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慕尼黑美军机构里获得了一个平民职位，而且后来继续在美国本土的部队里做一个德语教师。1967年我被批准加入了美国籍，成了一位美国公民。1969年，我获得了来自于美国社会活动家编辑委员会的美国社会活动家奖。我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放到了旅游业上，力图促进世界的相互理解。
在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以前，我去了几趟以色列拜访了集中营的幸存者，我还种了几棵树，而且还尽我所能地捐了款。我与全世界的和平人士和人道主义者都有联系，如阿尔贝特·施韦策尔医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圣雄甘地被刺杀后的追随者等等。我还积极地参加了像利诺斯·鲍林博士所领导的裁减核武器运动的和平团体。我讨厌与极权主义者、仇恨群体、极端的狂热者和极端主义者有关的一切事情，尤其是那些对希特勒顶礼膜拜的群体。我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和平的热情的追求。我是在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环境下长大的，我克服了我在年轻时受到的教导，把和平的话语传遍全世界。
对于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身体和心理上解放了我。我最担心的，就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情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最重要的和平源泉是来自于人们的心里，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是不能改变的也不能被抹杀掉，然而未来要靠我们去创造，而且它的基础之一应该是诚实。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只有和平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长久。假如我们想阻止一切暴力行为的发生，我们必须在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倾向。
后记（3）
我结过3次婚。我的第一任妻子是我在德国碰到的一位美国教师，最终以离婚而结束，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兰塞姆（Margaret Ransom），我们育有一女。我的第二任妻子艾拉（Aila）在勇敢地与癌症做斗争后去世了，这次婚姻使我有了两个养子女。我与现在的妻子金姆于1981年10月25日，在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栅栏公园举行了一个日出婚礼。
安妮·玛利亚怎样了呢？1945年我被释放后的那个夏季的晚些时候，我又能走路了。我再次坐上火车，在萨勒河畔霍夫找到了她。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一位与她及时结婚的美国士兵，他们的孩子叫彼得。我的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和我在希腊遇见过安妮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比尔。2001年5月，我和现在的妻子金姆在慕尼黑遇到了她和她现在的丈夫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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