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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军那里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对贺建军煞有介事地说，下面有个别干部议论，古长书作为市长，好象有点独揽大权的样子，市委的事情怎么能由他说了算。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贺建军哈哈一笑，说：“我们一直是集体决策，从来不由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市长，他的话，他的建议，都是有一定份量的。至于说他独揽大权，谁说的？谁说这话我就要让他举例说明。哪怕只有一个例子，我就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如果没有例子可举，那我就认为，说这话的人是别有用心。”说话的人也非常知趣，马上改换口气说，其实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目前市委市政府这个班子，是最近几届班子中，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班子。贺建军见对方口气变了，也不再伤人家面子了。他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我们这个班子，不敢说最团结，也不敢说最有战斗力。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
事后贺建军在跟古长书共进晚餐时，向古长书通报了一下他所听到的闲言碎语。古长书说，“我早就听说过各种说法了。不要小看下面这些领导，他们都是有想法，有头脑的人，有一些说法很正常。如果谁要不怀好意地乱说，今后我就要抓一个典型出来，严肃处理。”贺建军说：“没这个必要。我们自己把握好就行了。”贺建军还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工业局的何无疾前几天给我送去了五万元钱，我没收，退了。你跟他共过事，这人怎么样？”
古长书说：“这人不行的。是一个官瘾很大，又不知道怎么使用权力的人。他在我家里跑过无数次了。也给我送过钱，让他拿回去了。”
贺建军觉得何无疾很可笑，说：“这人怎么这样！你说说，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古长书说：“想提拔呀。即想提拔，也想换一个比较好的单位。”
贺建军说：“可是连一个工业局都搞不好的人，还能到什么地方呢？”
古长书很感慨地说：“以他跑官所付出的辛劳，以他的积极态度和火热的激情，我都感动了。不提拔他，简直有点不好意思了。看来得阻止他跑官了，党风政风就是这样跑坏了的。”
贺建军听后只乐，他问：“怎么阻止？”
古长书说：“让他不当局长他就不跑官了。我真恨不得把他免了。我们市的工业生产要有大的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把何无疾换下来，他就不是干工业的这块料。”
说到工业上的事，贺建军心里就发毛。他也暗暗着急。在现任县长和县委书记里面，几乎找不出一个懂工业的。那些分管工业的副县长，都是半路出家管工业，并不真懂工业的。在市级部门中，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如果调一个新手到工业局当局长，也许还不如何无疾，那就不如保持原状。贺建军的顾虑，也是古长书的顾虑之处。人才的问题困惑着他们。
贺建军忽然想到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倒是不错。可是，他不能当工业局长。他即使能当，可能他也不会干。”
古长书说：“谁？”
贺建军说：“你的朋友，黄骏。”
古长书说：“可能他不会干的。一个外来投资者，一个亿万富翁，他会当一个穷市的工业局长？如果他当局长，就纯粹是为我们服务，他本人是捞不到任何好处的。而且会影响他的生产经营。”
贺建军说：“用招聘的形式把他请来如何？”
古长书说：“如果真把他工作做通了，那何无疾怎么办？往哪里放？”
贺建军说：“交给组织部安排吧，让他到统战部当副部长，平级调动。”
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你给组织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先物色工业局长，如果物色不到合适的，就向全省招聘。这时候我们就去做黄骏的工作，用我们的真诚感动他吧。”
两人吃着饭，把工业局长人选的事谈了一番，有了初步意见。如果把何无疾调到统战部当副部长，虽说也是正处级，对于何无疾本人来讲，跟他的期盼和努力的目标相去甚远。他肯定是不会高兴的，甚至会骂娘的。以前，何无疾为了跑官，下了很大功夫，他是在不遗余力地奔跑着，一直忙碌在跑官的旅途中。跑官有跑官的苦处，得讲技巧，心累；得走动，身子累；得送礼，身上要出血；还得接受别人欢迎的或鄙薄的目光，等等等等，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如果调个新单位反而不如工业局有权，那就白忙乎了。统战部属于那种典型的没权没钱的单位，何无疾当然就会很失望，也会生气。话说回来，古长书和贺建军都能理解何无疾跑官要官的苦衷，可调换工业局长实在是大势所趋，不能仅仅照顾他的个人情绪，不能把一个行业和一个部门作为情感的法码。可换人也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何无疾能给书记市长送钱，就可能给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和副市长送钱，给其他常委们送钱，以打通每一个重要关节。贺建军和古长书都拒收了，可是，谁能保证他所送的每一个领导都拒收呢？那些收了钱的，就会努力为他说话，为他办事，这就意味着存在着隐性的阻力。
不久，调整何无疾的事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招聘工业局长。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件事时，争论颇多。组织部的刘部长就认为，何无疾这些年来是很有成绩的，工业生产总产值以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尽管发展还是慢一点，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个人头上。突然调他去搞统战工作，能否适应？我们不能再犯用人不当的错误。如果换个工业局长还不如何无疾怎么办？组织部长这么一说，其他常委们都不吱声了。
古长书早有预料，知道调整何无疾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没想到组织部刘部长会提出异议，因为在许多干部的任免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时候都是高度一致的。古长书很婉转地说，何无疾同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些年来他做了不少工作。可话说回来，调整干部岗位不是否定工作成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我市工业有一个飞跃式的突破性的发展？与我们的前后比，我们每天都在进步；与我们的同级城市比，我们的进步让人汗颜。因为我们的基数太低了，即使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在我们这一届政府要实现工业产值翻番的目标，那么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我看来，局长人选依然非常重要。请大家再议一议。今天可以议而不决，但要谈出一些思路。
大家继续沉默了。想想也是啊，一边是组织部长，一边是市长，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同意谁的观点，反对谁的观点？这就非常微妙了。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中庸之道，沉默也是一种中庸，至少表明了自己的中立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贺建军站出来打破沉默了。他看了看手表，说，“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我要说的话，放到下午说。”
他要说什么话呢？贺建军打了个埋伏，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大家到机关食堂吃饭去了，也都在心里暗暗琢磨会议的内容。但无论是怎样一个结果，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以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几个强硬制度为标志，以其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和开拓性，拉开了金安市新一轮的改革序幕，接下来，必将是一场巨大的难以抗拒的暴风骤雨。无论这场暴风骤雨怎样激烈，怎样残酷，都必将迎来金安的盛世华年。
2004年8月底初稿
2004年11月底再改
2004年12月12日三改
第六部分第58节 后记
这是我继《奈何天》之后的第二部政治小说。《奈何天》出版后，一时间京城就出现了五六个盗版。出版方告诉我，在武汉和南京的盗版中，我的小说竟改成了王跃文著。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一谬误竟然出现在一些地方图书馆和官方网站中。在新近的这部小说定稿的时候，我特别打电话给跃文诉苦，跃文呵呵一笑，说，你要维权才行，抓一个盗版的典型，刹一刹这股歪风。我说我没功夫来打官司，只是希望手头的这部小说不再被盗版，也不再署上你的名字。好不容易写本书，却署上你的名字，这就冤了。
在这部长篇中，描写了古长书从团县委书记到金安市市长的成长历程。小说关注的只有一个焦点：领导的执政智慧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于2004年8月底写完初稿，9月19日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天我真是特别高兴，认真地看了电视，后来又反复学习了这份历史性文献。我不敢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但作为小说题材的关注眯，这个问题我确实思考好久了，因为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故事构架，直到2002年底才动笔。2003年写了一部分发表出来，中途又停过一段时间，写别的东西去了。2004年是集中精力写了大半年。
我自己有十一年的党政机关工作经历，见闻颇多，感受也很多。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什么要关注执政智慧这个问题？原因是，我们的领导实在是太需要智慧了，太需要提高执政水平了。可能很少有人研究这样一个现象：当下的少数干部，与以往相比，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道德水平却降低了许多。视野开阔了不少，心胸却狭窄了许多。生活节奏加快了不少，自身惰性却增加了许多。科学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不是要娇惯干部，不是要把干部变懒，而是要把干部变得更加智慧，并用他们的智慧来指导工作，以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可是，有的领导并非如此，他们既贪又色，滥用职权，胆大妄为，把敢于犯错误当成自己向道德和法律挑战的一种能耐和气魄。一旦弱智起来，就更加匪夷所思了。在见诸报端的报道中，如某卫生厅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其中一条居然是“女公务员的乳房应当对称”；某市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居然是花二百万元大搞了一场阅兵式；还有个别地方为了形象工程，而大搞违背民意的强行拆迁；有的是一心要干一番造福子孙后代的宏大业绩，结果却办成了遗害百姓后患无穷的坏事；有的则将英明决策使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实施，有的将正确方针采用非法的手段去落实。凡此种种，无不让人感到切肤之痛。
不难发现，提高领导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了。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贫穷落后，也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是各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矛盾，严峻地考验着领导们。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就要看他们的执政水平了。而真正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者，便是那些具有相当的执政智慧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执政水平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民风，也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说领导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这可不是空话。无论党派国籍，大凡有成就的政治家，无不把领导工作当成一门艺术来对待的。然而，真正能够把领导工作上升到科学和艺术这个高度的人，确实不多。遗憾的是，现实中，有人总是把领导科学当成玩弄权术，施展伎俩，世故圆滑等不良习气混同起来，这是对领导科学的曲解和贬低，是庸俗政治学在权力场中的直观反映。这样一来，本来是崇高而美好的权力，就变成了龌龊不堪的东西。而当权力肆无忌惮时，权力就变成了灾难和罪恶。
现在有种现象很不正常。如果我说有的领导很优秀，人们就觉得可笑，似乎说只有说他们不好才更符合当官者的形象。这很可怕。党内的腐败毕竟还没到是官必贪的地步，总体上还是好的。我们实事求是地去看问题，就会发现，在一些地方，民间夸大了腐败程度，官方又夸大了廉洁程度。这都有失偏颇。礼尚往来一直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已深入骨髓。这个美德渗入官场，就不那么美了。凡是普通官员，几乎都会遇到请客送礼的事，不少卖官鬻爵者都是在这种往来中下马的。其实，我们的不少官员本质上是好的，他们并不想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可慢慢的，少数人就被这种最传统最温柔的方式搞垮了。在送礼者当中，有的纯粹就是为了达成某种交易。而有的并没有这种动机，可是，恰恰就在友好往来中，送礼者用他们的纯朴和善良培育和催生着腐败的机体，这种后果与他们的最初动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基于这些思考，我把古长书写成了一个复杂的智慧型人物，他收受过礼金，但他能够如数退还；面对种种复杂矛盾，他能够沉着应对；特别是在他当市长后，在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上，他鼓足了刮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