女子，十分满意，然而这位女子整天愁眉苦脸，没有笑容。为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